红楼论武：清代曹寅家族的军功
《红楼梦》被誉为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除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家族，《红楼梦》也有较多的军事描写，显示了四大家族的军功背景。比如《红楼梦》第七回曹雪芹借尤氏和焦大之口，道出了宁国公的军功背景：“他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第二十七回贾兰因贾宝玉嗔止他追射小鹿，便以军功风尚给自己解围：“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第五十五回探春以先辈军功艰难为由，主张厉行节约：“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你告诉他，我不混添减，混出主意。”这些描写不仅体现了贾家的赫赫军功，也显示了后期军功作风的蜕变。
为了深入解析《红楼梦》，近代以来大家习惯用文史互证的办法来探讨。自胡适以来，学界多将《红楼梦》与清国史挂钩，认为曹雪芹是清代曹寅家族之人，而曹家就是贾家的原型，以赫赫军功起家。那么曹寅家族在真实的历史中有没有军功？军功是不是如目前所传“战功赫赫”？曹寅在曹家武运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红学与清学的契合度有多高？等等问题至今多是糊涂账。接下来我们就尽可能以明确史料为基础，穿过历史的迷雾，去追寻这一著名家族的军旅足迹。
高大的先祖
曹寅的先祖曹振彦和曹玺等人，在清朝开国之际曾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等人，参与对明战争。学界对曹振彦和曹玺有没有立下军功，存在两个极端看法：一种认为此二人“军功赫赫”，一种认为此二人并无“战功”。这两种看法似乎都不太合适。
“军功”和“战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带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从清代的军功规定可以看出：“战功”指官兵前线作战的功绩，具体指杀敌取利和攻城略地；“军功”的范围要广，不仅包括“战功”，也包括“招抚功”，甚至“官兵劳苦”，至近代以来既包括作战功绩，也包括勤卫功劳。
尤其是“招抚功”，即官兵能够招降敌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为不流血的战功，非常划算。早在皇太极时期，它就被纳入军功范围内。到多尔衮时期，招抚功被清晰地列入军功制度内。顺治五年规定：“招抚兵一千名以上，船五十只以上，及官民未徙之全城者，统兵主帅分发将领，及将领下遣去招抚之人，俱准叙功。”按照这个宽松的规定，即便“下贱包衣”若能劝降敌兵，也能获得军功奖赏。
目前零星的清史资料难以证明曹振彦、曹玺是否创立了“战功”，但是无论以当时标准还是近现代军功观来看，曹氏父子还是有“军功”的。何以为证？
1、明清辽东曹氏有深厚的军功传统。冯其庸先生通过梳理《五庆堂辽东曹氏总谱》、清实录、明清地方志等史料，已成功证明了曹振彦创立军功，有时代背景、地缘业缘和家族人脉的优势。
2、军功规定的制度便利。曹振彦作为王府包衣，当过多尔衮的“旗鼓牛录章京”等职。按满族规定，在主子作战时他必须听从调遣，或前线协同作战，或从旁勤务招降，按清初宽泛的军功规定，有立下“战功”“劳绩”而得“军功”的制度便利。
3、曹振彦“因功加半个前程”。“半个前程”是清初低级世袭爵位，对一个下级包衣小官来说，可谓重大赏赐。一个汉族包衣小官，只有立下重大功绩，方能获得如此殊荣。黄一农先生综合考证后，认为曹振彦极有可能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和特殊的血脉关系，在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此曹振彦则立下了“招抚功”。
4、曹振彦的军政履历。曹振彦曾当过八旗军内的“教官”，后又升到“旗鼓牛录章京”，被皇太极特别允以“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后又转做知府、盐法道等文职。曹振彦在八旗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反映了后金权贵对其军政“劳绩”的认可和奖励。以清初军功标准来看，其招降功或劳绩被视作“军功”，没有不妥。而以近现代的军功标准来看，曹振彦有军功是毫无疑问的。
