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方维规曾在德国学习和工作20年，2006年回国，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文艺学研究中心，今年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文学与戏剧”学部）。方维规教授多年致力于文史哲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相关成果在比较文学、文学社会学、概念史、海外汉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讲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的一些说法，有趣而耐人寻味，例如他对“跨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记 者：方老师好，您是上海外国语学院77级德语系的学生，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直到1986年开始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您当时在上外教大一的学生，具体教什么呢？

方维规：其实1986年去德国之前，并不都在教书。1984年去北外读研，那是一个在职研究生班，同学都是年轻德语教师，中德联合培养，北外两年，德国一年。读研之前在上外德语系教书，教大一也就是德语入门ABC之类，我是上外附中德语班毕业的，外语发音当然没问题，上基础课很轻松，不用多备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时也开办了德语课程，由我们德语系承担，我不是专职做那个的，但也代过一些课。

记 者：您1986年去了东柏林的洪堡大学求学，硕士论文写的是鲁迅和布莱希特的比较研究，据说这篇文章在国内就写完了，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

方维规：改革开放以后，早先出去留学都是公派，学德语的去西德留学，等到我们班快出国的时候，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又缓和了，全班被派往东德。

关于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我在读研的时候写过一本小书，就是《布莱希特》。我跟有些布莱希特专家有点熟，比如中央戏剧学院的丁扬忠，社科院的张黎，都是老师辈的。我还参加了中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布莱希特研讨会，国际布莱希特协会主席那次也来了。另外，我没记错的话，陈平原早先写过一篇关于布莱希特与鲁迅的比较研究文章，肯定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我们的视点不完全一样。说实在的，选这个题目，就是为了省事。我们去东德的任务之一就是写硕士论文。写完论文再去，就可以有很多时间用于观光。一年时间里，不但把东德转了个遍，还去过三次布拉格，看看卡夫卡的故居长什么样。

记 者：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871-1933）——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您还发表了很多关于形象学和比较文学的文章，是不是您最初感兴趣的是比较文学？

方维规：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那些“文革”中被禁的外国小说又重印出版了。你一定在电影里见过饥荒时抢粮的场景吧？抢购书就是那场景，每天都有一堆人在书店门口等开门。因为太拥挤，上海的有些书店干脆先通过门窗把大家要抢的书卖完再开门。到了80年代，译著中也有不少理论著作，都是以前不知道的理论，以前哪知道韦勒克？当时读书的劲儿真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也是那时才知道有“比较文学”。

最初感兴趣的确实是比较文学，而且跟学外语出身有关系。比较文学也在80年代慢慢红火起来了，我在读研的时候翻译了狄泽林克的《比较文学导论》，后来从东德到西德，就是到他那里去读博。他是欧洲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首屈一指的大家，不少人称他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跟他读博，也就选了你说的那个题目。我后来写的教授论文，也是做形象学的，从以前做过的“他者形象”研究转向“自我形象”研究。我现在任职于文艺学研究所，你问我最初的兴趣是否是比较文学，是不是认为我改行了？其实，所谓“文艺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说法，是做文学理论的，而在西方，做文学理论的就在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的基础上做理论或提炼理论。当然，其他有些学科的人也可以做理论。不过你也没问错，我现在也不是老在做文学理论。即便做理论，也对传统做法兴趣不大，未必会得到多少认可。

记 者：您从事概念史研究的起源是1996年开始参加哥廷根大学的“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项目，当时德国已经开始依托数据库来进行学术研究，但国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投入实际应用。您是怎么通过这个项目开始对概念史研究感兴趣的？当时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具体困难吗？

方维规：是的，我1996年受聘担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加了你说的那个项目，那也是我后来从事概念史研究的起点。电脑当时在中国还未普及，互联网在中国刚起步不久。我们那个项目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中国近代文献中的重要学术用语的数据库。没过多久，金观涛、刘青峰他们也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系统的数据库建设。

