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上海是能成全女性“做自己”的城市
▶何子英（以下简称“何”）：
向黎好！有机会跟你做这个对话非常开心，也觉得机会很难得。印象中你不是特别高产的作家，但是每出手一篇作品都堪称是精良之作。你对作品品质的追求，这次约稿过程中我也领略一二，不由心生佩服。记得你跟我聊稿子的时候说，稿子已经写好了，还要改一改，你说：“我写每一篇作品都感觉用尽了力气”。这句话让我特别感动。你对自己作品的用心与讲究可见一斑。你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精致的优雅的，如果以人格比较，仿若大家闺秀，端庄、精致、唯美，又不乏浪漫和知性。我感觉你对于文学有完美主义情结，不知准确否？你心目中追求的好作品应该是怎样的？
▷潘向黎（以下简称“潘”）：
我写作比较常见的是两种状态：要么如坠情网，要么如临大敌。共同点是都非常当真，绝不轻松。准确地说，是写小说如坠情网，写品鉴古诗词的专栏随笔则如临大敌。陷入爱情也好，两军对阵也好，都是性命相关的，我当然全力以赴。写完了，有时候会后悔，对自己说：你也太夸张了，写了这么多年，似乎也不用这样竭尽全力啊。
有时候会听到约稿方说：“这篇你就随便写写吧！”我年轻的时候不认命，也曾经想“随便”，但是一动这个念头，往往就会写两句就停下来，或者写三句删四句，根本写不下去。甚至写完了整篇推翻，重写一遍。
所以我明白了：不认真的文字我写不来。这是我的命。就像一个人不能说自己在恋爱，但同时说自己是不认真的。我觉得，不认真，就不是爱情，也许是厮混，也许是欺骗，也许有种种不得已，但绝对不是爱情。不认真，就不是写作，这是完全同理的。
不认真、不尽力的文字，写它做什么？如果将写作当作谋生方式，这是很差的谋生方式，一大半作家都可以选其他方式。我们智商没问题，当然能用其他方式来过得更优裕更让人羡慕。所以，是感情方面、精神层面的原因，让我们留在这个行业里。这不是谋生方式，是志业。既然如此，认真，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是不需要选择的。
至于你说的对我作品的印象，我只能将之当成一种鼓励。我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不，缺点比优点更明显，但是也许大家看在我对文字持庄敬态度的份上，都包容了。这一点，我很感激。
▶何：
众所周知，你出身于书香之家，你的父亲潘旭澜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记得你谈过你的古诗词修养来自于从小父亲对你的亲授。这一点，我真的很羡慕你。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多生长在一个文学书籍匮乏的年代，更不用说古诗词读本了。相比同时代大多数60后、70后作家，你可谓得天独厚啊。这种古典文学的童子功，在你的散文里表现很突出，你写了系列解读古诗词的散文，你的系列茶文化散文也深得古典传统文化精髓。你觉得你的这些文学底子对你的小说写作有怎样的影响？你又如何认识阅读与创作的关系？
▷潘：
家庭影响使我在古典文学空白的年代仍然得到了古典文学的启蒙。古典文学底子对小说的影响是隐秘的，但是非常巨大。因为它在我写小说之前，就影响、参与塑造了我价值观、感情观和审美观。
如果没有古典文学的影响，我也可能会写作，但得到古典文学长期滋养的潘向黎，和没有得到古典文学滋养的潘向黎，会是两个作家。她们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样，写作的立意不一样，表达的角度和色彩，还有，很重要的，文字的质地都不一样。所以，影响是非常大的。
▶何：
近期看到你在几家刊物密集推出一批短篇小说，其中的《旧情》《荷花姜》《天使与下午茶》《你走后的花》，还有我们最新推出的《添酒回灯重开宴》，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年轻的都市白领女性，她们在生活和爱情中总有那么些不尽人意处，而你就是在这种不如意的缝隙中发现了文学生长的空间，从而塑造出一个个摇曳生姿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被评论家刘琼称为“上海玫瑰”，很是贴切形象。你是书写女性的高手，善于捕捉她们微妙的心理和感觉。你写出了看似庸常生活中所隐藏的各种可能性，沉潜于生活表面下的微澜，以及灵魂深处的躁动，这显然得益于你敏锐的捕捉感知能力。