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想象力从来都是文学的“诞生地”。纵观近两年的青年文学创作，有不少写作者，用幻想、想象以及寓言的方式将社会历史、日常经验与私人历史记忆杂糅，以或诡谲热烈、或宽广平静的想象力将日常时间与空间推拉变形，重构生活的另一些真实。想象力如同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显示着它勾连现实却又全然不同于现实的洁净、深刻、轻盈的审美创造力，成为重新擦亮汉语写作的“法器”，小说借此重获上天遁地的超能力，拥有飞翔与呼吸的自在空间。诚然，虚构与现实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想象力的虚构与社会现实生活应当是怎样一种关系？想象力是否可以嵌入其中去反映内在性、碎片化、高景观的现实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想象力是否是通往现实之路的多棱镜？本期“新力量”分别邀请到华语文学图书编辑黄盼盼，以及青年学者赵天成、范思平对谈与此相关的诸多话题。

赵天成，现供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想象力的大时代

赵天成

如果承认文学是历史性的，那么作为文学关键性元素的想象力也是历史性的。具体地说，想象力的位置、功能和社会性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并非完全等价。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素有重摹仿而轻表现、重经验而轻想象的隐性传统。倚重想象力的写作，往往被视为现实性的缺乏，甚或是历史的虚无。而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鲁斯特的生活圈子并不开阔；卡夫卡更是声称，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终日在地洞中思考和写作。他们都是与外部生活关系紧张的内省式作家，但又恰恰因此，他们如同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一样，与其所处时代形成了深刻的同构关系。复杂混乱的时代，正是想象力以广义的文学为载体、重建并提供意义的历史时刻。

后疫情时代与百年前的世界一样，也是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一成不变、日复一日的生活，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似乎都已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这是全球保守主义抬头的时代，完整的共同体想象渐次破碎，处处布满有形无形的“柏林墙”和“次元壁”，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在普遍意义的共识和真相不易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无法通过体验，而必须经由想象，才可能穿透话语的层叠泡沫，接近历史和现实的内在性。这就像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意之辨，尽管言不尽意、得意忘象，也即“言”只是通向“意”的一个并不完善的中介，但是“意”也只能经由“言”才可能通往。此时此刻，想象就是达“意”之“言”，是我们实现破壁、靠近真意的唯一方式。我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笔谈中说：“如果从未来的眼光回望，我们当下可能正处于《三体》中大低谷时期的开端，或者用阿甘本的术语说，我们将长期处于一种世界性的‘例外状态’。在这个历史的‘断点’上，我们无法再按照某种目的论从未来解释过去，甚至无法通过过去理解当下。”也就是说，事到如今，想象力已经不仅是科幻文学的必需要素，因为无论是远未来（far future），还是近未来（near future）乃至“明天”（immediate future），都需要想象才能撬动。

在这样的因缘际会中，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走入人们——兼括文学圈内和圈外、职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视野，并以异质化的想象获得其风格的新颖性。与前辈作家相比，他们较少中国现实主义的痕迹（obsession with China Realism），而是自始就带有一种我称之为“新世界主义”的视野。这种视野降临在小说中，就如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或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中国”元素，是符号的、象形的、言近旨远的“世界”。青年小说家陈春成在《音乐家》《夜晚的潜水艇》，以及新作《雪山大士》中，都尝试挑战不限于中国，而是更具抽象意义的人物、故事、主题。识者自可由此生发，探讨认知层面的微言大义，关于如何理解自我、国家与世界，如何理解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这些作品都提供了不同的契机和可能性。

但更为重要的是，“想象”自身的边界和秩序，在陈春成等小说家的作品中打破，又在新的层级得到重新结构。诚如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所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例如，在对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的接受层面，我注意到不同群体间的微妙差异。出版者青睐其中更“文艺”的篇什（如“同名主打”《夜晚的潜水艇》），而批评家则重视更具“厚度”的《竹峰寺》《音乐家》和《红楼梦弥撒》。在我看来，在后面的这几篇小说中，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历史想象力与社会学想象力，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综合和平衡。历史和现实在其中以高度抽象化、但绝非抽空化的方式存在。《竹峰寺》对于历史暴力、《音乐家》对于极权政治、《红楼梦弥撒》对于意识形态，都有个人化的独立看法，但这些看法，又不能简单划归于某种立场、态度、理论或观念形式。这正是想象力柔软、丰富而又极具绵延性的潜能所在。不只是陈春成，周恺的历史小说《苔》及其新作《少年、胭脂与灵怪》，李唐的奇幻小说《身外之海》及新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等作品，或以今鉴古，或以实证虚，都从不同方面开掘并延展着想象的综合性潜力。他们引起的广泛影响，也让我们从另一角度重新思考1980年代以后的先锋写作。无论捍卫者还是抨击者，大抵都将“非历史”或“去历史”的艺术特征，视为先锋小说的观念核心。但事实上，其时或后来获得较高声誉的代表性作品，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迷舟》，其实都是想象力、形式感和历史性的综合。它们都从特殊的路径触及历史，以及处在历史连续性中的某种现实。

除此之外，青年作家的想象，还呈现出内、外两个向度的辩证互动，也即自我想象与社会想象的关联方式问题。在公共空间阻隔、失序的时间节点，需要想象力进行理解和建构的，不只是个体存在与公共生活两端，还包括“我”与这个世界、个人与其实际生存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加缪名句“重要的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多”言犹在耳，但又如前所述，今天我们已经（或仍然）很难通过“亲历”的方式活得更多，而只能通过反向运动，以想象的神游“占有”更多的生活。一些青年小说家的小说痴迷于密闭空间的营造——比如潜水艇、水瓮等各式“洞穴”，并由此生发出一整套“藏”的方法论。在内外交互的维度，我认为“藏”的诗学在两个线索上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启发。其一，穷则独善其身，个体首先通过“我思”确认“我在”（有趣的是，传说笛卡尔早年在巴伐利亚的寒冷冬日，就是钻进一个火炉子整日沉思的），继而“照我思索，可理解人”，密闭成为领悟的前提条件；其二，所谓用舍行藏，可以说舍是一种特殊的用（介入），藏是一种特殊的行（实践）。由此，以舍为用，以藏为行，就成为特殊年代里个人与集体之间特殊的联动方式，一种虽然被动却不消极的生命形式。或如陈培浩所言，《音乐家》中蓝鲸体内、花苞内部、月球背面、雪花玻璃球，都在“内面”的世界里成为主人公古廖夫的音乐厅，想象由此具有了生命救赎的意义。

在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在无所希望中得救。无论如何悖谬，我愿与青年作家们抱持相同的信念：人类想象能力破壁、综合与联动的潜在能量，将在业已展开的大时代中承担重要的使命，甚至从未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