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藉“否定的自由”怀疑一切，我姑且用它来否定这种否定，是谓否定之否定。与“否定的自由”对位，本文取法“选择的自由”，它努力遵从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古老的大同思想，而最大公约数所由也。关于目下热议的“世界文学”，亦当作如是观，即“否定的自由”不能代替“选择的自由”1；而此选择非彼选择2，其所奉行的，除了尊崇最大公约数，还应有基本的民族立场——各民族的立场。这是两个层面的最大公约数，更是人类真正实现大同理想之前人文学者难以忽视的课题之一。

自歌德至卡萨诺瓦、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滥觞流经19和20世纪，业已蔚为大观，成为一股热潮。但是，围绕什么是“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内涵、外延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首先，人类各民族文学之和为世界文学，这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也无需引号。其次，歌德于1827年萌生“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3。歌德的这个“世界文学”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怀想并不切合实际。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再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界定。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此外，一切文学的历史终究是经典的历史。这就牵涉到经典的界定（包括有关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譬如，何为经典？“世界文学”的历史怎么书写？经典谱系如何建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鉴于之前笔者已就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的关系进行过评点，这里恕不重复。

一

迄今为止，文学的历史书写依然是多元并举，尽管总体上西强东弱。这是在古代东学西渐反转成为西学东渐之后的必然结果。这里既有惯性，也浸淫着其他诸多因素。在我国现有的三千多部文学史中，最大的问题也在于中西选择，其中的矛盾与困顿从一开始便明确无误地呈现出来。就拿早期文学史而言，当窦警凡先生于1906年出版《历朝文学史》（国家图书馆有此藏本。它可能受“维新变法”刺激，并起笔于1898年前后，但目前所能查考的最早版本现世于1906年），其所重视的不仅仍是古来道统的四书五经与相关子集，而且基本没有针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说事，更罔顾“百日维新”的影响。此后的一批《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史纲》也大抵执著于传统，例如黄人所著《中国文学史》（最早由上海国学扶轮社于1910年印行）虽已正视文学这个受传统道学偏废的诗文种类，但所撷取的却是传统道学的价值判断，从而对域外文学文化思想，尤其是西方文学文化思想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和警醒。与此同时，王国维先生已然直接攫取西方文学思想，并藉叔本华悲剧理论为《红楼梦》正名，是谓《〈红楼梦〉评论》（1904）。这显然是对梁启超的呼应，而后者除了肯定《红楼梦》，还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那样的檄文。但传统道学依然强大，以至于“五四”运动不得不矫枉过正，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用鲁迅的话说是“别求新声于异邦”。

回到真正或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五四”以降，我们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了改变自我的拿来。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这有大量移译和效仿外国文学史的有关著述为证。从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发表于1918年，而且是由讲义构成的），到茅盾（沈雁冰）的《西洋文学》（1920）和《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33）等几种外国文学简史，大抵是循着西方范式所采取的述略。倒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是一部具有原创精神的中国小说简史，在有关神话、志怪、演义、传奇等诸多方面具有唯物主义精神，而且常常旁逸斜出，并看多面。譬如关于《金瓶梅》，鲁迅谓“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5。至于《红楼梦》，鲁迅先生着墨最多，并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括而言之：“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6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全面学习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我国的文学事业和翻译研究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尤其是在研究领域，最初十年大体上分三步走。开始四五年是准备时期。当时，文学工作者大多不熟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在参加知识分子初期思想改造的同时，被规定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补习。同时，联系工作实际，他们需要借鉴苏联的经验。为此，不少人还自学了俄语，以便直接阅读有关原著，乃至翻译苏联学者的外国文学史著作。经过这段时期的准备，在1955和1956年之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相继出台，文学研究工作真正进入了发展阶段，一大批研究成果陆续发表。遗憾的是好景未长，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及至十年浩劫，文学进入低谷，无论古的洋的，大多被戴上了“封”“资”“修”的帽子。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再一次全面启动。“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7重新出发，大批文学杂志创刊，古今中外各种文学遍地开花，可谓盛况空前。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和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从传统现实主义到先锋派、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外国文学研究思潮喷涌、流派纷杂。设若没有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快速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是缓慢的、渐进的，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文学。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远远高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域外文学。在这里，电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国学者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界定（如袁可嘉先生“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观点）不可谓不深刻。同时，设若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多元包容态势。应该说，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依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却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一步伐又远远大于其他领域。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8等观点）不可谓不中肯。