具体到《添酒回灯重开宴》这篇小说，我在编校的时候反复阅读，每每读到有些章节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小说中，“我”的闺蜜柳叶渡颇有小资情调，生活和吃喝穿戴精致讲究，对恋爱对象也要求有格调和品位。小说在叙述她与前男友夏新凉分手的原因时，设计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桥段，夏新凉说喜欢《红楼梦》中的袭人，她坚决不能接受，俩人于是决然分手。柳叶渡说“会看上袭人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选我，我要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这个分手原因貌似单纯可笑，但准确体现了柳叶渡的爱情观，就是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所强调的要“三观一致”。可柳叶渡现任丈夫又怎样呢，小说结尾让丈夫现身，柳叶渡终于情绪崩溃，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终究是落空了。柳叶渡的伤心是真实的沉痛的。创作这组作品，你的灵感来自哪里？是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还是有生活现实的触动？
▷潘：
生活在上海，对一个小说家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上海是非常现实的一座城市，强调规则、重契约、守规矩，这里的人比较收敛，日常生活动作幅度会比较克制，这样一来，戏剧化、冲动、颓废和浪漫都很难存活。这对小说是不利的。但是这座城市的气质很特别，是相对含蓄的，但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引而不发，许多色调都是中间色、莫兰迪色，很少大红大绿，不直接，不火爆，不夸张，微妙的色彩和光线很多，曲折的心思更多。城市生活肌理也耐人寻味。
灵感来自上海的日常生活。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小说，都是我“上海爱情故事”系列里的。这个系列中的人物，我并不认为他们在上海很常见，但是我认为，他们放在上海，是协调的。或者说，如果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么他们不会出现在别的地方，只能出现在上海。
柳叶渡的伤心，是在中国的婚姻生活里大面积存在的。一方面，在男人的世界里，感情很难排第一位，一般是事业和谋生排第一位，然后血缘关系或兄弟情谊排第二位，恋人或者配偶只排第三，传统文化告诉他们，这样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而许多都市女性仍然是将感情排第一位的。另一方面，女性更渴望交流，需要不停地诉说和倾听，而男性话比较少，有一个数据，女性一天必须讲两万个字，心里才能舒服，而男性几乎只需要讲十分之一就可以安然渡过一天；另外男性也不那么随时随地愿意交流，所以女性很容易觉得被忽视被伤害。这一点据科学研究是两性先天的差异。听上去有点悲观。
所以，我虽然写出柳叶渡们的失望和悲伤，但是我也没有解决之道。另外，我心里知道，能认真计较这些，那么她们过得也还不坏。人生就是这样，烦恼不断失望不断。
▶何：
你的小说可谓是典型的都市文学，也可以说是当下海派文学的一种代表性文本，你的作品中对于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描绘很生动，比如星巴克烘焙坊、老大昌、凯司令、红宝石的蛋糕、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光明村的鲜肉月饼、老上海熏鲳鱼等等，这些具有烟火气的描绘展现了这座城市的肌理，体现出老派市民的生活趣味，能够调动读者的视觉味觉，细腻可感，散发着浓郁的海派气息。我发现包括王安忆、金宇澄在内的上海本土作家，都很擅长细致地描写这座城市生活的烟火气，而这烟火气透出一种对生活的讲究和自信，这是不是就是海派气质？请谈谈这座城市给你的文学滋养。
▷潘：
生活在上海，其实心理成本是挺大的。上海的日常生活在不断变化，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虽然其中有不少是带来方便和提高舒适度的，但也有一些只是引起惊讶和注目，无论如何新的东西都需要适应，并不总是轻松愉快的；同时不断有一些熟悉、亲切的场景和细节会消失不见，人们对此会叹息和伤感。这些我都身在其中。
