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山大作家班学习生活琐忆
1988年的济南秋景，让我的生命染上了别样色彩。9月16日这天早上我从莒南火车站上车，到达济南站时已是下午。提箱子背包走了一段，在经二路坐上1路公交车往东去时，路边满是凋零的法国梧桐叶子。看着不断延展的落叶黄，我心情激动，也忐忑不安。我知道，在我老家，父亲还在生气。他认为我在县委组织部干得好好的，突然转行去学写作，一定是“神鬼拨乱”。我认可他说的“神鬼拨乱”，因为我从24岁那年秋天莫名其妙地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在公社、县委工作了八年还是贼心不死，33岁这年春天得知山东大学招收作家班，不假思索决定报考。那时，我仅在报刊上发表了十来篇小说，到底能不能吃写作这碗饭，没有一点点把握。但我去山大学习的决心比钢铁还要坚硬，就找县委领导表明志向，开明的领导竟然点头放行了。我近乎疯狂地看书，参加了成人高考，于9月初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才知道，我的考试成绩在全班排第三。
入学前我已得知，山大作家班的举办一波三折。招生是山东省文学讲习所组织的，他们打算与山东大学中文系合办作家班，但因为考试成绩过线的人数太少，未获省成人招生办公室批准。文讲所所长卢兰琪女士初心不改，坚持要办作家班，在文讲所全体人员的艰苦努力下，眼看开学在即，又因为别的原因，这个班不再联办，由山大中文系接手。当时在文讲所供职的刘强先生曾在2019年第1期《时代文学》发表题为《作协文讲所与山大作家班》的文章，把这件事讲得比较详细。
那时山东大学有老校、新校两个校区。但我们报到的地点不在老校，也不在新校，而是在二者之间的历城区政府招待所。我下了公交车走进去，迎面是一座五层旧楼，院里有花坛，有竹林，还有几棵大柳树。楼门口有指示牌，让山大作家班学员到四楼报到。上去一看，走廊里人来人往，同学们大多报到了。班主任王培元老师在迎接我们，把我送到朝阳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很大，竟然安了四张双层架子床和两张普通木床。我来晚了，下铺已经没有，只好爬到了一个上铺。一屋住十人，这让我感到意外，想一想两年前参加省委组织部一个培训班时的待遇，有点儿失落感，心情像秋日落叶一样狼藉。但转念一想，又对自己说，你是来求学的，不是来享福的，于是平静了心情整理床铺。过了几天，王老师与招待所协商，调整各房间住宿人数，我们屋只住六人，让我从上铺下来，去了靠窗的普通木床上。
入学当天傍晚，王培元老师把我叫出去谈话，让我担任作家班班长兼党支部书记，我听了直摇头，心想我要是当官的话，还不如不来呢。我说，我来山大，是想全心全意读书，提高创作水平，您还是让别的同学干吧。王老师说，这是系里的意见，觉得你最合适，你还是把这担子接下来吧。听他这样说，我只好点头。他还说，让孙晋强、张丽娜担任党支部委员，郝永勃担任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他给了我一份学员花名册，上面有四十多位，其中有一些名字我在报刊上多次见到，他们都发表了许多作品。几天后我统计了一下，班里的省作协会员有22位，还有两位编剧，分别是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我发现，我的创作成绩在他们中间属于中等水平。
入学第二天，开学典礼在山大新校“春风园”——山东大学留学生楼内举行，那天也是第二十四届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都汉城开幕的日子。我们步行十来分钟，从北门进入山大校园，里面的美丽景色让我心旷神怡，山东最高学府的读书氛围也让我十分羡慕。走过图书馆与文史楼之间的小树林，见里面落叶铺金，有好多学生在读书、聊天，心里便蹦出了“天之骄子”这个词儿。但我知道，人家是国家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我们是“干部专修班”性质的专科生，比他们矮半截，不可同日而语。
