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10月11日，“天一阁与流散书籍访归中外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召开，正式宣布启动天一阁海内外流散书籍访归工程。访归工程将尽力让流散在外的原藏书通过数字化等不同形式回归天一阁，最大限度保护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沈津等20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应邀出席，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齐聚天一阁昼锦堂， 就古今典籍流散问题展开探讨，并为天一阁海内外流散书访归工作出谋划策。本报特将陈红彦、沈津两位专家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天一阁作为一座私人藏书楼在中国藏书史、文化史上堪称奇迹。庞大的藏书数量，天一地六独特的阁楼形制，“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外姓人、女眷不得进楼的严格管理模式，使得天一阁七万多卷藏书能够长时间神秘地存在延续。然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战祸、盗贼盗窃、抗战中被炸等劫难，饱受时局动荡与战乱的天一阁藏书流散似乎难逃厄运！

天一阁访书从其不断流散时起便一直不断。国家图书馆前辈与天一阁书的渊源一直没有中断。

国家图书馆与天一阁的渊源

赵万里先生登阁观书、撰文介绍天一阁藏书。

1931年8月，时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两次亲临天一阁， 与郑振铎、马廉，停留一星期。因范氏族长不在，未能登阁看书，成为遗憾。但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他说到：“这一次到甬的成绩，除了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发现了一部天一阁旧藏明蓝格钞本锺嗣成原本《录鬼簿》和贾仲名《续录鬼簿》，合隅卿、振铎和我三个人的力量，以二日一夜之力，钞了一部副本以外，没有其他惊人的发现可以值得称道。”

1933年，赵万里先生因家事返回宁波，与马廉又重登天一阁。承鄞县县长陈冠灵、鄞县文献委员会会长冯贞群协调，范氏族人答应开阁七日，供他们阅览。他们每天早六时到阁阅书编目，晚七时出阁休息。七日到期，编目完成。由鄞县县长主持公祭阁主，摄影后访书结束。七天间，他们过目书2000多种，发现了阮元《天一阁书目》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未著录的200多种书。计划编纂《天一阁书目内篇》为每书撰写书志，但可惜收集的资料抗战时期散佚，部分在近年北京泰和嘉成拍卖会上出现。与内篇同时，赵万里先生还计划搜集历年散出的书籍编成外篇，曾抄录宋荦抄本《天一阁书目》。

1930年、1931年曾看了涵芬楼藏天一阁旧藏珍本。1934年，整理笔记，录天一阁旧藏史书26种。《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说到的书毁于日军轰炸。

1934年2月，赵万里撰有《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二文，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 卷第1 号上。文中评价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文献的价值，总结了天一阁藏书散出的原因，初步探讨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的史料价值。

1961年11月，赵万里受原文化部委托在天一阁调查文物，阅览多部旧籍，外篇最终未能编成。

购归天一阁散佚书籍

晚清以来，天一阁藏书陆续散出，其中一部分先后为北平图书馆购藏，以方志、别集为主：1930至1931年《北平图书馆馆刊》及《北平图书馆图书展会目录》载北平图书馆收得方志三十五部，抗日战争前夕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今存台湾；

民国3年（1914），天一阁藏书为人盗出约千部，后售予上海几家书店，吴兴蒋氏从中所得最多。蒋氏藏书散出后，得自天一阁的明别集多为北平图书馆（原国家图书馆）所购。

民国19年（1930），国家图书馆前身曾举办十七年至十九年采访成果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五号登载了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展览会目录》，目录展出的书中注明为“天一阁藏书”的有二十余部，主要为方志、登科录等。

辗转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天一阁流散古籍。

郑振铎先生在抗战中与国家图书馆配合抢救古籍，避免珍贵古籍流失海外的同时，因个人研究需要，收集了大量古籍。赵万里《西谛书目序》中称：“西谛很早就开始收集唐宋以来词人的著作。记得一九三〇年夏天，我在他上海虹口东宝兴路寓所中，看到他新收的天一阁旧藏的几种明版词集。中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词》、夏旸的《葵轩词》、陈德文的《建安诗余》，纸墨俱佳，十分漂亮，但作品功力不深， 风格不高，值得一读的寥寥无几。

西谛对于散曲的搜集，也非常努力。天一阁旧藏明钞本《张小山乐府》、汪廷讷校刊本《陈大声乐府》、嘉靖间刊本秦时雍的《秦词正讹》和杨廷和的《乐府余音》、杨慎的《陶情乐府》、王九思的《碧山乐府》、殷士儋的《明农轩乐府》，以及金銮、王磬、梁辰鱼、冯惟敏等四词宗乐府，他所收藏的本子，不但是很有名的，而且是非常罕见的。”

