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罗伟章的《镜城》延续了自己广为人知的写作路径，为我们描述了城市中“失败者”的底层生活。小说并没有出现城中村这样鲜明的标签，反而通过种种转折与意象制造出扑朔迷离的情境，通过陈永安这个身份极度普通的人来展现出一种挣扎错乱的生活困境。

小说中出现了冉俊、王总等多个行动元，但真正展现出生动具体的形象与性格特征的却只有“我”这一个角色。“我”是一个追求成功的失败者，是常被打回现实的梦想家。在镜城的经历也一直以“我”——即陈永安为叙述视角，呈现的都是“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尽管叙述视角与角色可能相对单一，由于陈永安自身存在的强烈的矛盾性，小说情节仍旧显示出现实与梦想的明暗交杂。“我”受到谢延的邀请来到镜城写剧本，到豪斯酒店参加见面会，“我”原以为谢延会将“我”引荐给总裁、导演等人，但没有任何人理他，他显得比“我”还要紧张；于是“我”很快从被引荐的梦想中清醒，并且意识到自己在见面会上孤军奋战。王总宣布会议开始后“我”对自己的工资进行了预估（“我只拿走两亿的百分之五，就是一千万”）、并认为自己绝非无名之辈；但转而“我”发现自己并不能像另两个竞争对手一样说出聪明话来，便又立刻脱离成功的梦回到现实。女人打电话叫我去榆树巷又让“我”拾回了信心，但“我”又很快认识到女人的来电不过是自己的臆想，自己也只能在房间里写着惠明帝的剧本。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我”试图思考，但又马上将自己从思考的“梦”里拉回，因为自己只能服从，只能遵从导演的指示。此时“我”已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败。

这样一连串的机遇的到来与陈永安的清醒，构成了陈永安所了解的镜城。一场场的期待与失落如同一次次的潮起潮落，这种潮起潮落没有留下任何能让其他人赶潮般兴致勃勃探索的经历，只有黏重的沙子记录着海水的呼吸。陈永安来到镜城是为了求得成功，但他作为镜城中被边缘化的人无法抓住他所期待的机遇。直到谢延的真正面目被揭晓，他被彻底划到失败者的范畴，至此，陈永安离开家乡另谋生路的出逃彻底结束，他期盼成功的梦也正式宣告破灭。

谢延在冉俊口中成为了一种符号：“凡成功者都看不见他，只有失败者才能看见他。”谢延是镜城中的镜子，是一层镜像中的又一面残酷的镜子，他充当了成功与失败的区分标准，小街上流动餐点的妇人和陈永安都被划分为失败者，与之相反的，豪斯酒店里的导演等人代表着成功者。谢延同时也成为从他人言语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意象，陈永安自一开始就能看到谢延，可能是由于在想象的预期中形成了自己的异化身份，由过往经历与现实生活引发了对自己失败者身份的认同。谢延并非是一个单纯确切的主体——流动餐点的妇人叫谢延“张老师”——他其实是镜城中如陈永安一样被归结为失败者的底层居民的相似者。

但在陈永安的视角中，仍然有一丝希望——尽管他承认这样的期望对长期经历失败的人来说显出了极度的不真实。谢延的身份仍然是一个谜，陈永安在镜城中仍可能有立足之地。仅仅几个段落，我们便瞬间从陈永安的彻头彻尾的失败被揪出，丢在了待定的阶梯上。

正当我们还在思考陈永安的剧本最后是否被采用时，小说最后一转：原来这一切都是陈永安的一场梦。此时，谢延不定的游踪、未定的身份，以及陈永安叙述时思绪的游走便具有了合理性。既然如此，回过头来，我们或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曾祖和惠明帝的段落夹杂其中。我们不妨认为曾祖父和惠明帝是陈永安的代言：尽管他说“我已遗传了曾祖父失败的基因”，但不可能否认曾祖父是他屡败屡战的志气的来源与象征；惠明帝自虐式的对背叛的回味也可能代表着陈永安一直忍受却又渐渐接受的失败者的身份。

故事发生在镜城，镜城的镜是镜子的镜，镜城里的一切都是对生活的写实性的映照。一切都是一场梦，“梦是虚构的现实，但虚构的现实却与现实本身沆瀣一气”。陈永安的梦并不是美好的，他无数次在漫游的长梦中离开故乡，或许来到镜城，又或许来到其他地方。他试图通过梦来出逃，在梦里去寻找或许存在的可能，但哪怕是最自由的思考都被禁止。这种梦是黯淡的，因为陈永安是清醒的，即使是在梦中，他也不停地给生活设限、频繁地对自己幻想进行敲打。最后他醒来，过着自己真正的生活——钢筋铁泥世界里，无数尘埃飘荡却又无法离开的生活。他对此感到幸福——像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我们不能忽略他次次出逃求索的清醒梦。或许人生来就是受苦，但英雄主义便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