山大作家班开学典礼十分隆重，出席者有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陈宝云和任孚先，《作家报》总编辑、诗人马恒祥，《黄河诗报》主编、诗人桑恒昌，《山东文学》副主编、作家高梦龄，山东省文学讲习所副所长、评论家宋曰家，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省作协副主席、山大著名教授袁世硕，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教授牟世金，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著名学者孔范今等。乔幼梅副校长、陈宝云副主席、袁世硕教授、孔范今副主任先后讲话。孔主任在讲话时，宣布了中文系对班干部的任命。最后，郝永勃代表同学们发言。他是来自淄博市青少年宫的青年诗人，考试成绩在班里是第四名。他说话有点腼腆，但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过了两天，孔范今先生又骑着自行车到历城区政府招待所，在作家班教室（原是四楼的一间会议室）给我们讲了一场。他讲山大中文系的光辉历史，讲创办这个班的艰难过程，希望我们不负众望，经过两年时间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争取创作丰收，让作家班名副其实。他讲话时用济宁方言，而且不停地抽烟。我至今记得他吐出一口烟，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山大有八千子弟，现在又增添了你们这几十位……”
孔先生为办这个作家班，真可谓呕心沥血。他是孔子后裔，身上既有迷人的儒雅气质，又有令人敬畏的名师风范。他是我们这个班的缔造者、组织者，对办班的每一个环节、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并亲自安排课程，率领一大批老师前来讲课。他是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者，有许多著作与论文面世，他一次次给我们讲课，将他的学术成果与我们分享，带领我们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场，领略那时的风云际会、名家风采。他对学生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关怀备至，尤其是在第二个学期的那一段特殊日子里，他忧心忡忡，惟恐作家班出了问题，还以敢于担当的可贵精神呵护了一些同学，其中包括我。这让我感念至今，视先生为恩师。
教授古典文学、担任作家班班主任的王培元老师，性格沉稳，宅心仁厚，为我们操心出力，任劳任怨。他经常提着一个布包，步行到作家班住处，与同学们谈心，为我们排忧解难。有一次，他邀请几位同学到他家作客，我惊讶地发现，他家与邻居共用一个厕所，谁进去谁就把门插上。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哪里的住宅是这样的结构，也由此知道了山大老师当时的居住条件之差。一年后，王老师被派到山大威海分校任教一年，接替他的摄影课李亚田老师也为班级做了大量工作。
现在回忆作家班学习生活，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历城区政府招待所四楼的长长走廊，排列两边的一间间学员宿舍，以及位于走廊西头的那一间朝阳的教室。我还记得一个个老师在讲台上的音容笑貌，一个个同学端坐倾听的样子，以及从楼外飘进来的桂花香味和竹林清气。下课休息时，有的同学回宿舍短暂休息，在一间住了几位诗人的房间里，往往响起用收录机放出的克莱德曼钢琴曲，《秋日私语》《致爱丽丝》等曲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还能让旋律在耳边“重放”。
我们的课程，与中文本科生基本相同。不同的有两点：一是给我们增加了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课程，譬如文艺创作、当代作家作品、古代文论、当代影视艺术欣赏、民俗学、摄影技术等等。二是授课教师阵容强大，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轮流登上作家班讲台。教授古代文学课的有袁世硕、牟世金、张可礼、曲世川、马瑞芳、王培元、孙之梅；现代文学课有吴开晋、牛运清、解洪祥、孔范今、张志甫、耿建华、张学军、高旭东、庞守英；古代汉语课有路广正、吉发涵、殷正林；现代汉语课有盛玉麒、王新华、罗福腾；文艺理论课（包括古代文论、美学）有狄其骢、滕咸惠、于维璋、孔智光、王汶成、谭好哲；外国文学课有马诒、姜桂栩、焦士瑜；写作课有严蓉仙、唐锡光、郑凤兰；另外还有教民俗学的李万鹏，教哲学的张冬梅，教摄影的李亚田等等。老师们有的是跨学科教学。在此，向所有为我们授课的老师表示衷心感谢！
