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闫宏伟：您是鲁迅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新世纪以来唯一获得两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还是徐迟报告文学奖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的获奖者，被公认为“中国短篇报告文学之王”。获得如此多的荣誉，许多人都想知道，您在创作中有哪些“诀窍”？

李春雷：深入生活，就是我的“诀窍”，也是我的“家常便饭”。

闫宏伟：我在一次会议中，听了您题为“根扎泥土深，笔下鲜花艳”的主题发言，就是集中讲您在文学创作中对“深入生活”的具体理解和实践。

李春雷：是的，这是我自己多年的实践，也是许多优秀作家创作曾经走过的路。柳青为了真正体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酸甜苦辣，从大城市直接把自己下放到最基层农村——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这是一种真正的深入，深层的融通，由走近而走进，由了解而理解，由感染而感悟。正是踏踏实实地深入体验，他才创作出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从小知识分子家庭走进上海的丁玲，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以个性和女性解放为题材的作品，轰动一时。如果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由于时代原因，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她走向了延安，走向了人民，走向了最火热的生活。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她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地与农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状丰富了她。她走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提建议：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更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如此深层的现场体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地书写。于是，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是文学创作千古不移的铁律，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创作之路，竟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条铁律。

闫宏伟：大凡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评论家，都对自己的处女作记忆深刻。您的处女作是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创作的？

李春雷：我的处女作，完全来自深入生活。1999年，我还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虽然怀揣着狂热的文学梦，也发表过一些还算清新漂亮的文字，但并没创作过有分量的长篇作品。当时，正值世纪之交，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轰轰烈烈的工业生产，是当时最火热的生活。

为了写出自己工业题材的长篇处女作，我决心深入邯郸钢铁厂最艰苦、最危险的炼钢炉前体验生活，真正与工人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住，就是一年时间，甚至连大年除夕也没有回家。

为什么除夕也不回家呢？因为钢铁工业是连续化生产，高炉点火后持续燃烧五六年，每刻每秒都不能停歇。而钢铁工人也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在这个万家团圆的特殊时期，他们的内心会不会波动呢？生产状况会不会顺利呢？我决定现场体验一下。

果然，除夕晚上，就发生了一次事故：钢水大喷。

满天钢花飞舞，从电视上看，是一个漂亮的诗意画面，但对于钢铁工人来说，却是一次最危险的战争。因为每一朵钢花都是一滴最炙热的钢液，飞到脖子里，溅进眼睛里，钻入耳朵里，都是意想不到的灾难。不幸，这一次我也赶上了。我急忙往远处跑，可一滴美丽的钢花还是追上了我，落在左手中指上。我本能地用另一只手去抓，顿时血肉模糊，火辣辣地疼痛。可这时，我的工人兄弟们并没有像我一样抱头鼠窜，而是迎着稠密的钢花，去排除事故。

这一次事故中，重伤两人，轻伤五六个。也正是这一次疼痛和疼痛留下的白花花的伤疤，把我与工人之间的情感一下子打通了。从此之后，我再看到他们，便感到格外亲切。于是，一篇篇美妙的构思便如杨花柳絮般翩然而至；于是，我写出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获得了文坛认可。

闫宏伟：生活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更是要深入生活的核心，才有可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您的成名作也是这样创作的吗？

李春雷：我的成名作，也完全来自深入生活。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我主动向中国作协请缨参战，并成为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作家。当时震中地区余震频频，处处是危山和危房。我背着睡袋、干粮和水，步行在乱石飞滚的山路上，长达一周时间，时时心惊肉跳，几度死里逃生。

青海玉树地震后，我再次请缨。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我独身一人连夜飞往西宁，而后又赶往玉树，在冰天雪地里翻越海拔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日夜兼程18个小时，到达震中。由于行动突然，缺乏休息，且是初上高原，高原反应特别强烈，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满眼金星，头痛欲裂，几次昏倒，只能依靠吸氧和喝葡萄糖维持。前线指挥部急忙联系飞机，让我与伤员一起转移。但我明白，使命在身，不能后撤，死也要死在最前线！死也要死在岗位上！

就这样，我穿着军大衣，戴着风雪帽，每天步行二十多公里，坚持采访。

正是目睹了崩塌和撕裂，亲历了灾难与死亡，使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震撼，才在最短时间内创作出了一系列作品。特别是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夜宿棚花村》，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报告文学一等奖第一名，并入选《大学语文》课本。

闫宏伟：请作家谈他的代表作是一件难事，大多作家都会说正在创作。那么请您谈一下至今为止，哪些作品是您代表性作品？

李春雷：我的代表作，仍然完全来自深入生活。

2013年腊月二十三，正是传统的小年。这一天，我冒着零下10度的严寒，驱车200公里，前往正定县城，采访总书记当年与作家贾大山的交往故事。

在正定期间，我马不停蹄，沿着总书记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细细踏访，深深体味，反复求证。在贾大山家里，我站在总书记曾经坐过的沙发前，遥想他们一壶清茶、彻夜长谈的情景；在县委大门前，我反复寻觅，揣摩着他们相互送别、依依不舍的情谊；在凛冽的寒风中，我沿着总书记当年访问贾大山的行走路线，默默地步行丈量……直到除夕的前一天，才回家过年。

正因如此，我才写出了短篇报告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闫宏伟：您近期创作了哪些新作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李春雷：我的新作，更是完全来自深入生活。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由于疫情太复杂，我和许多人一样，总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中国作协组织采访团时，我没有犹豫，马上参加，逆行进入武汉。

