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万方1952年生于北京，作家、剧作家、编剧。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代表作有非虚构长篇《你和我》、小说《纸饭馆》《空镜子》、电视剧《空镜子》《女人心事》、电影《日出》《黑 眼睛》、舞台剧《冬之旅》《新原野》等。作品曾获“金鸡奖”“金鹰奖”“文华奖”等各类奖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0月的倒数第二个周日，万方出现在上海图书馆报告厅。一场由她主讲的题为“从《雷雨》到《雷雨·后》”的讲座，吸引了百余名读者。

来者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还有带着孩子一同前来的家长。他们之中既有万方的书迷，也有她的戏迷——那个周末，恰逢她主创的连台戏《雷雨》《雷雨·后》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还有许多人是为曹禺而来。作为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他所创作的《雷雨》《北京人》《原野》等作品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人们期待从曹禺之女万方的讲述中，了解一个更真实的曹禺。

讲座结束后，记者在后台见到了万方。她衣着朴素，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却又洋溢着情感。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她，谈起父亲、谈起创作，眼里依然闪烁着青春的光芒。

还是要拥抱那些细微的感受，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最近，万方的行程排得很满。从华中来到华东，接着又要去华南。

连台戏《雷雨》《雷雨·后》每到一地，都会邀请观众花上半天的时间共赴一场戏剧之约。作为《雷雨·后》的编剧，万方也要跟着跑，一遍遍地看戏，一次次地与观众交流，回答各种问题。

可以想见，人们无法抛开《雷雨》来谈《雷雨·后》。而万方也坦诚地表示：“没有《雷雨》，便不会有《雷雨·后》。”

毕竟，岁月变迁，对于复杂的人性与无常的人生，我们需要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思考与回声。身为曹禺女儿的万方，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解放周末：《雷雨》太有名了。几十年来，它不断地被重排，还被改编成各种戏曲和影视剧版本，影响了一批又一批观众。您是怎么想到要创作《雷雨·后》的？

万方：的确，《雷雨》已经演了80多年了，现在仍然能看到各种剧种、各种版本的改编，我也经常会被邀请去看这些新的尝试。坦率地说，有的改编我觉得很好，有的则让我觉得“哎，可能不是这样吧”。我作为一个编剧，会感到不满足。

以前我没有动过念头。有一次正好和濮存昕在剧场碰见，他告诉我他也想排一部《雷雨》。当时时间有限，我们没有细聊下去，但我一下子就被激发了。我就是编剧呀，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写一部呢？下定决心之后，就立马写了起来。

既然是改编，那就不能还是照着《雷雨》来，何必呢？但如果完全抛开《雷雨》去做一个新剧，也没有意义。后来我想到，《雷雨》的原著其实是有序幕和尾声的，里面只出现了一对孩童兄妹议论住在这所阴森大房子里的两个老人，但众多演出中几乎都把序幕和尾声删去了。而《雷雨·后》正是从这一点切入，从剧中人物的老年开始讲起。经过时间的冲刷和洗涤，在故事中还活着的人现在是什么样？他们会怎么回忆过往、追忆青春？

解放周末：人们确实会好奇，时间作用在人物身上，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万方：时间就像流水，随着人的阅历和生命体验越来越丰富，对于生活、对于自己的遭遇也许会有些更深层的感悟。我希望这部戏能把这些展现出来。

有观众问我，晚年的周朴园、侍萍和繁漪是否都已经进入自我和解的状态。我个人觉得，人的很多痛苦、焦虑，很多时候都是和自己过不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是要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的。

在《雷雨·后》中，年老的周朴园每个月都会去看望这两个曾经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女人，这就是一种自我和解与自我救赎。侍萍能够活下来，还能和周朴园、繁漪相处交流，实际上也是一种救赎。这个人物就像大地一样，经受一切、包容一切，人生的所有苦难她都能接得住。更重要的是，接住了之后，她还能对他人抱有一种怜悯，她会想，众生皆苦。侍萍的生命看似平淡，实际是非常有力量的。而繁漪一如既往，非常的决绝，所以最终我让她离开这个世界，获得另一种解脱。

解放周末：濮存昕导演的新版《雷雨》也已经与观众见面了，而且就在落成不久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演出。您去看了吗？

万方：看了。我感觉这部戏中最打动我的一个点，是“死去的爱”。周朴园和侍萍这两个经历了伤害与被伤害、爱与被爱的人物，在命运的残酷安排下又见面了。时过境迁，两个人要怎么面对对方？死去的爱情，会呈现出什么样貌？这是令我比较触动的。

解放周末：濮存昕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这版《雷雨》的情感基调是“走出雷雨，走向光明”，这与《雷雨·后》的处理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万方：我想还是不太一样的。《雷雨·后》不是走向光明，更多的还是救赎与怜悯，既是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如果说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情感，那便是无奈吧。一个人走到最后，还能怎么样呢？

解放周末：曹禺先生在80多年前创造的这些人物，至今仍在被不断地品读、挖掘。但现在有一种现象，即部分观众会很快地给人物贴上标签，比方说一看到周萍爱上两个女人就说他是“渣男”“海王”。这是您不愿意看到的吧？