山大中文系在全国学术界非常有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杨振声、闻一多、舒舍予、梁实秋、沈从文、游国恩等一批大师、学者和著名作家云集于此；建国之初，著名学者王统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吕荧等人先后在这里执教。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四位先生，被学术界称作“四大金刚”。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的是他们的弟子，有的是他们的徒孙。老师们继承前辈优良传统，将薪火传到了我们这儿。听他们的课，真像禾苗遇上了及时雨，收获非常之大。有的老师讲完课，常常被同学留住，继续请教问题。有的老师，还对同学的人生选择提出指导性意见。马瑞芳老师给我们讲散文写作，第一节课休息时，听说我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笑道：“赵德发，你的账算错啦！”意思是我不该来学创作。后来她布置作业，看了我交上去的一篇文章之后又对我说：“写得挺好，你走这条路走对啦！”她这样改口，让我坚定了终生从文的信心。
省文讲所担负着培养全省文学后备力量的重任，虽然不再与山大联办这个作家班，但他们一直牵挂着这个班的情况，保持着与我们的联系。有一天，所长卢兰琪，副所长宋曰家、何寿亭，辅导老师孙震博、刘强以及工作人员梁莹专门去我们的住处看望，与全班同学合影留念。后来他们举办全省青年作家培训班，还邀请我们班的同学去参加联谊活动。我们有些同学也经常到文讲所拜访，与刘强等老师成了朋友，三十年来友谊长存。
既然是作家班，就要用作品支撑这个牌子。为了鼓动同学们积极写作，班里成立了三个创作组：小说散文组，组长孙嘉嶙、副组长张建光；诗歌组，组长王玉民、副组长赵雪松；影视文学组，组长唐焕新、副组长孙晋强。三个组经常开展活动，交流创作体会。在省委机关门诊部工作的邓基平（笔名自牧）人脉关系广，热心为同学们做事，他与在媒体工作的张建光一道多方联系，作家班在11月14日发起组织了“当代文学走向和文艺报刊态势”座谈会，邀请中文系老师和省城文艺报刊的多位主编、编辑到会，有山东大学中文系老师吴开晋、谢洪祥、耿建华，《当代小说》主编孙国章，《作家报》总编辑马恒祥，《时代文学》副主编于友发，《山东文学》编辑刘烨园、张小琴，《黄河诗报》编辑谢明洲，《齐鲁晚报》副刊部主任孙培尧，《山东青年报》副刊编辑柳原，《影视文学》编辑部主任孙春亭，省文讲所工作人员孙震博、刘强、梁莹。他们和作家班全体同学聚集在历城区政府招待所南院的一间会议室里，畅所欲言，各抒高见。
学习步入正规之后，有的同学觉得光上课太单调，学习也有压力，提议搞一场晚会放松一下，活跃班级气氛。经过刘琳等同学积极筹备，有一天晚上，教室里黑板上出现了用彩色粉笔写的“个性之光”四个大字，作家班文艺晚会正式举行。一个个同学上场，或唱或跳，各展风采，我也在谭延桐弹着风琴伴奏之下唱了一首《满江红》。我的嗓子一般，但有几位同学的歌唱水平很高，获得大家一致赞赏。因此，过了些日子中文系举办元旦晚会，我班王玉民、赵雪松、李巨峰先后登场，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就从这次晚会起，中文系的一些本科生才知道有个作家班，经常有同学来找我们聊天，交流读书与写作心得。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路也和后来成为省级领导干部的张本才（笔名郁东方、东方涂钦）、胡家福，都是作家班的常客。
那时每到周末，新校、老校都有学生会组织的舞会。我被同学们叫上，去老校观摩了一回。舞厅在食堂上面，花四毛钱买门票进去，发现里面空间很大，有上百人成双成对跳着，其中还有一些老师。我是第一次进舞厅，觉得头晕目眩，心跳如鼓。我在家乡当了十年乡村教师、八年机关干部，所接受的教育让我一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这回进了舞场，觉得有堕落之感。然而，让人容易坠落的事情总是极富诱惑力。听同学说，学生会有免费的跳舞培训班，我就随几个同学去学了几个下午（那时山大学生下午不上课，或自习，或出去玩）。三步、四步大体上学会，再逢周末就壮着胆子跟同学们一起去了。中途要经过洪家楼天主教堂，周末去做弥撒的信徒很多，门口排了长长一队。我走过他们身边时，心中有罪恶感涌起。然而我还是没有撤退，心里说，我去跳舞，算是解放思想吧，算是体验生活吧。给自己打足了气，进舞厅后却不敢邀请舞伴。经同学再三鼓动，才敢向女生伸出手去。一回生，两回熟，心态慢慢变得平和，舞步也轻松了许多。