这个城市给我的触动，主要来自日常——每一天的日子，朋友，邻居，街上的行人，餐厅里的邻桌，直到微信朋友圈里的“吐槽”，许多细节很有意思，很鲜活。
上海的作家在创作上好像都是单打独斗，风格也各不相同。似乎没有和其他省市一样，几位作家放在一起，用地域或者某种风格来命名的。这一点，倒可能很上海。我不清楚“海派”到底指什么，所以很少用这个词。我喜欢用“上海”当形容词，平时我和朋友聊天也这样说：这一点很上海。这个人很不上海。
▶何：
我感觉你的小说的人设和氛围意蕴，体现了一种古典美。比如《你走后的花》中的云姐姐，是一个纯真浪漫，活在自己世界中的艺术家，因为初恋情人喜欢蓝色，她种了一院子的花都是蓝色的。这种意境的营造唯美伤感。而云姐姐这种偏于传统痴情执着型人格设定，是否得益于古典文学的潜在熏陶，比如说《桃花扇》《牡丹亭》等作品的影响？
▷潘：
这个小说和古典的关系不大，可能它的氛围是古典的，但是内核是当代的、都市的。女主角是纯真、浪漫，但并不古典。云姐姐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她事业成功，在上海市中心买了那么大的房子，然后她气定神闲，一个人把这个房子住成了家。做到这一切，她完全是靠自己的，这当然不是一个古典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其实是：公主没有遇到王子，自己把自己活成了女王。她虽然痴情，但不是传统的“忠贞不渝”，这只是她愿意等，或者说因为种种人生的机缘，她不知不觉就等了那么久。
现在的都市年轻女性，不再为了生存、宗族、舆论而去结婚，这是很大的进步。当然这里面我也强调了上海这个背景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上海是中国男女平权实现得最好的地方，也是能成全女性“做自己”的城市。像云姐姐这样的女子，在有些地方，会被人家指指点点，会被父母逼迫去相亲，甚至会和根本不爱的男人生儿育女，但是在上海，发育良好的城市文明，让她这样的人可以我行我素、和人群拉开距离，外界对她还会远远地献上好评和敬重。是要有这样现代城市背景，这样的女性才能活得淡然而纯净，诗性而优美。对这样有个性的女性，如果环境是包含敌意、给人压力的，就会演变成惊世骇俗然后难以久持，或者被迫远走他乡的悲剧。
那个男主角和她一样有光彩，但其实他们会不会在一起，还是很大的未知数，在一起以后的故事，就是相对完美的爱情落到了日常的朝夕相处之后，会怎么样，是更大的未知数。但是那些不重要，这个小说已经写出来的部分透露的信息是更重要的：现在的大都市里，居然可以有这样的女性，有事业，依靠自己过上了优裕的生活，精神独立，有自己的原则和坚守，在人海中安安静静、从从容容地生活。这一点，非常美好，非常鼓舞人。
▶何：
对，古典的氛围，现代的精神内核，云姐姐代表都市中那些独立的自尊自信的女性，你阐释得很到位。在《旧情》的后半部杜佳晋的出现，让重病中的齐元元妈妈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也给困窘中的齐元元一个可依傍的肩膀。《你走后的花》那个建筑设计师的闪亮现身，让这些故事都充满了温暖和美好，先前一切煎熬和等待好像就为了那最后一刻的欢聚，也让读者绷紧的神经为之一松。看得出你是一个内心温柔，心怀善意的作家，你好像总不忍心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下狠手，不喜欢制造悲剧，这样的结局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古典美学的团圆情结。记得李敬泽先生早年对你的创作有一个评价，他说你的小说写出了人世间的“信”与“守”，称之为“冰上之信”。那意思是世道和人性固然复杂，深不可测，但是你愿意作冰上之舞，愿意“信了对方，信了自己，信了这世上有安稳幸福”。以他的这个判断来对照你近期的作品，依然有效。刚才列举的两部作品，就写出了两对恋人之间的信和守。我想，这些其实反映了作家个人的人生哲学。（你自己前面也谈到古典文学参与塑造着你的价值观、感情观、美学观),请谈谈你对这样处理小说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想法。
▷潘：
在写作的时候，狠其实是容易的。生活中杀人偿命，小说中你杀死一大片也不犯法，还可以震住读者。狠一点其实很容易，因为人生是不容易的，人性是经不起推敲和质疑的，没有一个时代是完美的。方向盘往否定的那边打，一方面可以把读者震住，一方面容易占据心理高地——如果读者觉得有破绽，作者大可以反唇相讥：那是你对生活看得不深，对人性看得不透，那是你阅历有限。
