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谈当代小说中的人民性书写
柳青（左二）和皇甫村村民在一起。资料图片
《创业史》 柳青 著
《保卫延安》 杜鹏程 著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光明书话】
新中国成立72年来，当代文学作品记录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巨大成就，书写了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迁以及人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红色经典文学作品高扬了为人民写作的文艺观，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从而构建了当代文学的精神源泉与审美追求。其中，陕西作家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等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书写，最能体现出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活来源、时代故事与后世影响。
作家的信仰与生活实践
当代小说中的人民性书写来源于作家的信仰与生活实践。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大都有陕甘宁等革命老区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生涯，他们的文学写作与中国革命、建设活动高度融合，将个人的写作与历史的进步、人民的新生活融合在一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且，他们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自觉响应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写作”的文艺政策的召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如柳青所说的那样：“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作家创作中的热门题材，通过描写战争让民众深入了解现代革命历史，深刻地感受新中国成立的曲折与辉煌。杜鹏程作为随军记者，亲身经历了保卫延安的全过程，目睹了指挥员、战士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场面，这让他感到：“如果不把英雄和烈士们所创造的惊天伟业，如果不将他们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这段悲壮而伟大的历史写下来，就于心有愧。”在这种使命的召唤下，他创作了《保卫延安》。
作家亦选择去书写“乡土中国”的变化，力图从农民的视角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成就。柳青放弃了北京中国青年报编委和副刊主编的职务，1952年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一年后，他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定居在皇甫村的庙里，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史诗之作”《创业史》。在长安的14年里，他成了一名农民，关心农民疾苦，捐献稿费解决农民生活中的难题，投身于改变农民命运的社会实践中，践行文学的社会使命，“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
王汶石也全身心投入到渭河平原农村生活中，从办农村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他挂职咸阳任县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动员兴修水利和秋收秋播。他给自己立下了“描绘新人物，讴歌新时光”的创作信条，他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大都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故事背景，塑造了党员干部、妇女队长、青年农民、木匠等新的英雄人物形象。
谱写时代精神和时代故事
当代小说中的人民性书写反映了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时代故事，塑造了革命英雄人物，谱写了时代精神的赞歌。作家通过对理想英雄人物尤其是对民间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歌颂，体现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体现出信仰与人格力量，散发出崇高的美学风格。这些作品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爱与对人民的爱，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
《保卫延安》再现了延安保卫战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小说塑造了彭德怀、周大勇、李诚、王老虎、卫毅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精神风骨。彭德怀运筹帷幄又平易近人，周大勇在艰苦斗争中由一名战士成长为出色的指挥员，忘我工作的李诚是政治工作干部的典型。王老虎、卫毅以及炊事员李全厚、李振德老汉的故事也让读者为之感动。周恩来总理给予《保卫延安》这样的评价：“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杜鹏程认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赞誉呢。文艺评论家冯雪峰认为，《保卫延安》在艺术上成功地描写了我们的人民英雄，在中国革命战争小说中“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
柳青的《创业史》以基层党员梁生宝发展互助组一波三折的故事为主线，表现了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大变革和农民思想情感的变迁，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徐改霞等普通人。梁生宝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奋斗的革命精神，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勤劳保守的梁三老汉的转变，可以看到老一辈农民思想转变的艰难性。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的反面形象衬托了梁生宝大公无私、克己利人的精神境界。
与之呼应的是，王汶石的短篇集《风雪之夜》是对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群像展现。《风雪之夜》通过一个新建社制定新年生产规划的故事，反映了“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塑造了在大风雪中奔走忙碌的区委书记严克勤，展现出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新结识的伙伴》中塑造了老女闯将张腊月和吴淑兰的形象，她们的英雄性格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的性格的特别鲜明的表现”，她们的个体经历阐释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杜鹏程评价王汶石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新时代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仅从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通向更光辉的未来。当然，这并不会说，这些人是天生的革命者。事实上，他们是在党的教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不断地得到提高”。
形成为人民写作的文艺观
当代小说中的人民性书写形成了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尽管他们的作品有历史局限性，但他们形成了革命文艺传统，塑造了革命英雄人物，描绘了生动逼真的细节，唱响了“为人民而歌”的时代主旋律，贡献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之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对后世作家的价值观念、写作方式以及审美追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进行了继承和创新。
路遥小说中的人民性书写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写作过程中与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路遥在《杜鹏程：燃烧的烈火》的纪念文章中说：“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同样，路遥视柳青为自己的“文学教父和人生导师”。他写《平凡的世界》时，曾深入到铜川鸭口煤矿和陈家山煤矿体验生活，当他走出煤井时，他感受到：“只有在井下生活过的人，才懂得阳光的价值。”《人生》《平凡的世界》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交叉地带”青年的奋斗史和心灵史，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典型形象。在彼时各种文学思潮喧嚣，他仍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予人物传统道德的审美理想，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因他在当代文学上的贡献，先后被评为“改革先锋”和“最美奋斗者”。
陈忠实说柳青、王汶石的作品“许多年来都让我沉醉”，还曾经被称为“小柳青”，最终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继承与超越了柳青和王汶石。他独自待在故乡，写出了《白鹿原》上的历史风云，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白灵、黑娃、田小娥等人。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秦腔》等展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后所遭遇的深刻变革，以及农民的心灵史，力图书写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性画卷。陈彦的“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塑造了刁顺子、忆秦娥、火烧天、贺加贝等人，他认为写作者要有良知去点亮普通人身上人性的光亮，“关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写他们在大时代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我写作一贯的追求。”这就是他认为的“人民性”书写。
回望当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历程，几代作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当中，强调从现实生活出发，刻画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创作反映时代进程的主旋律作品，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到文学创作中，在行动上接近人民，在情感上与人民相通。这种文学情怀和文学追求，为新时代谱写中国故事提供了可贵的参考。
（作者：韩红艳，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陕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