这时，一个不好的消息在班里传开：孙嘉嶙同学得了重病。他38岁，是我们班年龄较大的学兄。我刚开始学习创作时就读过他的作品，1980年第3期《山东文学》的头题小说就是他的《希望》。小说篇幅不长，但真实地表现了农业集体化的穷途末路以及一位生产队长的奋力抗争。孙嘉嶙在这篇作品中表现出的胆识和才华，让我十分佩服。因为这篇小说的优异，《山东文学》在这年两次安排了评论专辑，下半年又发了他的两个短篇，年终评奖时还给了他一等奖。然而嘉嶙入学后刚上了一个来月的课，就请假离校，再没回来。到了冬天，与他是老乡的张迎军同学透露，老孙诊断为胃癌，大家听了都很震惊。听说他住在省城一家医院，同学们三五成群，先后过去看望。那时孙嘉嶙虽然更加消瘦，但与同学们见面时还是微笑，交谈，神情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做完手术，过了几天，老孙回到邹平住院。我们时常向张迎军打听消息，他说老孙的病情不见好转。快放寒假时，班主任王老师告诉我：系领导决定，由解书记代表中文系，你代表全班同学，去邹平看望孙嘉嶙。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解洪祥老师去济南东站，坐长途客车去邹平县，到了孙嘉嶙的家中。他的院子很小，房间也很逼仄。他躺在床上无力坐起，我与他握手时发现，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解老师向他表达中文系的关心，我转达同学们的问候，他听了默默点头，眼中泪光闪闪。看着他的样子，我知道他时日无多，握住他的手默默无语。从他家出来，解老师仰天长叹：唉，嘉嶙太年轻了呀！我点点头，戚然落泪。
回济南的路上，我眼前晃动着孙嘉嶙的病容，想了好多。想到他比我只大五岁，人生就接近了尽头。他本来是想到作家班充充电，让创作有更大突破的，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夫！我此刻明白了：在我们以为人生尚有无穷时间可以挥霍时，在我们不知忧愁寻欢作乐时，死神其实就在不远之处窥视并狞笑着。想到这里我冷汗浇背，谴责自己不够刻苦，没把时间全部用于读书写作上。
其实，我入学后并没有忘记自己来山大的目的，在课余也写了不少作品，但能够发表出来的寥寥无几。邮局把作家班的邮件送到新校，我们班每天都有人去拿回来，在班里分发。一些同学频频发表新作，隔三差五就有汇款单到手，我却经常接到鼓鼓囊囊的退稿信封，让我这个班长很没面子。当时，省作协主办的《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文学评论家》《作家报》等刊物在洪楼南路10号，就在我们住处东面只有几百米的一条窄巷里，我有时去那里送稿。编辑老师收下稿子热情接待，但过一段时间我去打探结果，老师往往用很委婉的语言讲，你这个稿子不错，但我们相信你的潜力，希望你能给我们更好的稿子。我道谢一番，灰溜溜回去，再写一篇，依然不是“最好的稿子”。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我弃政从文，本来想赶紧拿出像样的作品，以证明我是写作的一块料，现在却迟迟证明不了，真是急死我了！我在看望过孙嘉嶙回济南的路上问自己：一个学期快过去了，你身为作家班班长，每天在课堂上喊着“起立”向老师致敬，创作成绩却近乎空白，你羞不羞呀？我的心情恰如车窗外的冬景，一片萧瑟、悲凉。
回去没几天便放了寒假。我坐车回家，真切地体会到了“近乡情更怯”的滋味，觉得无颜面对家乡父老。老婆倒是大度，说写文章像女人生孩子，要怀胎十月才行，你才学了几个月，不用着急。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父亲盯着我问：“你去上大学，学得怎么样？”我无言以对，只说了两个字：“还行。”父亲把嘴撇了撇，表示不满。那时的县直机关，拜年之风很盛，大年初一我见到一些领导和同事，他们也问我怎么样，我敷衍说，作品正写着，现在主要是上课学习。有的同事见了我，笑称“赵作家”，我更是听出了揶揄之意，满脸臊红。从一些同事与熟人的态度看来，我已经不是官场上的人了。