我们项目组召开了两次比较大的国际研讨会，也邀请了不少中国做近代史的学者，都是这一行的名人，有些人还在我们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认识他们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不小。开学术研讨会，就得写论文，我最早的概念史论文也是在那个时候写的。朋友多了，就有人约稿，我最早的中文概念史论文《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于1999年在《史林》上发表，2000年又在北大的《中外法学》上发表《东西洋考“自主之理”》，两篇文章好像在中国学界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可能是此前国内学界还不太了解概念史方法。至少到90年代晚期，我们占有当时很多国内学者还不容易得到的中文文献，比如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双语辞典。数据库用起来很方便，不存在您问的困难，只是觉得数据库还不够大，同我们今天知道的那些数据库不可同日而语。

我还想说的是哥廷根大学的天时地利。这个大学的图书馆隶属国家图书馆，中国的线装书特别多，而且基本上是开架的，查起来很方便。另外，著名的“马普历史研究所”也在哥廷根，我有幸旁听了他们召开的“哥廷根史学对话”国际研讨会，会上还听了概念史头号人物科塞雷克的演讲。我对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兴趣也可以说是际遇造成的。

记 者：您2006年回国任教后，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文学社会学课程吗？您在《文学社会学新编》和《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中提供了关于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对于了解文学社会学有很大帮助。15年来，您觉得国内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有哪些进步，依然存在哪些问题？

方维规：好可怕啊，已经15年过去了！这么说吧，在这15年中，我还从未用过任何一本教材或其他人的东西来上课。我的想法是，其他人的东西，图书馆或网上都有，学生可以自己去看。上过我的课的学生都知道，方老师上课就是读他的文章。没错，我上课都是讲自己的东西，刚发表的或将要发表的，或者正在写的书中的章节。但也不只是读，那是没法打发一个学期的时间的，我是边读边讲，一篇文章可能会讲三五节课。自己写的文章有心得，自然可以讲好多。上课的文章当然也不是乱拼凑的，总有一些中心单元。我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到德国很多教授的影响，他们上课就是读，当然不是读其他人的东西。德国大学人文学科基本上没有教科书，有时会提供参考书目，自己去读。我觉得，大学是应该允许老师有自己的特色的，这对学生没有坏处。很多老师都有自己专攻的东西，有自己的特色，让学生在读书期间见识各具特色的东西，收获一定很大。

上文学社会学的课，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是童庆炳先生觉得文学社会学很重要，希望我能开一门课。德国有一句谚语：“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发现童先生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尽管1980年代就有文学社会学方面的译作或译文集，但是缺乏系统性，而且有些译文是很成问题的。我想，既然做了，就尽量做好，用了很多时间来赶写上课的讲稿。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太多中国做文学社会学的人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有些文本需要自己动手翻译。就这样，就像一些电视连续剧一样，边播边写。

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听课比较累，原因就是我那读稿子的教学方法，学生不能走神，否则跟不上。当时我还不用PPT，也就是PowerPoint，可能也是受到德国有些学者一种说法的影响，即没有内容，或不够深刻，可以用PPT来遮羞，PPT是学术的卡拉OK。后来美国也有一种说法，PPT既无Point，亦无Power。当然，我现在上课也用PPT了，可能是思想贫乏了吧。教了两年文学社会学，恰巧我们文艺学学科要出一套“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我便带领学生编一本有点特色的教材，花了不少时间，学生的译文也得下功夫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门课也促成了我写那篇《中国翻译重灾区》的文章，当然不只针对中国的文学社会学译文，其他许多理论著作的译文也很糟糕。说来奇怪，我反对教科书，自己却也编了一本。你说得对，我还专门写过关于许京、卢卡契、本雅明、阿多诺、西尔伯曼等人的文章，阐释一些文学社会学的关键思想，后来收入《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中。

对于最新发展，我没有多加关注，或者说了解得不够深入。广义说来，文学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是一回事，原理是一致的，艺术是个大概念。在我编的那本书中，阿多诺主要采用艺术社会学之说。最近几年，艺术学领域的少数学者开始关注艺术社会学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另外还有个别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尝试用社会学概念和眼光探讨文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学作品理解为社会理论的认识媒介。在文学研究圈内，也有少数学者尝试通过社会史路径，也就是借助对历史中的社会构成的理解，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宽泛地说，这些方面都可以看作文学（艺术）社会学的新进展，值得进一步关注。