万方：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很多信息都浮于表面。但我们在真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又是很复杂、很丰富的，符号化的认知无法将我们引向更深处。人的一生只有这么长，你是愿意让自己的生命体验更丰富呢，还是愿意让其变得更简单、单薄呢？也许人和人的追求不完全一样，但我觉得还是要拥抱那些细微的感受，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的追求，已经成为他的本能

曹禺有4个女儿，三女儿万方是公认的最像他的那一个。

他们都有极为细腻的情感，还有强烈的对生活的敏感。他们都选择了书写，在文字的世界里寄托自己的情感，追寻生命的自由。

父亲走后，万方总是在不经意间回想起两人曾经的交谈，想起父亲对她说过的话。他们会分享喜欢的音乐给对方听，会交流彼此新看的戏、新读的书。“我的任何感受，不管美的、丑的，或是多么不合规范的，他都能够理解。”

万方说：“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能和我心心相通的人，就是他。”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1952年，16岁去东北插队，在那之前，一家人都生活在北京铁狮子胡同3号院（现张自忠路5号）。小时候对父亲有什么印象？

万方：记忆中有这样的画面：我和同学们在院子里跳皮筋，一头拴在海棠树上，另一头拴在家里廊子的杆子上。我们跳啊跳，一扭头就可以透过书房开着的窗户看到我爸爸坐在那儿写作。那时候是夏天，特别热，当时又没有空调和风扇，他就在房间里摆一个大盆，里面放着冰块，这样来解暑降温。

我爸爸那时经常会被请去看戏，我和妹妹就会一起等他回来。我们住的院子，平时只开着一个小门。晚上门一开，外面的街灯照进来，我和妹妹就特别高兴，以为是爸爸回来了。但经常不是他，而是院里其他人回来了。这种等待的次数太多了，让我印象很深。终于等到爸爸回来了，他看见我们就会把我们抱起来，再一块儿疯闹一会儿。我爸爸是一个很率性的人，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显露出孩子般率真的那一面。

解放周末：他不是那种严父？

万方：他其实很会鼓励孩子，必要的时候推一把。我记得小时候学游泳，我说我不会游、不敢下水，他就一下子把我扔到水里。实际上那个水很浅，脚完全能够着，但那时我受到惊吓，扑腾了半天脚都没着地。他一看，还是出手把我拽住了。我又惊又气，开始打他，他就在那儿哈哈大笑。还有一次学骑自行车，他在后面扶着我，推着我往前骑。骑着骑着，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他早就没跟着推了，但其实我也已经学会怎么骑了。

小时候我还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书。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我拿一本书边看边吃，其实不太好，但他从来没有严厉地批评过我。倒是他老了之后，有一次回忆起来说，你呀，小时候一吃饭就把一本大书杵在面前……我知道，他一直是鼓励我看书的，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

解放周末：他还早早地把您带进了剧院，看了很多戏。

万方：对，我小时候看了很多戏，包括《雷雨》《芦花记》《太太学堂》等等。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爸爸就带我到后台，站在侧幕条看戏。从侧幕看戏有种特别的感觉，和台上的演员离得那么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这些人既是你认识的又不是，仿佛眼看着一个个魔术师，他们变的魔术叫作“创造角色”。

我感觉我是非常幸运的，正因为有这些经历，让我从小就对舞台、对剧场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解放周末：1978年，您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在《剧本》月刊当编辑。1980年，您进入中央歌剧院任编剧，之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他最后离去。长大之后和父亲的相处是怎么样的？你们会聊些什么？

万方：什么都会聊吧，比如看了什么戏呀、读了哪些书呀。一起散步的时候，看到季节的变换、花开花落，都会彼此分享。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吃好晚饭，我们去公园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他不见了，就急忙回头去找他。当时他隔着我十来米站着，正看着别处，我连着叫他几声“爸！爸！”，他也没理我。等我走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才看到不远处一对年轻的情侣走过。他转过头来，发出一声感慨：哎呀，青春真美好！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的追求，已经成为他的本能。

还有一次交谈，距离他最后离去的日子已经不久了。他那时已经非常虚弱，没有什么力气说话，我就推着他的轮椅，在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走。他忽然问我，哎，你最近在写什么呢？我当时正在琢磨一本小说，还没动笔，但已经在构思故事，就跟他讲起大概有哪些人物，各有些什么处境。他听得很仔细，听罢还主动提问：噢，那这个人就这么走啦，离家啦？好像真有这么些人存在似的跟我聊着，关心着人物的命运。那会儿我觉得，他整个人是有活力的。

一开始我也没多想，陪他散完步，就把他送回病房。过了两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他是在询问我的写作的过程中重新感受到创作的欢悦了。他走了之后，我更觉得这真是命运的馈赠，给了我那么一段下午的时光。

解放周末：看得出来，曹禺先生非常享受和您作这样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的交流。尽管他最初并不希望您也走上写作这条路，但当您真正成为一名作家之后，他还是非常关心您。