年后开学，我晚上独自出去散步，走到洪家楼教堂跟前，抬头看着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蝙蝠，心想，家乡的人认为我离开了官场，文坛却不接纳我，我成为一只非禽非兽无所归依的蝙蝠了！想到此，孤独感与失败感齐聚心间，让心脏变成了一个大铅蛋子，直往下坠。我捶着脑壳思考，我的创作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想来想去有了答案：读书太少，底子太薄。
明白了之后，我加大读书力度，经常去图书馆借书，在课余苦读。下午，周末，我大多在教室里用功，有时借了书之后去小树林里读一会儿。那时思想解放的洪流汹涌澎湃，八面来风在校园里冲撞激荡。我坐在小树林里读书，头顶的树叶在响，手中的书页在响，心灵深处也有了对于天籁对于真知的微妙回应。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幸福感还是荡漾在胸间。
日复一日，书本渐渐垫高了我的站位。回望历史，观察当下，我有了许多新的认知。尤其是打量家乡，审视我多年来积累的素材时，忽然有了新的感觉。到了暑假，我就在家中开始写短篇小说《通腿儿》。那是我业余写作十年之后的第一次自觉写作：自觉追求内涵的丰盈与厚重，追求语言上的独特风格。写完改了几遍，心想，这一篇大概不会被退稿了。
想不到，几个月之后此稿还是“完璧归赵”。那是一家外省刊物，以前多次发表过我的作品，但这次换了主编，刊物也就换了面目。我沮丧，痛苦，但又不甘心，就硬着头皮去找《山东文学》编辑燕冲先生。他看了之后拍手叫好，让我做些改动再给他。过了几天得到消息，主编邱勋、副主编刘玉堂以及全体编辑都对《通腿儿》非常赞赏，决定用于1990年第1期头题，还配发刘玉堂先生的读稿札记，这让我喜出望外。拿到这份刊物，又得知一个消息：《山东文学》决定，从第三期开始集中推出青年作家马海春、赵德发、陈占敏的作品，并组织评论家撰写文章向读者推介。果然，编辑部连续几期发表我们的小说，后面则是“马海春、赵德发、陈占敏作品笔谈会”专栏。写评论文章的，都是省内外的著名评论家。山大孔范今老师亲自撰写一篇《我读<通腿儿>》，对这篇作品以及我的创作给予充分肯定，让我十分感动。文讲所的孙震博老师也写了一篇《大俗中见大雅》。还有山大的高旭东老师写了《我眼中的赵德发》，发表在《作家报》上；张学军老师写了《戚而能谐的悲剧人生》，发表在《文学评论家》上。同学自牧说，著名作家张炜在医院病床上看了《通腿儿》，说了这么一句话：德发将成为齐鲁文学的一员骁将。我得知张炜先生对我的鼓励，不胜感激。
几位本科生也关注着我的创作，胡家福曾在一篇整体评述山东青年作家的文章中提到了我。焦桐写了一篇《冰层下面是河流》发表在《文学评论家》上。得知他为我写评论，我请他吃了一顿饭。他带着一个美丽女生，说是他的女朋友，叫姜丰。吃饭时，我们相谈甚欢。焦桐毕业后去了南方，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姜丰成了个大名人。
1990年第4期《小说月报》在头题位置转载了《通腿儿》，引发广泛关注。后来这篇小说获得《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三十多年来入选十几个权威选本。就在我着手写这篇文章时，《小说月报》副主编徐福伟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今年第10期《小说月报》大字报“经典再读”栏目，将刊发《通腿儿》。
因为这篇小说的影响，我在山大学习时获得了参加一些文学活动的机会。1990年4月中旬，山东作协创作室通知我去烟台参加笔会，后来得知还有丁学君同学。在烟台西炮台的一家招待所，我结识了山东当时最活跃的中青年作家李贯通、刘玉堂、王良瑛、贾庆军、刘学江、卢万成、孙鸷翔、王春波、钟海诚、刘强、张中海、陈占敏、解永敏等人。长达20天的时间里，我们除了去崆峒岛游览了一次，其余时间大多是写作。我与刘玉堂兄同住一屋，每天吃过饭，我俩背对背，各自趴在床上写。现在我觉得好奇怪，在那样的环境里居然也能创作，我写出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7月份，我又应邀参加了《青年文学》组织的山西笔会，在陈浩增主编的带领下，与作家李佩甫、阿宁、方敏、韩春旭、程黧眉等人同行，从五台山到大同，几乎看遍了晋北的主要景点。