记 者：您多次谈到，当今一些“跨文化”概念在使用中经常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一些文学和文化批评者常常滥用概念。不过我想到布莱希特《人就是人》中的一句对白，“只有一次，就是一次都没有”。与“跨文化”概念相关的还有“文化间性”和“多元文化”概念，您觉得对概念的滥用究竟是过度重视，还是无视？

方维规：记得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说，我的不少文章中有“以讹传讹”字样，我转用孟子的说法来辩解，不是我好辩，是不得已啊！无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发现那么多以讹传讹，总得辨析一下吧，否则我没法往下讲，文章没法往下写。

我在《“跨文化”述解》中探讨了你说的这个问题，那是一篇辨析概念的论文。我们知道，观察当代多元文化社会和国际交往，有三种常见的形式：“多元文化”“文化间性”和“跨文化”，它们是许多学术论著中的关键词，也常见于文章的标题。三者因论题相近而常被混用。与这三个外来词对应的英语词是“multiculture”“interculturality”和“transculturality”。在不少人眼里，这三个概念似乎不言自明，可以信手拈来，“跨文化”或许是用得最多的。我那篇文章主要是想揭示不少人运用这些概念时的张冠李戴现象，而且一开始就没弄清楚。话要说回来了：真的要说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也不见得。张冠李戴，不是也很好使吗？用到现在了，也没给多少人造成理解上的麻烦。不错，我知道我的辨析文章肯定改变不了现状。

但我应该是出于好心才写这篇文章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学人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知道这三个概念的区别，特别是“文化间性”和“跨文化”的区别，应该是有益的。关键是，我们要知道它们的区别。既然是外来概念，那么你的理解就有可能与外人的理解不一样，内涵不同，联想也可能相差不少，这或多或少是语言本身造成的。正是一个词的语言形态，外国人可能“一目了然”，而翻译成中文，未必总能得其要领，或者根本不可能翻译到家。比如“transculturality”（跨文化）的拉丁语前缀“trans”，有“经过”“穿越”“去那边”“到对面”“超出”等意思，这些词源上的意义已经显示出，“跨文化”是跨越不同国族的界线，行走、穿越于不同文化。外国人看到“trans”，有些理解不言而至，“跨”有“包涵”之意，是兼而有之，是融合。这在中文的“跨”中，未必总能体现出来，所以与外国人打交道，或召开国际会议，就是跨文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就是“跨”了（“跨文化交流”），其实常常只是发生在“文化间”的事情，即拉丁语前缀“inter”所表达的意思。

好的，不咬文嚼字了，简单说吧：“多元文化”比较好理解，说的是各种文化同时并存，承认差异和平等；“文化间性”说的是不同文化的相遇，建立某种对话关系；“跨文化”则是利用共存，突破文化界线，是改变传统和现有文化、创造新文化的社会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当今社会的必然选择。从每天的早餐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许多跨文化因素：喝豆浆，吃面包、香肠……当然，“跨文化”不只体现于我们赖以为生的衣食住行，不只是麦当劳和可乐，而是全方位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trans了。

许多人或许并未意识到，我们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异质”因素组成的。何为认同？用大白话说，就是我认什么、不认什么，或者说，我要的是什么。这和买衣服没什么两样，认同是自愿的，无法强迫，这与文化自信或讲好中国故事并不矛盾。我说的跨文化是一种世界现象，从来不是单向的。在西方，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豆腐，而且还有和我们不一样的吃法。我认识的学中文的外国人，没一个不喜欢吃饺子的。我说的都是些平常的事情，其实在精神领域也是如此，海德格尔那些人从中国文化中吸收了太多养料！只有文化自信的人才会跨文化、才敢跨文化，他知道不会在跨文化中丧失自己。

记 者：您当初回国，是否感到在中国进行研究才能切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母语是否对研究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阿多诺在二战结束后返回西德，临走前写信给马尔库塞说，只有回到德国，他的研究才能影响到自己想要影响的人。您对自己的研究在影响上作何考虑？