反而是要写得温暖干净美好比较难，因为大家看到了人生的不容易、人性的不可靠、时代不完美，写作者要写出温暖、干净和美好的感觉，不那么容易让人相信，反而很容易遭到质疑和讥讽。所以，怎么在一个小说的容量之内，短篇的话可能就一两万字，慢慢的、一点一点让读者相信你，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角落，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思，这样的感情……很难惜力，很难藏拙，这是“信”的作家要面对的。但是很多年来总存在一种倾向：写都市，还调子光明，那么你一定是肤浅的，浅薄的，反正就是不可能深刻。我仍然常常面对这样的轻视和不屑。这一点，我很感谢李敬泽先生为我的作品所作的“辩护”。
狠的作家，可能收获的是震住别人、让人震撼、发人深省；这个我做不到，也不那么愿意做。不狠的作家，希望的是让一片暖意慢慢地向读者渗透。如果说我有什么奢望，大概就是给朋友给读者提供这样的一点温暖。我力弱，可能只能提供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是暖意还是寒意，区别还是很大的。
这可能和作家的体质和环境有关，我是南方人，上海冬天又不供暖，我非常怕冷。
▶何：
你觉得自己算是女性主义作家吗？我从文本中感到你有一种温和的女权意识，不像典型的女性主义者那样过于张扬女人的个性，但又对女性怀有深切的体恤，温柔的抚慰，对男性的某些心理暗角不无善意地揶揄调侃，且节制内敛。比如《睡莲的香气》，你运用男性限知视角，在文章中加入更多微妙的回忆和心理描写，本身就十分动人。男主人公被网友“睡莲”唤醒了对生活的细腻感触，一个男人的精神出轨被描写得入木三分，而结尾那个出轨的对象却是一个男人。这个情节促使男人自己顿悟生活，从而调适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这样的结局消解了这种体悟的严肃性，颇有些哲理意味。文学作品离不开两性关系的表现，两性关系可谓这个世界上最复杂微妙的关系。你认为现代社会，女性应如何自处和实现两性的和谐相处？
▷潘：
这些理论我没有研究，一定要说，我大约是个男女平权主义者吧？这里面没有和男性对抗和竞争的意思，而是觉得人生而平等，那么每个人，不论是什么性别都应该平等。作为写作者，对男女角色也一视同仁，都比较体恤。毕竟大家都只是人而已，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
《睡莲的香气》写日常生活里无处安顿的渴望以及逸出或回归的选择。城市生活非常现实，“格式化”力量强大，正常人的内心都会在某些时段或者瞬间有想抵御或者逸出的念头，但是这和付诸行动之间还有很大距离。其实这个小说中，那个男主人公发现唤起他心中思慕的是一个男人（他是异性恋，所以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整个心理过程就不会发生），内心的感觉可能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会有巨大的失落，但也会有一些释然和轻松，因为无法继续下去，也就不用承担压力了，会有一点“天亡我也，非战不利”的感觉，于是避免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就此回归“正常的”日常生活轨道。
不过，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似乎明白了两个人相处的质量，并不都取决于对方，也就是说，如果婚姻有问题，不是简单换一个人就可以让所有问题消失的，因此，他开始重新关注妻子，关注原本忽略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尝试和妻子进行交流，而妻子也开始呼应他的关注，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包含了我对婚姻生活中尽责而疲惫的人们的一点祝福。
主角是男性的短篇，还有一个《梦屏》，写的是三个男人面对恋爱和婚姻的不同心理，各种内心矛盾，日常际遇和意识、潜意识不断地冲撞、发生物理和化学的反应。婚姻已经不是可以轻松登上的幸福彼岸，而是都市人困惑、矛盾、疲惫甚至恐惧但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一系列考验。我想让读者看到：人的行为和内心往往是不一致的，而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内心的天平是如何摇晃和倾斜的。有一个好消息是：有时候，通过这些考验，是值得的。
