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2年10月8日，夏公与巴老在杭州汪庄

一九八七年十月，夏公与茹志鹃

一

上海作协的东厅是接待中外宾客和召开主席团会议等的场所。数年前，厅里张挂起历届作协主席夏衍、巴金、于伶、徐中玉、罗洛、王安忆等的肖像照，还有一幅摄于1953年11月8日“华东作协成立大会”的“全家福”。我记得，这张原照我拿去翻拍放大前，作协同仁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东局宣传部任过职的老作家丁景唐先生对照片上的成员作过辨识，结果合影的101人中他认出了五六十位，其余的可能是外省的作协会员。我还从时任作协秘书长柯蓝的回忆文章中知道了合影前的一些小花絮。会前，柯蓝为设主席台排席位而犯难，上谁不上谁容易得罪人。身为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华东作协主席的夏公看出了他的心思，便说： “都是原班人马，就不设主席台了吧！在大厅摆长排椅子。我负责请陈毅市长来作报告。”夏公这么一说，压在柯蓝心头的石头随之落了地。

会议由夏衍主持，大家被陈毅市长引经据典、妙趣横生的讲话所打动，大厅里掌声和欢笑持续不断。会议开到中午12点过后才结束。从王开照相馆摄影师拍摄的集体照上可看到，夏衍主席就座于第一排，但我发现照片上少了副主席巴金。原来，巴金率中国文联创作组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我感到在东厅张挂文学前辈的照片很有人情味，让人有个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之地。因此，每次到作协参加活动，都会步入东厅驻足凝视，回想往事……

1987年10月。听说首任主席夏公要来作协会老友的消息后，我既兴奋又紧张，毕竟还是摄影初学者，在这样的场合拍照，心中没个底。午后，我早早等候在东厅门口了。没想到，夏公与我一样也是个“急性子”,他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到作协，然后拄着手杖缓步朝东厅走，在沙发前把手杖往边上一靠，独自坐下来，习惯地双手交叉作抱猫状，抽着烟。我见他熟门熟路的模样，想起他当年的秘书李子云的话——她说，夏公兼华东作协主席时，在东厅摆了个“测字摊”，每星期固定一个晚上接待来访人员，征求对文艺界的意见和建议，广受大家好评。那天，夏公和我说了些什么，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自语道：没变，还是老样子。

没过多时，老作家师陀、吴强、柯灵、于伶、王西彦、茹志鹃、辛笛、陈伯吹先后走进东厅。夏公与他们一一握手，口中报着名字。寒暄过后，大家围坐一起拉家常似的谈文学、叙旧情、忆故友。夏公还不时地询问坐在他旁边的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茹志鹃作协从市文联独立出来后恢复的情况。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俩的交流，心想，他们同样有上海作协“当家人”的经历，虽然任职的年代有所不同，但筚路蓝缕，所付出的劳累和遇到的困难是同样的。那天，东厅里笑声不断，我把这美好时光定格在了胶片上。遗憾的是巴老到家乡成都去了，与夏公失之交臂……

翌日， 《新民晚报》头版报道了夏公的这次活动，我拍摄的照片第一次上了报纸，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1990年， “夏衍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夏公因病未能出席，但他没忘为此出过力的工作人员。在开幕式上，他托李子云转给我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打开看，扉页上写着“正伟同志存念，夏衍。一九九零年十月”。在他名字旁还钤有一枚鲜红的篆体名章。

二

1992年10月5日，徐钤来电告诉说，回故乡杭州的夏公要到创作之家看望巴老。闻之，我就赶了过去。

次日午后，夏公在女儿沈宁， 《上海文学》副主编、文学评论家李子云及秘书林缦陪伴下，从下榻的汪庄来到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不巧，那几天门前的小道正在施工，轮椅车无法直达创作之家。夏公的右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断，终成残疾，行走困难。见此，员工找来两根粗毛竹捆扎在藤椅上，两人一前一后抬着夏公从茶园田埂上走来，这样的镜头以往只是在电影上见过，大伙见“滑竿”里的夏公被颠晃得东歪西倒的模样，都笑了。