方维规：回国到现在，尤其在前十年，跟人聊着聊着，就会冷不丁问你一句：你怎么想到回国的？为什么会回来？仿佛我刚回国不久似的，现在问的人少了，但还是偶尔会有人问。一个直接原因可能就是留德20年吧，当然也不都是留学，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说实在的，当时出国，又从东德到西德，总的说来是想留在那里。记得工作以后，有一次偶然在使馆碰到一个同校读博的中国学长，是搞理工的，他回来得早，已经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他当时就曾鼓动我去他们学校，我用“以后再说吧”搪塞过去了。不管怎么说吧，不是回来了吗？

就在我回国不满一年，顾彬（Wolfgang Kubin）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我的德文译作《问鹤——白居易诗一百五十五首》给予很高评价，他对我的形容有点夸张。包括顾彬在内的一些德国朋友，对我回国任教都表示遗憾，觉得是德国学界的损失。这话中国人并不容易理解：你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德国学者，何来损失？但德国人不这么理解。比如，德国历史悠久的《德国学者辞书》（Kürschners Deutscher Gelehrten-Kalender）中就收录有我的条目。对他们来说，你用哪国语言从事写作，就应该被看作这个国家的作家或学者。在德国传统中，语言具有本体论意义。顾彬也特别强调，语言不只是表达内容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内容。他很喜欢谈论语言，在多篇文章中说及我的德语。我用德语发表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您说的外语、母语什么的，应该不是我回国的主要原因。

在德国，我在传媒专业任过教，但主要是在汉学系工作，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文学，是海外汉学的直接参与者之一，但也很关注国内学术的进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学术在很多领域的开拓和推进，呈现出相当有深度的学术品质。我确实想过，如果我的研究能够切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直接与国内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便能更有效地回应不同议题。这样，我便尝试介入当代中国学术的不同领域，对于不同学科的问题，也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您肯定知道，我不但写论文，也写学术随笔。至于您说的影响，那是阿多诺那种段位的人才有底气说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做学问吧。

当时在各种学术交流中，我交了不少国内的朋友，这里比那里热闹。你肯定听说过，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冷清。另外，我虽不是酒鬼，但很喜欢跟朋友们一块儿喝酒聊天，谈天谈地谈学术，中国的高度酒要比欧洲的好得多。就这样，有一次偶然在网上看到北师大的一个海外招聘信息，就动心了。

记 者：今年您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学界如何看待您的汉学研究？

方维规：我前面说过顾彬对我的译作的褒奖，并不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也没让他写。德国汉学界的人都知道，他常写书评，而且向来刻薄。吹捧的书评，会让人觉得你没有学术眼光。欧洲学界究竟如何看我的汉学研究？这个很难说，不知道人家背后在说些什么，我只能说些见之于白纸黑字的东西。

就说我的教授论文吧，《觉醒与反抗时代的自我认识：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那是用形象学方法撰写文学史的尝试，将近700页。我前面说过，用德文著书立说，就被看作德国学者，这没说错，但也不全。我毕竟是在中国长大的，德国人必然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中文是我的母语，研究中国文学自有得天独厚之处，我看中文材料可比他们快多了，而且读过的中文书肯定也比他们多，对文字的把握也不一样。德国汉学家可以做一些专题研究，或者研究某个作家或一类作家，要写我那样的书，要看的书可就太多了，他们很难做到。另外，顾彬主编的那套“中国文学史”，属于通史类著作，通史有通史的写法。其中，他自己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只有两章内容。而我是明确采用形象学方法，用形象打散各类作品，又用形象打通它们，也就是用形象来组合篇章。卜松山（Karl-Heinz Pohl）说这部文学史著作出版之前，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系统论述，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你的问题实际上也关联到德国汉学的现状。对我回国以后出版的一部德文专著，顾彬也写过书评，文章开头又表达了他对我离开德国的惋惜之情：方维规这样的学者，本可以让德国汉学摆脱其小家子气和土气。他说话总是这么狠。对当今德国汉学，我不想多说，但我的莫逆之交鲍吾刚（Wolfgang Bauer），或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瓦格纳（Rudolf Wagner），他们已经去世，或者顾彬、卜松山、施耐德（Axel Schneider），这样的学者在年轻一代汉学家中已经很难求了。当然，在美国这个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也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