5、曹玺扈从多尔衮平定姜瓖之乱。康熙朝《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的两篇《曹玺传》都记载曹玺曾以“侍卫”身份“随王师征山右”，在平定姜襄叛乱中“建绩”“有功”，因此被顺治帝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管理銮仪。这是曹玺军功一个比较有力的佐证。联系战争的客观需要、曹玺的自身优势、与多尔衮的主奴关系、文献不言战功多赞文能、曹玺战后又能叙功，可推知：曹玺作为侍卫，带有警备性质，本职当为护卫多尔衮，亲临前线战斗的可能性不大；在扈从多尔衮征战大同姜瓖等部时，初出茅庐的曹玺，虽无赫赫武艺，最终却能建绩有功，应当是凭借出色的文言能力，协助清军缮写汉语文告或入城劝降，疏通内外满汉交结事宜，最终才得以战后叙功领赏。虽不排除曹玺射杀立功的可能性，但综合史事逻辑，其“功”似偏指“劳绩”或“招抚功”。无论曹玺的“功”是“劳绩”“招抚功”还是“战功”，以清初军功标准，均可算作“军功”。至于事后的曹振彦，目前的史料并不能证明他亲自参与了作战平叛。顺治九年的曹振彦奏本，可证明其为清军提供了善后支持，是平定山西中的一环，所有功绩当属“劳绩”，谈不上“战功”。
以上可见：曹振彦和曹玺战功不明，军功有据，即便没有清朝严格意义上的“战功”，但也应该是有“军功”的。而以近现代军功观来说曹氏有军功，基本上没有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曹家以军功起家”，并非完全无理，只不过他们获取军功的途径多来自政务后勤能力，当属“劳绩”或“招抚功”，而非直接的“战功”。曹氏军功多属勤卫辅助型，对军事有其佐助之功，然后受到上司赏识，成为晋升的一大基础，岂曰与军功毫无干系？
但曹振彦、曹玺的军功也谈不上“军功赫赫”。《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在《凡例》曾说：“尼堪等姓，军功显著者甚少。”联系曹氏的包衣身份、宦途经历、极少的军功记载以及曹寅的回忆，可推知：曹振彦、曹玺的军功实际上并不多，且含金量也不是太高，远不如五房曹恭诚一脉，相比满汉名将更是不值一提，否则其后代应当会大加宣颂。可从现有的清廷封告、旁人评说、曹寅诗文中看不到此类记载，因此不能夸大曹氏军功。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曹氏之所以能够评叙军功，主要是因为满洲大兵得胜和相对模糊宽松的军功则例，以及多尔衮等权臣的声望，才能勉强混在官兵中分一杯羹，实际上作用并不突出，更绝非不可替代。故若说曹振彦、曹玺“战功赫赫”或者“军功世家”恐怕离史实太远。但曹氏经历了战争磨砺，多少还是继承了先祖的一些军功风尚。那曹寅在曹家武运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军功泡影梦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等相继叛乱，引起天下震动。曹寅《句容馆驿》一诗说明当时曹寅已离京南下，协助乃父曹玺筹办防务。有学者认为曹寅到句容，是协助乃父参与扬州或江淮防务。此说不妥。曹寅和乃父参与的应该是江宁防务。为何？当时清廷在江浙的兵力和战防中心以江宁和杭州为中心，而非扬州。从谕令来看，江苏扬州虽闹过水灾，却基本无警，守卫价值不大，因此康熙并未发布防守扬州的谕令。康熙十三年，康熙征调江宁兵力驰援浙江平定耿精忠，造成江宁防务空虚。江宁一旦有失，大局恐有决裂。这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觉，故多次下旨令包衣左领、八旗军等前往支援。史称十三年在京部分侍卫奉命参与了江宁防务。曹寅是包衣兼侍卫，本身就是禁旅一员，是有很大机会的。再就政治地理来讲，二人所到的句容隶属江宁省，是其东南要冲，临近浙江耿精忠部，因此成为南防耿精忠北上的要地，构成了江宁大防守的一环。所以他们当时参与的应是江宁防务，而非扬州防务。
由于江宁无战事，所以父子俩在当地从事的主要是后勤工作，没有战功。而相比要员曹玺，青年侍卫曹寅在战防中的角色无足轻重。虽然如此，年轻的曹寅却常常想快马弯刀立军功。