巴老得知夏公来访，早在客厅等候了。进门后，两位老人握手相坐。已92岁的夏公，比五年前我在上海作协见到时清瘦了很多，但听觉仍灵敏。我与李子云在他身后小声议论“文坛三老”年龄，他听后转过脸说： “我同冰心是1900年出生的，我比大姐小26天，昨天，她在家刚过92岁生日。”巴老点头称是。

接着，夏公问巴老： “听说你还在看‘全集’的稿子？”巴老点点头说：“是啊！想做的事很多，手抖得厉害，所以写得不多，用眼看多些。”其实，巴老何止是一般看稿，我有事上他家，常看到他在为“全集”的每卷写后记，常累得直不起腰，眼睛充血，旁人劝也没用。夏公听了接口道： “要多保重身体啊！”巴老笑着说： “你也一样多保重啊。”

此时，创作之家员工端来点心，两位老人见是“山楂糕”，会心而笑。二老都喜好甜食，知道是特意为他们做的。夏公用浓浓的杭州“官话”边吃边聊，巴老则以四川话相对，所谈的话题很广，谈社会普遍关心的出版及文化建设，也关心青少年教育问题。加上沈宁和小林在一旁帮助传话，气氛也就热烈了。

一个多小时后，夏公起身告辞，创作之家已备好文房四宝，请夏公在签名册上题词，还有意把册页翻到巴老给创作之家题的手迹： “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的愉快的两个星期，谢谢你们。”夏公看后笑着说， “你们是有备而来的嘛。”说完，便俯身在签名册上写下了“宾至如归”。

巴老拄着拐杖缓步走到大门口，目送夏公的“滑竿”渐渐消失在暮色中。

过后，我问巴老与夏公的交往时，他说： “我与夏公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了，解放初，我们曾经在一起工作，夏公调北京后，见面机会就少了。”停了一会儿，他接着又说： “1980年，我同冰心组团出访日本前夕，夏公主持了我们的会议，会后，我们三人在一起合了影。1985年，我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夏公专程到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望冰心大姐，还在大姐家一起吃了饭。”巴老说到这，我想起1985年他与夏公在冰心家的一张合影照，三人同坐沙发上，笑得都很开心，夏公还怀抱着冰心大姐喜爱的那只花猫。我佩服巴老超强的记忆力，可是，他没说起与夏公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段旧事，我想他是不会忘记的。

1961年，巴金把194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憩园》寄给了夏衍，夏衍读后征得巴金同意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后被香港电影公司拍成电影。

同年，巴金在杭州花港招待所写了短篇小说《团圆》。在《上海文学》8月号上发表后，引起文艺界领导茅盾、夏衍、荒煤的关注。夏衍还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后搬上银幕，这才有了这部战争题材的经典影片《英雄儿女》。可是，在1965年末，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夏衍遭到公开批判。以往的友人怕被牵连，形同陌路，而此时从越南战场体验生活的巴金一回到北京，就偕夫人萧珊到夏衍家看望……

三

1992年10月8日，巴老得知夏公要回北京出席党的十四大，他在小林、女婿祝鸿生陪同下来到汪庄。车刚停，见夏公在5号楼门前等候了。那天，夏公西装领带，头戴灯芯绒礼帽，不失当年风流倜傥之风采。见面后，巴老问：“你要回北京？”夏公答道： “是的，明天回去参加会议。”

这天秋高气爽，汪庄显得格外明媚秀丽。两位老人坐着轮椅徜徉在西湖边的林荫小道上，边行边赏盛开的桂花和各种争奇斗艳的名贵花木。轮椅被推到大草坪上停住了。二老面对西湖尽情地沐浴秋日阳光。当巴老问起共同熟悉的日本朋友时，夏公说：“因体力不支，我一般都谢绝见面了，但有些日本外宾到京时，会转弯抹角地传话来，说巴老、冰心我们都见了。我听后，情面难却，也只好见了。事后，我问冰心大姐，才晓得根本没这回事，他们也学会了钻空子，真拿他们没办法。”一席话把巴老给说乐了。此时，我见两位老人手里都提着拐杖，面对面谈笑风生的模样，便迅速对准镜头，连按快门。夏公见到这张照片后，用他与生俱来的幽默作了点评： “两个老叫花子……”（见沈芸《往返于大六部口和武康路之间》）