女性应该如何自处？很大的问题。我只能以四两报你的千斤，女性应该好好爱自己，始终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如何实现两性的和谐相处，这个完全不知道，彻底说不上来。因为越来越多地看到：除了素质和诚意，除了心理因素和沟通技巧（个人讨厌“技巧”这个词），不能忽略运气的成分。差不多的两男两女，差不多的年龄，同样结婚了，有一对人就平平顺顺地过了一辈子，另一对人却婚后鸡飞狗跳，然后一直不顺利，这其中明显有运气的成分。
运气不是宿命论，其实就是概率。根据专家统计的概率，地球上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其实是不适合婚姻的，三分之一是结婚后会离婚的，只有三分之一是会将婚姻进行到底的，所以，对“两性的和谐相处”一开始不要太乐观，这样可能比较好。
▶何：
你说的太精彩了，也很通透，这就是小说家的锐利之处！你的小说语言文雅端正，又机灵俏皮，行文中经常有一些充满智性的词语跳跃闪烁，令人莞尔。不记得有哪位名人说过，语言就是思想。没有思想的语言注定是干瘪的空洞的。比如《添酒回灯重开宴》的开头，“我”的自叙：“一个人坚持‘没有个性’好几年，丝毫不为时尚潮流所动，那么这也会成为一种‘个性’的”。“一个学龄儿童的家长，这个身份杀伤力之大，足以把和性别有关的一切封印”。这样的语言干净、形象、有力，形成独你个人的独特话式和美感，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起到了调剂气氛的作用，同时也延展了语言的厚度与力度。你在语言锤炼方面有什么心得？
▷潘：
谢谢你这样说。语言是写作最初的门槛，也是最终的门槛。对小说来说，语言真的是特别重要的。我在语言上花了大量的力气，今后还准备这样下去。我会反复改，有时候都改得停不下，甚至有第三遍改坏了又回到第二稿的情况。
用力过猛还不要紧，因为过几天再读，自己会发现的，这只是白费力气，我最苦恼的是，因为改的次数多，又需要几稿都留着——最后比较甄别、决定用哪一稿，所以不能随便覆盖前面的文本，这样一来，每个小说都有好几个版本，给杂志社、出版社的时候，就很容易弄错。我这次给你们的《添酒回灯重开宴》就给错过版本，真是抱歉。不过也证实了我说的话。
哪有什么心得？只有无数累死累活、暗无天日的记忆。
▶何：
对的，你应该是在各方面自我要求很高的人，更不可能允许自己犯一点点低级错误，哪怕是一个错别字。这次你说给错的版本，其实也不过是个别地方柳叶渡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我顺手都可以把它更正过来，但我作为编辑还是应该跟你确认一下文档的版本，而你的反应确如你前面所说，呵呵，如临大敌，交代我一定要把原来的版本删掉。并且我在发稿后校对时，再没有挑出一个错别字，真是服你啊！多么敬惜文字的写作者！编辑见惯了错别字连篇的稿子，看到你这样干净爽利的文本，不要提有多么喜欢啦。有评论说你写出了上海的新世情，你认可吗？你觉得当下的上海与你从小生活长大的上海有什么不同？你如何看待现代化背景下的新上海人？他们与海派文化形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接纳、融合还是相互影响？你今后会更多地书写新上海人的形象吗？
▷潘：
没有人能说自己写出了上海，无论老的，新的，上海不是那么好写出来的。但是，生活在上海的读者、熟悉上海的读者，可以一眼看出“你写的不是上海”。我要做的是，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当下的上海和我小时候的上海很不同，在我的小说里也有许多细节传递了。请原谅，我无法概括地说，因为如果我能概括出来，我大概就不会去写小说了，还写这么一个系列。就是有许多感触无法用简单明确的话说出来，所以作家们才写小说的吧。
在我的小说中，有新上海人，上海每一天都在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新上海人对上海影响大极了，比如说，现在上海的日常中，上海人面对陌生人，基本上都是先用普通话说第一句话，如果对方用上海话回答，那么才会开始说上海话。另外上海的孩子们，不说上海话，或者上海话说不好，非常普遍。方言尚且如此，别的方面可想而知。我是12岁来上海的，所以我也不是上海的“土著”，我感觉他们的内心对“新上海人”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感情，而外来的人对上海原住民的感情也不单纯，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谁也不能轻易“压制”谁或者“说服”谁，所以这些人交集，当然很有意思。