这些珍贵的古籍1958年郑振铎先生夫人高君箴遵郑先生生前意愿，捐赠国家图书馆。

在赵万里先生为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四部丛刊》三编本《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撰写的跋文中，称右《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四卷，明嘉靖刻本，乃四名范氏天一阁故物，今归北平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藏书中天一阁旧藏的主要来源

赵万里先生在其《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中，评价天一阁书的价值一是明代方志，二是明代登科乡试等录，另外还强调明铜活字本唐人集子，强调南北所见的至多不过四十种，阁里多至八十余种，这真是“下宋本一等”的奇书。并认为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

文中说到阁书外散的原因：

（一）由于修《四库全书》，阁书奉命进呈因而散落的。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从范懋柱手里提去了不少的书，据《四库全书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计算起来，共有六百三十八部。这一类的书上，有一个客观的标识，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长方形朱记，文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书壹部，计书几本。”开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封皮上的朱记有时为妄人割去，至大方印则时时可以遇到。《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翰林学士拿还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转辗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我见过的此类天一阁书，约有五十余种。

（二）由于乾隆后当地散落出去的。 阁书在乾隆以后，虽有阮云台学使出来编目替它捧场，然同时阁书颇有流落阁外者。卢氏抱经楼为前清一代四明藏书家后起之秀，他的藏书里最著名的一批钞本《明实录》，就是天一阁的旧物。此外宁波二三等的藏书家，如徐时栋、姚梅伯之流，以及到过宁波做过官的，如吴引孙有福读书斋、沈德寿抱经楼， 都有天一阁的种子分布着。我可以说凡是宁波旧的书肆里遇着皙白干净的明刻白棉纸书，十之八九都是天一阁的遗产。

（三）由于民国初年为巨盗薛某窃去的。这一次是天一阁空前的损失，至少总有一千种书散落到阁外。阁中集部书无论宋元明，损失最多。即明季杂史一项，所失亦不在少。登科录和地方志，去了约有一百余部。转辗由上海几个旧书店， 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当时以吴兴蒋氏收得最多。号称孤本的明钞《宋刑统》就在里头。现在蒋氏书散，整批明别集流归北平图书馆。其他登科录及明季史料书则归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沪战起时，作了日本飞机队的牺牲品。此外我所认识的上海、苏州几位藏书家，也都有少数天一阁的遗藏分布着。在我日记簿里载下来的，此类书已经超过了五百种。

赵先生还说：根据上述几个原因，编辑天一阁阁外现存书目，是刻不容缓的事。我打算外篇与内篇一同印行，我希望各处的藏书家，都能帮助我实现这一个弘愿。

天一阁书寻访实际在赵万里先生那个时代已经在做计划调查流散阁外之书了。

赵先生曾在东方图书馆看天一阁旧藏书，在其《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中称“我现在把当时记录下来的明季史料属于天一阁旧藏的摘要钞在下面，以供留意四明文献和明季史料的同志参考”。赵万里先生在其中摘记“属于传记类的”“属于边防类的”“属于地志类的”等26种，并表示“除极少数外，无一非绝无仅有的秘籍。……自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经过日本飞机队轰炸以后， 一律化为灰烬，除了我日记簿上一些痕迹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国家图书馆藏天一阁旧藏的核查

2021年10月11日，天一阁博物院、宁波社科院联合举办天一阁论坛，邀请各收藏单位以及研究人员探讨天一阁流散书的访归问题。庄立臻院长、饶国庆副院长让阁书回家的诉求让与会者感动，而天一阁同仁开展的基础工作倾注了心力。在会上饶国庆副院长还宣读了倡议书，希望倦鸟归巢，游子归乡。

笔者认为寻访天一阁旧藏，开展阁书的整理，是文献研究的一个途径，在全景式的探索中对藏书史、文献传播、书籍史等均是有益的尝试。但是书籍流散的历史也是藏书史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形成的现有的格局，收集民间散藏书入馆可操作性更强，而对于现存公藏机构的天一阁旧藏而言，开展数字化建设，共同参与研究，整合资源，加以利用，是集聚更多的智慧挖掘整理研究可行的途径，如同二十年前，通过国际敦煌学项目，让散藏各处的敦煌遗书通过网络提供学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国家图书馆存有天一阁旧藏有一定体量，部分记录不明确，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甄别，其他收藏单位或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天一阁历史上散出古籍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确定。但是无论如何，古籍在当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受重视，通过协作，共同研究、交流，把这些范钦等前人历经艰难困厄保存下来的珍贵古籍文献保护好，永久安全传承，同时以各种方式方便各个层面的读者利用，真正让其泽被后世，嘉惠学林，服务社会，恐怕是对历史上藏书家和书籍文献保护者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