1991年6月，山大作家班正式毕业，同学们各分东西。但老师并没有忘记我们，继续关心着我们的成长与进步，我本人就获益多多。1997年春天，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不久，已经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孔范今老师让我回校讲一讲创作体会，他亲自主持。他退休后，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是询问我的创作情况，给我以指导。后来，山大文学院几任领导和老师们也对我继续关注、扶持，多次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让我与研究生、本科生分享创作心得。2019年8月底，山东大学在威海举办中国小说论坛国际研讨会，文学院领导让我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我讲了在山大求学的经历，满怀感恩之情说道：不才如我，倘若没有在山大读书的经历，是难圆“作家梦”的。
三十年来，作家班同学们各自努力，成果丰硕。赵德发、瞿旋、凌可新、王涛、自牧、赵雪松、郝永勃、王玉民、谭延桐、张宝中、王迩宾、李耀奎、魏天作、张劲松、刘广胜、丁学君、杨润勤、刘琳、郭牧华、生昌义、张迎军、徐勇、高峙等等，都发表、出版了大量作品，光是获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的就有二十多人次，有的还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些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或在海外出版。还有同学编剧的作品，或由同学的小说改编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有的在省级卫视播放，有的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放。成为国家级会员和取得高级职称的同学，有二十多位。有些同学致力于文学之外的事情，也成为行业翘楚或担任领导职务，非常成功。可惜的是，除了孙嘉嶙，又有几位同学陆续去世，没能完成自己的文学梦想。他们是诗人由俊良（笔名鲁小鹰）、影视编剧唐焕新、剧作家孙晋强以及王如贵同学。
我们作家班毕业后搞过两次聚会，都是纪念入学多少年，而不是毕业多少年。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是山大学生，一直在享受山大的恩泽。2008年10月2日，在姜自健、自牧、胡威等同学的操持下，我们回到济南历城区政府招待所，举办山东大学作家班入学20周年师生座谈会，孔范今、马瑞芳等十多位老师和山东作协文讲所原所长卢兰琪女士、时任副所长的刘强先生，都应邀出席。我手拿同学花名册，一个个点名，叫到谁谁答“到”，仿佛又回到了上课时的情景。老师们十分高兴，先后开讲，让我们又聆听了一次教诲。大约在2018年春天，我去济南开会时再次去洪楼一带闲逛，看到历城区招待所已被拆除，由蓝色挡板圈起的大片工地上塔吊林立，这里正改建为商住小区。所以，在张建光、姜自健、杨润东等同学组织开学30周年同学聚会时，我们与几位老师便去了北京雁栖湖畔。我写了一首七律《山大作家班三十年聚会抒怀（新韵）》：“流年似水三十载，忻忭相逢聚雁栖。深念洪楼花作赋，遥思绿柳叶吟诗。常闻夏雨催新果，莫怨秋风撼老枝。但愿师生情意重，天长地久赛磐石。”承蒙著名学者、著名书法家、现任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院长的王培元老师当场挥毫写出。当年教我们诗歌写作、曾任山大文学院副院长、退休后担任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的耿建华老师和诗一首：“一别转眼三十载，渐老师生会雁栖。作赋还思楼外树，为文尚记案头诗。曾经风雨惜残果，除却青红爱老枝。最念校园桃杏好，经春渡夏干仍直。”让我感佩不已。
今年是山大建校120周年，也是山大作家班毕业30周年。回顾当年的学习生活，总结我们班的创作成绩，算是向母校的一次汇报。前些日子，山大文学院领导向我要简介与照片，拟建“校友墙”迎接校庆。听他们讲，上墙的几十位校友中，作家有三位：杨争光、周晓枫、赵德发。我感激不尽，把这看作山大作家班的集体荣誉。此时此刻，我更加感恩山大，感恩那些为作家班付出了心血的老师们。我会永远记住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努力。
2021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