如此，百余年来，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累计超过三千部，其中绝大部分是近四十年出版的。个中繁茂自不必说，但问题也委实不少。归类并包，繁茂者以多元或整合为取向，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至于立场观点、个性表达和深入程度则另当别论。问题之一是引进较多，分析批评较少；二是西学较多，自我肯定较少。言必称文本（用德里达的话说是“文本之外，一切皆无”），甚至唯洋人马首是瞻者不知凡几。其中对我国文学史影响较大的，除了种种时鲜妙论，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甚。它几乎一夜之间颠覆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向度，用张爱玲、周作人、林语堂、钱锺书等取代“鲁郭茅巴老曹”的地位。其方法则是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9以及拔起萝卜不带泥式的唯文本论。至于不少同行事急从权，拿西方某种或某些理论简单套仿所炮制的文学史或断代史及作家作品研究，则可谓所在皆是。

作为话语之弧，文学史的转向总是衔衍了前因后果。一百多年前，面对列强的蹂躏，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先贤们提出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哀叹，即被迫承认西升东降。“体”“用”思想由兹产生。如今，随着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我国的崛起，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势必首先在敏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这对蝴蝶翅膀上产生反应。于是，近年来首先文学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这主要归功于“四个自信”和“拿来”的从容：继承与创新、接受与借鉴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其次是文学史书写中多维发散状态难以为继，沉极而伏中预示的洗牌和擢升不言自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必将得到持续的肯定和发扬。这将充分体现我国的开放包容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并不否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总而言之，文学史书写始终是学科的基础工程，其高度是衡量“三大体系”的重要标杆。因此，所谓的“世界文学”有待我国文学史家重新打量，其中由西方建构的话语体系和经典谱系有待重新推敲。

二

与文学史相仿，文学原理作为界定经典、度量谱系的重要方法，在我国已有近百年历史。从1925年马宗霍发表首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论》到1953年苏联作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的引进，1964年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及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出版于1979年，实际写作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到现如今令人眼花缭乱、林林总总的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或诗学、诗论，洋的、土的、古的、今的，可谓汗牛充栋。下面我姑且以我们相对熟识的近百年历史为经，以三种代表性著述所蕴含的时代为纬，来简要假说现有文学原理及批评理论、批评方法的短长与局限。

首先是马宗霍先生的《文学概论》，它凡三篇，由“绪论”“外论”和“本论”组成。作者试图用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路径建构文学原理，但因攫取的几乎皆为中国本土材料，且偏重于文字学方向，故而略嫌偏狭。虽如此，然作为首创，却功不可没。在界定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这个偏正结构（文与学）之后，作者认为凡文学者，“一属于知，一属于情。属于知者，其职在教；属于情者，其职在感”10。在“法度”章中，作者认为文学既不可无法，也不可泥法；复在“内相”章中说到古来文学一曰有神，二曰有趣，三曰有气，四曰有势；又在“外象”章中归纳出四曰：即声、色、格、律。如此等等，基本以汇集古来文人学者并各家之说而成，尽管偶尔也会牵涉西洋人等的相关点滴学说。此类以中国古典诗学观念为基准的文学原理学延绵不绝，且愈来愈多地同西方诗学杂糅。当然，坚持中国诗学体系纯粹性（包括材料和认知）的学者依然不在少数。比如认为中国有独立完备的诗学体系，相关观点不仅足以与西方各色流派对应，而且在神韵、意境、风骨、气势等方面具有相对广阔的审美维度。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们基本是配菜师的做法，缺乏纵深感（即学术史意识），比如说到修辞，它们可以将孔子、刘勰、归庄等并置一处，全然不顾其间的承继与变异；说到意境或其他也是如此。殊不知同样一个美字，古今中外的认知却是同少异多。再说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如果是客观的，为什么萝卜白菜、燕瘦环肥各有所爱？如果是主观的，为什么青山绿水人见人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难有定论，但若不顾时代的偏侧、历史的衍变，单说文艺司美又有什么意义？况且近百年来许多被定于一尊的所谓现代经典不仅价值观和审美维度上彼此殊异，甚至南辕北辙，而且与古典美学大相径庭。