同年秋，夏衍托殿熙给巴老送来生日花篮时，巴老对殿熙说： “这次在杭州相见很好，夏公身体好，虽然瘦些，但没什么大病。”

1994年春，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摄影图片展将在北京图书馆展出，我与徐钤应邀参加布展。4月13日，我们一下飞机就来到大六部口14号的夏公家。我们穿过四合院中的曲径回廊，经过竹木葱郁、宁静整洁的庭院，走进了夏公的工作室兼卧室。也许殿熙把我们的行程事先告诉了夏公，他午睡了一小会儿，就坐到藤椅上等候了。已是小阳春了，我见他仍穿着毛衣，猫咪蹲在暖气管道边上。能看出，他的身体明显比往年更差。那天，他见到我们显得格外高兴，把我们叫到身边，当我谢他送书给我时，他笑着说，不用谢，书就是给人看的嘛。接着，夏公问起巴老的近况，听到住在杭州汪庄5号楼时，他连声说： “我熟悉，前年回杭州也住5号楼。”我们拿出从杭州带去的蚕豆和春笋，他见了，笑道： “噢，又能吃到家乡菜了。”他知道春笋和蚕豆在暖气中老得快，赶紧叫护理员小方放进冰箱。

临别，我取出一枚“夏衍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的纪念封和一幅巴老的肖像画，请夏公签名题词。他拿着高倍放大镜对着纪念封上的签名读着：“巴金、冰心、沙汀、萧乾、刘白羽、曹禺、于伶、黄源……”没读完，他就说，都是老朋友，你能签到不容易啊。随后，他拿起笔在自己像边签了名。

接着，夏公拿起书桌上的巴老画像端详着说： “好，画得传神。”放下后又说： “让我想好了再题。不急，过两天来取吧。”几天后，我同徐钤上门向夏公道别，刚走进四合院，沈宁就告诉我们夏公因感冒住进了北京医院，并将题了词的画像交给我。我站在庭院里，默视着夏公房间的窗户，后悔不该让夏公做这件既耗神又费力的事。想不到，夏公这次再没出院……

胸椎骨折初愈的巴老得悉夏公去世的消息后，当天，我见他在小林的帮助下，用颤抖的手握笔给夏公的女儿写了唁函：

沈宁：

病中惊悉夏公逝世，不胜哀悼。这是我国文艺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夏公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夏公的精神常留人间。

特此吊唁，务祈节哀。

巴金

1995年2月6日

不久，亲属按照夏公遗愿，将其骨灰撒入故乡的钱塘江中。在以后的日子里，巴老听我读过夏公的回忆录——《风雨故人情》及《文学报》上整版的《长风，为夏公送行》等悼念文章。每次到杭州，巴老总会坐着轮椅在汪庄的西湖边静静地待上一会儿，望着微起涟漪的湖面，缅怀故去的老友……

四

2003年初，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唐文一主任对我说，他们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手打造一套以插图形式，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丛书，让我给他分担一本。我知道用图片来反映作品的时代背景、地域文化、风土人情是桩费工又费时的活，正犹豫，只听他说了句：“你来编夏公的《上海屋檐下》。”我听到是夏公的书，又是在中国百年话剧史上素有北“茶馆”南“屋檐”之说的《上海屋檐下》，便欣然接受了。

为让读者更好领略这部经典剧作的艺术魅力，我熟读了夏公在1937年创作的这部作品。它以西安事变结束为时代背景，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党政府大批释放历年来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夏衍身边有不少熟人和朋友有类似经历，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这部三幕话剧，开始起名“重逢”，后改为“上海屋檐下”。

为了准确地反映当年的生活场景，我请教了饱经风霜的长者。编书的过程中，还得到过同样热爱夏公的有识之士们的相助。如走访著名作家白桦的夫人、电视剧《上海屋檐下》中扮演施小宝的王蓓老师时，她不仅向我详细介绍该剧剧情，还热心牵线，使我从饰演女主角杨彩玉的秦怡老师处借到了电视剧录像带。

翌年，我拿着自己编的《上海屋檐下》新版本，翻看拍摄、搜集到的图片，感到这部作品更直观、更通俗易懂了。无意间，做了件方便读者阅读的事。由此，对夏公病中为我题词心存的内疚和不安也平复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