康熙十四年三月前后，北京外围爆发蒙古察哈尔王叛乱，而“禁旅南征，宿卫尽空”，形势危急。康熙听从孝庄太后的意见，派图海征集了京八旗和“家奴之健勇者”，挥师北伐，不到两个月就粉碎叛乱。胜利后，康熙大加封赏。但多愁善感的曹寅却从未在诗文中提到这次战役。根据史料推演，弓马娴熟的青年曹寅错过了这次战役。一种原因可能是当时曹寅不在北京，尚在南京与曹玺协助防务；察哈尔王叛乱发生后，康熙因虑京防空虚，将曹寅在内的不少禁旅重新召回北京；曹寅奉命北返后，叛乱已被平息了，故没有平叛的亲身经历，也就谈不上印象深刻，却因南北奔波备尝军旅反复之苦，没有时间写诗抒情，导致他两年间基本未做诗，直到康熙十五年北京局势稳定后才开始增加诗文。另一种可能是曹寅已在北京，未能参与前线战斗，却因扈从杂役，备受军旅煎熬。《不寐》曾云：“晓车如秋潮，雷鸣过空堂。尘役苦无厌，附躬自彷徨。”
曹寅虽未经历蒙古平叛，但却经历了漫长的三藩战争。不过曹寅心有余而力不足，被圈在京城扈从康熙，不能亲身参与作战杀敌，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也就无所谓什么战功了。
尽管如此，曹寅身在樊笼心在外。他创作的《宿来青阁》《冰上打球三首》《闻恢复长沙志喜四首》《喜雨纪事》《过甘园》等诗歌，与战争密切相关。曹寅用诗歌体现了自己关注战局的进展，对重大战绩深表欣喜，钦佩和颂扬康熙的光明伟大正确，对战乱中的百姓多表同情，对阵亡的亲友更是深感难过。不过若要认为曹寅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注战局和民生疾苦，以至于积极毛遂自荐南下作战，未免异想天开。他所做有关战时民生疾苦的诗文并不多见，且给人的感觉多像官样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敢揭露清军的腐败无能。其诗文主要部分还是反映他在京城中的侍从、交游、偶感和闲时趣好，恰好反映了他的生活偏向，透露出青年曹寅对京城生活和个人状况的关注度，似比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要高。这与他的身份背景、狭小的生活圈子以及森严的制度密不可分。《圈虎》等不少向往闲适自由的诗，衬托出他京城生活的期盼与无奈。
面对三藩战争，他很羡慕那些建功立业的人，希望有朝一日创立军功，光宗耀祖。《宿卢沟题壁》说得最为直白：“十年马上儿，门户生光辉。明朝挟弓矢，应射白狼归。”但有意思的是，在说完豪言壮语之后，往往一转身就去与文人僧侣交结唱和，拍康熙的马屁，沉湎诗酒，然后不时做些闲适叫苦甚至愁怨的诗。因此“军旅诗”的比重要明显低于“闲怨诗”。这种反差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军功梦亦即亦离和内心深处的挣扎。他曾酒后赋诗：“人生贵自足，所获良不诬。”或许正是挣扎之后听天由命的选择吧。
曹寅之所以说“贵自足”，就是因为在三藩战争中，面对战事的不利乃至亲友的被杀，实际上曾有多次的“不知足”，很想效仿先人，杀敌建功，万古留荣。曹家祖孙三代，始终有一心结，即改换“下贱包衣”的身份。曹氏作为满人家奴，表面看似风光无限，但实则在夹缝中生存，生死荣辱全凭帝王的无常喜恶，稍有不慎便会家破人亡。若能南下立功，曹家从此扬眉吐气，可借机脱籍出头，走出包衣家奴的阴影，洗刷身份耻辱，建立相对稳定的家业，实现“门户生光辉”。
可是康熙始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诚如郑天挺先生的分析，包衣制度满足了满族权贵既想避免宦官干政之祸，又想得宦官内务之实用的双重需要。作为包衣的曹寅，文武兼备，满汉皆熟，性格忠顺，可谓是服侍康熙、充当眼线的优秀人选。深谙帝王心术和康熙岂有轻放和不用之理？在这些情况下，曹寅几乎没有南下作战立功的机会，被康熙牢牢地拴住，无法改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只能继续扛着父辈身上的低贱标签，被康熙反复利用。曹寅终其一生，为康熙当牛做马，劳绩甚多，更因连续接办康熙南下花销，以致败家，但康熙直到其临死都未让他及子孙脱籍出头。这是曹寅的人生悲剧，更是满洲权贵强加给他的悲剧。
渐变的后代