长长的高铁上，只有我们三两个旅客。进入宾馆时，已是半夜，我又渴又饿，把消毒液当成矿泉水，刚刚入口，就爆炸了，火辣辣、苦涩涩。真是万幸啊，我已经年过五十，有了一些沉稳，没有像孩子一样急迫，如果我把这些消毒液咽进肚里，在当时的情况下，后果不堪设想。我赶紧漱口，一夜无眠，心惊胆战。

之后，便是更加胆战心惊的采访。我穿着厚厚的防护衣，先后多次深入最危险的金银潭医院、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等地采访。在金银潭医院的最中心，我与张定宇院长等人先后深谈了12个小时。在这里，我真正体会到了“白色恐怖”和“出生入死”两个词语的含义。

就这样，我在武汉采访了35天。正是在这种生死体验中，我创作了18篇作品，创造了从来没有过的高产量。其中《铁人张定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点击率达162万，受到中央指导组的高度评价，也被读者誉为高峰之作。《三月正青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焦彦龙同志批示表扬。

这次深入抗疫第一线的采访创作，是我人生中最最难忘的记忆。

闫宏伟：在创作中，你还有哪些记忆深刻的深入生活的经历？

李春雷：近年来，深入生活的场景还有很多，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为了创作抗日题材的报告文学，我曾沿着刘邓当年在太行山的行军作战路线，在陕西、河北和山西省的深山里，奔波两个多月，行程数千公里，搜集资料200公斤。为了体验最基层的民工生活，我曾搬进五十多个民工兄弟居住的帐篷里，与他们同住了一个星期。

2020年春节前，为了创作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重点项目长篇报告文学《金银滩》，我曾深入坝上地区的张北县，冒着零下29度的寒冷，完成了现场采访。这是我人生中从未体感过的最低温度。

当然，这样的场景还有许多……

雨果说：“富人凭借客厅里的寒暑表去判断冷热，穷人却只能依靠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在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面前，作家是永远的穷人。我们要用自己的皮肤，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去感悟，去创作。

总之，通过深入生活，我收获多多。

闫宏伟：谈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常常有作家朋友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生活中，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还体验什么？

李春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确实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是的，你的生活真真切切，水水灵灵。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许你是一个教授，是一个记者，抑或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你熟悉的只是你自己生存的空间。除此之外，对于这个阔大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你熟悉多少呢？

虽然我们都置身生活中，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天地还是有限的。当下的社会，处于特殊的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多元的影响，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状态。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习、去热爱，去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闫宏伟：您是如何认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

李春雷：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而扎实生活、诚实写作是作家的基本准则。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拥有丰厚的生活经验积累，才能对生活有独到的认识、理解。有了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必须虔诚地对待，苦心孤诣地去创作，经营好自己的一方心田。诚如是，才能有所得。

闫宏伟：您怎样看待文学的正能量创作？

李春雷：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其表现手法和主旨应该都是正能量写作。哪怕写血腥写阴暗，其目的也是警醒和劝诫，而绝非欣赏和倡导。这就是文学的方向，也是文学的责任。

歌德在《歌德谈话录》中强调“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所特有的内在自我”（才能和内心生活）是不足凭的，个人智慧的最后根源是群众智慧而不是天和神。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每个人都是“集体性人物”，也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这是歌德的文艺观中最基本的一条。他强调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理念出发，“为文艺而文艺”，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的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为“较高的意旨服务”。他说：“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所以，歌德的作品是“由现实提供作诗的动机，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就是“诗人的事”了。

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只有舍弃“小我”情调，永葆“大我”情怀，心向大众，才能把自己的作品“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

闫宏伟：2021年，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一名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您做了哪些事情，今后有什么打算？

李春雷：小康社会，几千年来就是中国仁人志士和政治家们的社会理想。但由于历史局限和种种原因，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无奈的梦想。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百年追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是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奋斗目标。而今，脱贫攻坚胜券在握，建成小康社会就在眼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华民族将真正告别贫困，走向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实在可喜可贺，应该大书特书。

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创作，我感觉十分幸运，也有所收获。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构想的时候，我恰好正在中国最贫困的甘肃省定西地区采访。在那里，我认识了后来壮烈牺牲在扶贫一线并被评为“时代楷模”的临洮县县长柴生芳。在与他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说了“精准扶贫”这个词，感觉眼前一亮。精准，干什么都要精准，不然就是事倍功半。当时，我深入采访了几个贫困村，创作了第一篇扶贫题材的报告文学《党参沟纪事》。而后的几年内，我又多次走进太行山深处的贫困乡村，写出了反映时代楷模李保国扶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山教授》和反映一个山村家庭走出贫困的短篇报告文学《太行梦》；深入内蒙古高原深处的贫困村，写出了反映农民养毛驴致富的短篇报告文学《黑毛驴，白毛驴》；深入广西百色革命老区，写出了时代楷模黄文秀扶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秀儿》和反映当地农民依靠种芒果致富的短篇报告文学《芒果城》；深入河北省广平县农村，写出了反映壮烈牺牲在扶贫岗位上的县扶贫办主任郑贵章事迹的短篇报告文学《县扶贫办主任》。2016年，我再一次深入临洮县，写出了反映驻村第一书记王海妮扶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妮妮下乡》。2018年，考虑到方志敏烈士名篇《可爱的中国》中描述的理想中国就是小康社会，我特别深入方志敏烈士的家乡一带采访，写出了短篇报告文学《告慰方志敏》。特别是2019年，我接受中国作协委派，承担了反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张北县德胜村脱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金银滩》的创作任务，而后走进塞北高原小村，冒着零下32度的酷寒，完成了对主人公的采访。

通过这些创作，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听到了整个国家在迈向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铿锵的脚步声。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志。全新的小康社会生活，是当今中国最精彩的现实。为民族复兴写史铭志，为全面小康树碑立传，这是我们文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人生，无愧于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