其次是蔡仪先生的《文学概论》。正所谓“时运交移，文质代变”，蔡仪先生的这部《文学概论》在原理性揭示方面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尽管这一文艺观带有鲜明的苏联色彩。作品凡九章，是谓“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的创作方法”“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其中，第一章开宗明义，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1也就是说，文艺的首要标准是反映生活，而且是客观的社会生活。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这个词。且不说客观是相对的，即使照相也有光与对象、角度等诸多因素构成，遑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原理或文学史写作中此类问题多多，但最根本的依然是学术史方法的缺失，盖因单就西学而言，客观论从摹仿说到反映论经过两千多年沿革，况且还有不少后续者，譬如20世纪泛而滥之的超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也即超级现实主义、超级自然主义）等。几相对位，不能不令人深思。

再次是董学文、张永刚的《文学原理》（2001）。这是我国近一个时期出版的诸多《文学原理》中较好的一部，拿它作个案固有一定的任意性，也就是说视它为之一并不意味着多少特殊的价值判断，但它确系我国高校文学系使用率最高的（几乎没有之一，除却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这部作品显然自觉地糅进了西方文论的不少思想，并从“文学的本体与形态”“文学的客体与对象”“文学的主体与创造”“文学的文本与解读”“文学的价值与影响”“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六个方面阐释中外文论，演化出文学的观念与现象、真实与超越、语言与修辞、形象与意境、体裁与类型、通俗与高雅、游戏与宣泄、阐释与批评等数十个话题。作者在解释文学理念、文学现象时总体上以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为主要参照系，而且是平面化的和相对任意的攫取。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的原理依然缺乏学术史维度，依然像是在文学概念的版图上指点江山，因而依然缺乏纵深感与历史意识。反之，真正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必须尽可能地置概念、问题于历史语境当中，比如文本一词，假使我们还有起码的作家关注、读者关注，那么就应该尽量回避之，盖因它是形式主义美学崛起之后，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强调作品独立性时常用的一个称谓，如罗兰·巴特（《作者之死》）和如他者所倡导的唯文本论思想；再比如同样是这些话题，完全可以取法学术史方法，在来龙去脉中去粗存精、推导规律。当然，这并非否定他们在兼容古今中外、厘清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扬弃文学研究碎片化、去原理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巨大贡献。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用作者的话说，“对文学原理某些从思辨性讨论转向实证性研究的趋势并没有表明文学基本理论的探索已经完结。相反，实践表明文学原理基本概念、深刻内涵、应用前景及其新形态的展示，还远未被发掘出来，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还摆在我们面前”12。既然必然王国尚在前方，那么我们距离自由王国必定还很遥远。由是，他们提出的文学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文学感性之象和理性之意以及文学的认识和评价等问题当然也远未解决。既如此，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自然也远未织就。

