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茅盾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回望和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继续稳步发展，无论是研究视野的拓展还是成果质量的提升，均呈现出探索性、创新性面貌。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袂编纂的大型文献《茅盾研究年鉴2018-2019》（赵思运、蔺春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打造的体现当前茅盾研究特色与走向的学术成果。

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和收录了2018年至2019年间茅盾研究大事记、较有代表性的茅盾研究的论文、著作以及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的要目和摘要。这就为人们审视茅盾研究的现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参考。总体看，这些成果呈现出两个较为鲜明的特点：第一，更加紧密地勾连了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深层关联，简单说也就是跨学科特色。文学作品本就是审美主体创造力释放的产物，它们或是反映社会生活，或是透视世人的内心世界，或是展现历史更迭，又或是寄寓某种哲思，因此，鉴于茅盾及其作品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跨学科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全面、系统、深入解读茅盾及其作品的一条有效途径。茅盾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趋向，展示了茅盾研究者们力图打破思想壁垒、探寻新的研究范式的不懈努力，激活了人文学科间的互动和对话，为茅盾研究的创新注入了新资源、新能量。第二，较为恰当、合理地运用史料。在当前学界史料研究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情势下，如何恰当、准确地让史料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支撑，尤其是让史料活起来、合情合理合逻辑地为作品风采的再现提供有效的支撑，是当前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观该书，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史料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材料堆积与展览，而是被更有效地解码与赋义。学者们在搜集、整理和运用史料时，更加注重结合茅盾的生平经历及作品赖以产生的复杂背景等各种因素，充分发掘史料的多元价值与多元指向，从某种意义上让茅盾及其作品的相关史料活了起来，当然也就深化、细化和提升了茅盾研究的整体水平。

作为2018年至2019年间茅盾研究领域主要学术成果的合集，该书所体现的跨学科研究和重视史料研究的特点，总体上是呼应着茅盾身份的多样性、创作的多元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等实际历史样态的。茅盾研究的学者们在新的情势下，不断拓宽视阈、跨越学科边界，在文学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诸多学科紧密交织的宏阔天地中深钻细研，力图发掘茅盾作品中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乃至更为含混的人文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等要义。比如，杨联芬的《新文化运动与“女性主义”之诞生》一文以茅盾率先将“Feminism”译为“女性主义”为切入点，追溯了“女性主义”在“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后的多重面相，在解决相关无谓纷争的同时，将研究重点投放到“女性主义”的译介对建构新文化和新道德的促进作用。比如，罗维斯在《躁动的社会阶层与绵延的再造文明之梦——〈子夜〉新论》中，由《子夜》人物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出发，肯定了小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绅士阶层演变分化现象的生动展现，并深入阐释了这种展现在茅盾本人的个人理想、情感偏向等作用下，最终导致了小说政治性与审美性的撕扯。再比如宋炳辉、陈竞宇的《接受途径、译介策略与文化价值倾向——论茅盾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与中国文学建构》和冯波的《“乡土茅盾”的“矛盾乡土”：基于三十年代译介的观察》等论文，侧重于从译介领域阐发茅盾的文化选择和文学世界建构；史新玉的《〈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则从电影生产的视角探讨小说《春蚕》影视化过程中所包孕的复杂政治意涵。上述诸篇仅仅是随机举例，其实该书收录的《移步换形的抗战书写与仓促换调的〈清明前后〉》（李永东）、《〈子夜〉对国民革命的“留别”》（妥佳宁）、《左联时期的茅盾与瞿秋白——从迎合到疏离的心路历程及其根源解析》（田丰）、《革命文学语境中的启蒙异声——以〈石碣〉〈豹子头林冲〉〈石秀〉为中心》（吕银飞）、《“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隐性叙述——以〈茅盾日记（1953-1966）〉为例》（蔺春华）、《略谈郭沫若对鲁迅、茅盾的不同态度——以郭沫若的〈戏论鲁迅茅盾联〉发表后的情况为例》（廖久明）、《茅盾旧体诗词（1949-1976）探幽》（赵思运）、《时代女性与茅盾小说》（刘涛）等论文，均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恰当的切入视角，为茅盾研究疆域的拓展、内涵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该书的“史料新考”篇共收录了11篇文章。学者们在搜集、研读和运用史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还原作品生产或是作家某种观念萌发的历史现场，将研究引向更辽阔的阐释空间。比如，钟桂松的《茅盾史料二则》在充实茅盾生平资料方面颇有贡献，为我们了解茅盾在中学时期的生活及其后来的人际交往、性格特征提供了宝贵资料。雷超在《茅盾与〈妇女杂志〉第六卷革新》一文中，结合新发现的茅盾佚文《本杂志今后之方针》，论证了茅盾革新《妇女杂志》的史实和功绩。刘铁群的《关于茅盾“雨天杂写”系列杂文的史料问题》以茅盾于1942年创作的“雨天杂写”系列杂文为研究对象，不仅留意到这组杂文在被文集收录时常常存在内容残缺、介绍信息混乱等错误，而且进行了细致考证、系统梳理，纠正了诸多错误和不完善之处。此外，《新发现的李霁野致茅盾信及茅盾〈简·爱〉未刊译稿》（刘明辉）、《单演义关于编选〈纪念茅盾〉的书信释读》（宫立）、《茅盾与〈呐喊〉〈烽火〉杂志相关史实辨正》（杨华丽）、《抗战时期茅盾佚文考述》（金传胜）、《在“人生”与“艺术”间摇摆——茅盾选集本篇目变化探析》（王棋君）、《三十年来首度发现茅盾抗战时期小说佚作——被遗忘的〈十月狂想曲〉论略》（邓龙建、凌孟华）、《中国现当代文学日译本过眼录——之武田泰淳译茅盾小说〈虹〉》（裴亮）、《茅盾的国文老师张子芩》（乐忆英）、《鲁迅致茅盾的九封书信发现始末》（葛涛）等论文，大都渗透着学者们丰富的知识储备、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以及强烈的探索精神。上述诸篇论文表明，学者们在论述中对茅盾繁复的精神世界的探知、对现实文化语境的强调，使得他们的研究没有止步于史料的提供或展览，而是让史料在说明和阐释茅盾及其作品复杂图景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让史料活起来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

书中所提到的论文和著作体现了茅盾研究者们对研究对象的投入与执著，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学术的热爱与敬畏。比如杨扬的《茅盾研究点滴谈》一文，针对近年来茅盾研究的总体趋势和新的态势，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分析、评判和总结。王嘉良的《理性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钟桂松的《茅盾：却忆清凉山下路》、阎浩岗的《茅盾丁玲小说研究》等论著，以及《茅盾：〈文艺报〉的奠基者》（黄发有）、《立足现实 关注当下——论茅盾经典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王卫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茅盾》（铃木将久）等论文，不但体现了茅盾研究者们的创新努力，而且充分展现了他们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

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连同消费主义观念的蔓延，给文学生产和文学研究均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在新时代更为客观、公正地评价茅盾及其作品？如何在参照和反思以往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全面深化茅盾研究，让茅盾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思索。年鉴的问世，让我们有了一个管窥当前茅盾研究的窗口，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如何以同情式理解的态度、如何设身处地地回归历史现场、如何强化学术创新的内驱动力、如何以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向世人展示一代文学大师和文化巨匠的复杂的精神世界、丰富的美学价值、充沛的历史底蕴和广阔的社会内涵，依然是茅盾研究界的学者们矢志不渝的学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