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苏文脉源远流长，代有才人出。所谓“脉”者、“源”者，都指传统，是似乎“不变”的部分。但所谓的“不变”，自然不是死水无波，而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流水不腐，润物无声，一代代将“变”融入“不变”里，这样的“传统”，才是永葆文学繁荣的土壤。

正因为“草色遥看近却无”，变与不变，要在长时段的观照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江苏作家队伍，胜在稳定。新时期初，江苏的老一代作家，如在京的汪曾祺、南京的陈白尘等，背向当时的伤痕、反思、改革潮流，独具一格；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张弦等复出作家实力犹在，成为当时文坛的中流砥柱。稍后，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朱苏进等作家声誉鹊起，他们参与了当代文学版图的建构，创造力至今未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他们”诗歌群体，成为“后新诗潮”代表者，90年代部分转向“新生代写作”，其中如韩东、小海等的诗歌创作至今保持着较高的水准。90年代后期开始，毕飞宇、叶弥、鲁敏、丁捷、胡弦、朱文颖、魏微、戴来、李凤群、黄孝阳等新生力量渐次亮相。江苏文学已经在40多年思潮嬗变、社会空间发展的“大变局”中，波澜不惊、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薪火相传、新老交替。

作家队伍的稳定，也保证了江苏文学的重心稳定、道统相传。一方面，是成名作家的人格魅力与光晕效应所发挥的示范作用。如汪曾祺之于叶兆言、毕飞宇、鲁敏，陆文夫之于范小青、陶文瑜等；或者如毕飞宇之于里下河，范小青、苏童之于苏州，韩东之于南京青年诗人；另一方面，是成熟的培养体系的传帮带作用。周梅森曾回忆80年代成立的青年创作组，当时的组长梅汝恺常说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艾煊、陆文夫等老一辈作家来做桥梁的：“老一辈作家通过这座桥梁了解青年作家，青年作家通过这座桥梁来理解老一辈作家，这座桥梁对我们来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从80年代的《青春》杂志、南京的文学创作讲习所、江苏作协的“青年创作组”、南大作家班，到新世纪以来毕飞宇针对业余作者的“小说沙龙”、江苏省作协的“雨花写作营”、“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名师带徒”计划等。师徒传承、沙龙会诊，这类做法是传统而私人的，在当代江苏，它成为一道不起眼的“桥梁”，既是代际传承之桥，也是沟通变与不变之桥。

文脉绵长，脉分三支，江南文学瑰丽细腻、苏北文学雄浑质朴、里下河文学则兼得雄秀，而互相之间吸引、转化，陈辽概括江苏文学特点为“清隽、俊逸、高洁、挺拔”。外在看，作家风格整体未变，而细察内部却又与时而变、时时而变。写《临街的窗》的范小青，与写《香火》《城乡简史》的范小青；写《桑园留念》的苏童与写《黄雀记》的苏童；写《祖宗》的毕飞宇与写《平原》的毕飞宇；立意要叛出《今天》影响的韩东与如今老而弥坚的韩东……几十年光阴一霎，沧桑了容颜，而对于读者，因为熟悉，便多了亲切与眷恋。但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经历了40年间现实主义、先锋思潮与世俗主义的淘洗，作家今日之“我”焉是昨日之“我”，只因文学之树常青，保持了“变”的连续性，无非日移花影，不觉其“变”而已。

既有文脉，自有主脉。当代江苏文学的发展自有其不变的主脉，或者说，是变中之不变。

其一，知识分子风骨与人文情怀不变。江苏悠久的“士风”传统，是江苏作家引以为豪的荣耀，也是时时反思、审视的资源。丁帆的《江南悲歌》、费振钟的《堕落时代》、夏坚勇的《湮灭的辉煌》《大运河传》等学者散文，均是向江南历史和传统的致敬之作。传统“士风”当代的呈现，一是隐含的传统文人风骨情怀，如汪曾祺、陆文夫、叶兆言、储福金等；二是对知识分子立场的坚守，如陈白尘、董健、丁帆、朱晓进、王彬彬、王尧等。这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江苏文人隐逸与坚守的两面，在这样的传承里，江苏文学焉能不深受影响？2013年异军突起、广受好评的南大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表明了这种具体而微的影响。

其二，现实主义关怀不变。从实际创作看，从80年代的汪曾祺、高晓声、陆文夫、张弦、赵本夫、范小青、周梅森等，到从先锋回归的苏童、叶兆言，再到当下的毕飞宇、鲁敏，江苏文学的现实主义主脉始终未断；从理论倡导看，从汪曾祺的《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高晓声的批判现实主义、陆文夫的“糖醋现实主义”、陈辽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到丁帆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永远是，也只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的断言，江苏学者对现实主义也可谓一往情深。不论文学如何创新，江苏文学从来保持对“人”的关切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从来不好高骛远而是扎根并钟情于日常生活，这便守住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基因。

其三，探索与开创精神不变。例如，汪曾祺的创作是8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清流”；高晓声在写《陈奂生上城》的同时，也进行着《钱包》《鱼钓》《山中》等小说实验；赵本夫、周梅森被陈思和、贺绍俊等学者视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苏童、叶兆言、格非等都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而“60后”的鲁羊、“70后”的黄孝阳、“80后”的陈志炜等都一直在延续着先锋创作；此外，80年代王承刚、赵家捷等的小剧场实验、90年代新生代的“断裂”行动、新世纪引发轩然大波的“2006年度诗歌排行榜”，以及从80年代《他们》到新世纪《南京评论》等民间诗歌刊物的坚持，一切表明，江苏文学貌似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始终有着一颗年轻狂野、时时求变、坚持个性的心。

因此，“不变”中其实有“变”，要义在于葆有个性。江苏作家各自探索却群而不党，很少有统一的“思潮”或“流派”。例如，同为现实主义，从老一辈高晓声、陆文夫、张弦等，到中生代的范小青、苏童、毕飞宇等，再到更年轻的鲁敏、黄孝阳、孙频等，各不相同。又如，韩东拒绝认为《他们》是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只是朋友意气相投；范小青、叶兆言等对“新写实作家”的“头衔”并不“感冒”，叶兆言直陈：“新写实是被批评家制造出来……作家要站稳立场，不能被这些热闹的景象所迷惑”。

保持个性各求其变，还难在如陈辽所言的“开风气之先而不失其‘正’”，或者如傅元峰所言：“先锋而不张扬，个性突出但不唐突锋利。”何以能如此？陈辽认为，“相对稳态的心理使新时期江苏作家不趋时、不媚俗，染有些许‘名士’风度，却并不因此而导致自我封闭，比较起国内借鉴西方、涉笔蛮荒或者直面改革的一批作家的追求来，他们诚然迥异其趣”。作为文学的“圈外人”，画家丁方对《他们》的评论也提供了佐证：“他们自我感觉比较全面，心气也比较高，因此不屑于去研究什么策略。……江苏的现代艺术家，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但基本上是忠实于自我内心的，他本来追求什么就是什么，你那个东西再时新，他也不会去掺和。”

正如《世说新语·品藻》所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在这样的传统里，江苏文学始终尊重个性，兼容并蓄，反而形成摇曳多姿的文学面貌。因此，江苏文学从来如此：各各往前走，忠于内心，随心所欲不逾矩，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已是新天地。正如哲学中的“忒修斯之船”，变耶？不变耶？昨日之我是我？非我？但知新世纪天地广阔，江苏文学之船将一直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