三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史和文学原理学亦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另一个重要维度是每个国家，甚至每一个文学教授都有志于书写自己的文学史、建构自己的经典谱系，尽管其所涉个案未必十全十美。《西方正典》的作者布鲁姆就曾坦言，“捍卫西方文学经典的最愚蠢的方式便是坚信文学经典体现了我们所谓的七大美德，包括行为规范和民主原则。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伊利亚德》告诉人们武力和胜利能赐予无上荣光，但丁看到他的异己受到永久折磨而感到窃喜；托尔斯泰信奉的那种基督教精神几乎摒弃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反犹主义、蒙昧主义和束缚人类的必要性；莎士比亚的政治主张与他笔下的科利奥兰纳斯13几乎没有多大差异……斯宾塞笑视爱尔兰独立运动人士被屠杀；华兹华斯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他的自我颂扬超越一切。如果我们阅读西方经典的目的是为了营造我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等各种价值，那么我们就会变成自私自利、压迫他人的魔鬼”14。这样的言论多少呼应了萨义德等后殖民主义作家的理论。后者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他者化”过程充满了偏见。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偏见恰是西方殖民者“双重使命”15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要素。通过贬低殖民地，殖民者的使命便具有了天授般“正当性”和“正义性”。

回到文学。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是客观存在。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之蹈之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它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1959年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

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所不能苟同的，因为歌德“世界文学”的怀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萨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时代，以及受资本裹挟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16。而后者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

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主要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之上。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玉娇梨》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洋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待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绝对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是前者“走向世界”的金阶。如今，作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文学，却是相对沉默的，尽管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毋庸置疑。且不说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或克劳斯们的所谓“世界文学”经典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地接受与赞美吗？譬如，克劳斯说，“世界文学乃是拥有高于普通水平的不朽杰作和一流文学，它超越了所有的民族文学”17。问题是：谁来评判不朽杰作和一流文学？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本身也未曾达成一致意见。比如，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认为原则上一流作家写人性，二流作家写现实，谓“只有表现一般的自然才能给人愉悦，也才能使愉悦长久……莎士比亚超越一切作家……他的人物不因地域风俗的改变而改变，放之四海而皆存”18。然而，布莱克却针锋相对，他的诘问是：一般自然，有这样的东西吗？一般原则，有这样的东西吗？一般人性，有这样的东西吗？他坚信只有特殊性、个别性才彰显价值。“一般知识是白痴们的知识。”19对于我们，则既然连《红楼梦》都尚未进入他们的法眼，既然巴基斯坦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经典被排斥在这个经典谱系之外，何谈“世界文学”？更不必说按照某种理论、标准或方法来衡量各民族文学了！

诚然，这并不否定善意的讨论和合理的追寻。至于平等对话和彼此尊重，则更是难能可贵、应予欢迎。

作为结语，我不妨援引爱尔兰学者波斯奈特对世界主义文化霸权的批判。在其堪称经典的《比较文学》中，他认为最佳的去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中心化的方法便是平等的比较。但是，由于西方现代民族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观念和机制，故而在诉诸民族文学之前便被规定了先决条件：“世界帝国和世界文学”20。达姆罗什对此心知肚明，尽管他并不认同。至于我们，如果将波斯奈特的观点同盛行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位比照，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基本的持守，那么结论也就不言而喻了。

注释：

1 尽管否定也是一种选择：从自我出发的排他性，一如西方中心主义之与大半个世界。

2 比如中世纪针对天主教“三位一体”的论争，选择主义由兹生发。

3 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范大灿译，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6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第179页。

7 该项目起始于1956年，由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承担，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全面接手有关工作。

8 陈众议：《向着重构的整合》，《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18日。

9 同样的问题在于，当美国宣称对苏联“淡化意识形态”时，它果真淡化了意识形态吗？

10 马宗霍：《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6页。

11 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2 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13 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的主人公，因生性多疑、脾气暴躁得罪公众而被逐出罗马。

14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London: Macmillan, 1995, p.29.

15 “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6页。这适用于所有殖民主义。

16 其中的“奶嘴效应”和“娱乐至死”令人不寒而栗。

17 Werner Krauss, “Probleme de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 in Krauss, Literaturtheorie, Philosophie und Politik, Berlin/ Weimar: Akademie-Verlag, 1987, p.131.

18 S.Johnson, Johnson on Shakespea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 p.11.

19 布莱克：《布莱克文集》，转引自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20 转引自大卫·达姆罗什：《一个学科的再生：比较文学的全球起源》，尹星译，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尹星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