万方：当初他说不希望我写作，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理解，是因为他个人曾在十年浩劫中遭受过各方面的否定，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经历这种可能的遭遇。但当他知道我真的能写并且决心以此为职业时，他还是支持的。

我记得很清楚，小说《杀人》在《收获》发表的时候，我爸正在住院，我就把杂志拿过去。等过两天再去看他，一进门他就抓着我的手说，小方子你可真能写呀。听完我心想，行，我能吃这碗饭了。

他曾对我说：“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所谓“平静”，我想这与他的老境有关。他希望人能够有一种安宁的心境，如果这种心境能够从工作中取得，自然是很好的。再有就是“快乐”。写作的时候，我们能用文字来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获得的是一种身心的愉悦。这是真正的快乐。

只有拥有了自由的心灵，才能写出真正好的东西

2020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这一年，万方出版了长篇非虚构作品《你和我》，追忆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父母周围的人们。

为了写这本书，她“在心里准备了十年，克服了种种心理障碍才开始动笔”。她也毫不避讳写作时的困难：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觉得喘不上气，屋里待不住了，就“啪”地一下合上电脑，走到街上。回到家后，看见老狗乖乖在柜子底下睡着了，她便也趴下，匍匐在柜子前面的地板上，看着乖乖。在它无声的陪伴下，人渐渐缓了过来，慢慢感觉又能写了，“破碎的心已经又粘合起来”。

这样“折磨”人的一本书，万方终究还是写了出来。“写这本书，就像生一场大病，又像治愈一场大病。”

解放周末：您在《你和我》中详细地写了爸爸和妈妈的故事，追忆了许多往事。回忆，或者说是追寻一些过往所发生的事，会让您特别心痛吗？

万方：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是要打破心里的闸门，直面最让我痛心的那些时刻。开篇我写了我妈妈的去世。那是1974年，她是吃安眠药过量走的，我当时二十几岁，不在她身边。作为女儿，我16岁就去插队，后来又去当兵，没有为妈妈做过什么。随着我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想念她，想为她做点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你年轻的时候，虽然你是爱你的父母的，但你并不想去了解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他们，你的兴趣、热情和他们没什么大关系。我经常会想到，妈妈还在的时候老是喊手疼，还会把手伸出来，其实是希望我帮她捏一捏。但我那时候不懂。直到她不在了，我才重拾对她的回忆和爱。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她写出来，把我所了解的她的最真实的生命历程呈现出来。

解放周末：您的妹妹万欢对这本书的写作似乎抱有另一种态度。她认为您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

万方：我尽自己所能最大限度地去寻找这些“碎珠子”。我相信真相存在于寻找之中，寻找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真实。

我特别感谢我的继母李玉茹。书中所公开的我爸爸妈妈的那些书信，是她给我的。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的信，几十年来经历了多少搬迁，居然一直被保存着。1996年我爸爸去世之后，继母把信交给了我。我看着这些薄若蝉翼的小宣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般的小字，有些字迹都很淡了。我努力地辨认，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这些信件内容敲进电脑里。

读完这些信我才知道，妈妈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一辈子经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她实际上经历了特别灿烂的爱情，这样爱与被爱过，她是幸福的。

解放周末：讲座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到曹禺先生晚年面临的写作的痛苦。您其实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您没有回避父亲的痛苦，甚至是缺陷。

万方：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爸爸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家，他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有敏感、脆弱、胆小的一面。我想，一个勇士、斗士般的人，可以在时代的潮流中选择任何一条路，也许就不用拿起笔写作了。但我爸爸是一个感情充沛到极点的人，是一个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艺术家，他选择了写作。

之后很多年他没有再写剧本，不是不想写，事实是写不出来了。爸爸的晚年，我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看到了他的痛苦，这痛苦就来自于他写不出东西。他那时候有很多头衔，“主席”“院长”……他排日程的记事本上，写得满满的。但他并不高兴，每天出去，风风火火地回来，衣服一脱往沙发上一坐，人疲惫不堪。他会经常看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然后在那叨叨：“托尔斯泰多了不起，那么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了。我也要出去，我要放弃嘴的生活，我要走路，我要靠脚走出我的路来。”有人用“江郎才尽”来形容他，我认为是大错特错。关键是他开始怀疑自己，他的根基被动摇了。

我曾经说过，爸爸给我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生命的核”，是自由的感觉。这个很重要。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只有拥有了自由的心灵，才能够写出真正好的东西。爸爸的真诚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我说他真诚，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他的真诚在于，他把全部真诚倾注于作品里，当不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时候，他就写不出来了。

解放周末：对自由的追寻，是您和父亲生命中共同的关键词？

万方：我觉得，他的心时刻向往自由，但是人活着不可能完全如意，所以他会痛苦。自由真的是我们人生中第一可贵的，永远不要失去对自由的渴望与爱。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写完这本书之后，自己更有定力了。

万方：对。原先觉着好像不回头看就没事，但真的去面对那些所谓的恐惧、烦恼、焦虑之后，反而会把一切看得更清楚。这也是一个吸收、接受的过程。人变得更有定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