中年的曹寅，心态已老，再也不愿涉足危险的军旅，使曹家的军功风尚逐渐从主家转移到旁支脉。康熙三十五年，曹寅二弟曹荃于康熙三十五年扈从康熙参战平叛噶尔丹之役。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其间曹寅曹荃之亲叔曹尔正也参与其中。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清军普遍缺水，不少部队还常有缺粮的问题，以致大批官军兵困马乏，吃尽了苦头。康熙第二和第三次亲征的时间均选在了春季，正处西北少雨干旱时期，军中干渴可想而知，且又因路途遥远，大军粮饷接济困难，以致不少部队人马饥疲。像曹荃曹尔正这类低级扈从，挨饿口渴在所难免。而战时有不少人直接阵亡，或因缺粮水、染病身亡。曹荃曹尔正见到死尸为正常事，从死人堆里走出来是说得通的。这段特殊资历对曹荃争夺家权、继承家业有了更多的人脉和资本。
尽管两兄弟履历如此丰富，但曹家的军功教育并不到位。一则康熙后期，八旗的军事教育普遍下滑。二则曹荃英年早逝，曹寅子嗣凋零，曹家苟安享乐。曹寅等人对后代的骑射教育，主要是在家内进行，训练强度不大，技术难度不高，更未将其推进军旅进行艰苦磨砺，学习真正的作战本领。他们演练骑射，多是按例而行，实已退化。曹寅后人喜欢抓“巧宗”，走捷径，选择花钱买官，不会对家业之难有多少切身体会，反会进一步加速衰败。若曹氏后人反思家族兴衰的话，应该会重点提及军功风尚的蜕变。
巧合的是，曹雪芹多次在《红楼梦》中追念家族军功史，批评军功教育的退化。第七回、第二十七回、第五十五回的军功追忆便是例证。周汝昌先生认为第七回影射了曹家扈从西征的军旅史，可作参考。另外，第七十五也描写了贾珍“较射破闷”的闹剧，与曹家后代荒废变质相近。贾珍因居丧无聊，邀集纨绔“比箭较射”，暗地里吃喝玩乐。贾赦、贾政不明就里，“反说这是正理，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遂命宝玉等人跟着习射。不料贾珍却将较射蜕变成赌博，非但武功未成，反令贾府丢钱。比起尊重焦大的尤氏和念苦改革的探春，这些腐朽的须眉浊物，真是“上辱先人，下误后人”！
走出红楼梦
曹雪芹在反复提及贾家军功风尚的衰退，并非是无意的，是有意借此反思。他借焦大、探春等人，痛苦地反思历史，进而警示世人要居安思危，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为人莫苟且，时时要努力！
清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军功，对立功人员往往格外施恩，使其进可升官发财，退可降罪保命；对内可拓展基业，对外可光宗耀祖。曹氏先祖传承了先祖风尚，文武兼修，以致家业兴隆。但是到了曹寅，在内外不利条件和苟安心态下，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转型失败。后代受内外影响，不愿参与军旅谋取军功，多选择花钱买官，奢侈享乐。等到曹家后人醒悟过来，可惜历史已经不给曹家多少机会了。高鹗后四十回有关探春远嫁平海疆和贾家复兴的续写，可以看作是对贾家悲惨结局的同情。但小说归小说，现实归现实。无论《红楼梦》与曹寅家族史是否吻合，历史事实是残酷的。曹寅一脉后期一蹶不振，而高鹗的续写不过是一厢情愿，再也无法实现了。
这也提示我们要区分好文学演绎和历史现实的区别。文史互证，需要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而宏观的历史构建更要强调证据链的存在和完整。目前曹家所遗留的史料多属片语残迹，难以形成完整流畅的证据链。后人据此建构的图景非常有限，且再建的图景到底是否属实，也是疑问，很难与小说细节完全对号入座。非要这样，必会走火入魔，究竟能得到什么？诚如红楼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曹公编修红楼，本意是想帮助世人洞明事实，“走出红楼梦”，迈向真善美，构建更美好的社会。若我等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扎进红楼梦”，回到那个派系林立、尔虞我诈的世界，于人于己皆有不利，恐怕不是曹公所期望的。所幸人有常识理性。以往不少研究红楼的英雄好汉，在红楼内外磕磕绊绊数十载，最后都转向宽恕与平实，无论对与错，都是好事。若能都做到这些，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日可能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