我刚写好的一个小说，就是写这种关系的，上海的男青年，和新上海人的女友分手了，然后老上海人的父母出面了，这时候，真正上海人和新上海人，老一代上海人和新一代上海人，形成了三明治关系，好几层心理折射，这种三明治是非，多次心理折射，在上海这样的人群中，特别丰富，特别复杂，也是我特别注意观察和试图描摹的。
▶何：
听起来这又是一篇令人心动的小说！你先前的小说，如《我爱小丸子》和获得鲁奖的《白水青菜》中，女主有一种要把个性坚持到底的决绝气质和精神洁癖。前些年，你好像把写作的重心放在了散文创作上，并且硕果累累，我经常在微信上阅读你的散文，那是另一种美的享受。如今重拾小说写作，你笔下的女主角仍然个性独具，但是也多了一份云淡风轻，仿佛她们与岁月达成了和解。比如《添酒回灯重开宴》中的叙述者“我”与柳叶渡的执拗较真脾性形成了反衬关系，“我”对待生活和情感显得从容恬淡，不强求不苛求，一切随缘。这类具有包容性的人物形象，跟你的人生阅历和岁月的增长有关吗？
▷潘：
当然。变化和年龄有关。我不是三十岁、四十岁了，没有办法。但是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看到毕飞宇说过一个意思：如果毕飞宇永远三十岁，那么毕飞宇五十岁的作品谁来写呢？这个想法安慰了我。然后我发现，年龄带来人生阅历，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带来对人生的洞察力和自我控制力（情绪控制力和语言控制力），真的也是好的变化。所以，当有熟悉我写作历程的读者朋友和编辑朋友认可我这几年的写作的时候，我会笑着回答：不能白老啊。老肯定带来一些坏处，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老也可能带一些好处，这却不是必然的。作为写作者，如何抓住“老”带来的好处，自然而然地带到作品里，带给读者，这是这两年我在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成效如何，还有待读者评判。
我没有写小说，好像整整有十二年，然后去年十月恢复写，就是这个“上海爱情故事”系列。发表的第一篇是《旧情》，发在《青年文学》上，《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都转了，《小说选刊》的主编、著名作家徐坤女士在卷首语里面说：潘向黎这篇小说接续了她发表于2004 年的获鲁迅文学奖小说《白水青菜》，但“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十七年过去了，女先锋变成了真后卫”，“终于宽宥并与生活和解”，徐坤说这是岁月赐予的慈悲心肠。有一些变化是岁月赐予作家的，这一点徐坤说得完全正确。
▶何：
近期看到一篇李敬泽的访谈，他说：文学应该“留下这个时代的风俗史和心灵史”。风俗、心灵、史，无一不是文学中的重要事项，既有向外无边的阔大，又有向内的精微，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又是具体的、个人的、精神的。那么借用一下，你希望用自己的文学作品为新时代的上海留下一部女性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吗？
▷潘：
我只会专注于手中的这一个小说、正在我手指和键盘的连续接触中不断生长的这一个小说，想把它写好，写得达到我能做到的最好，不会去考虑那些什么“远大前程”。“留下这个时代的风俗史和心灵史”是一个大目标，而“为新时代的上海留下一部女性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听上去很不错，但都不会是由一个人做到吧。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假设可能性不大，很多年后有人认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会高兴的。但对我现在的写作仍然没有什么影响。
写作对我来说，这一刻，这一篇，这一个字，几乎就是全部。
▶何：
细究起来，你的小说很难归为哪个流派，什么主义，而风格独具，我行我素。你怎样定义自己的写作？最满意自己的哪部作品？
▷潘：
作家很难定义自己的写作。从态度庄敬、沉浸其中、尽力而为而言，我的每一篇小说、散文，我都是满意的。以我心目中文学的理想境界为标准，那么我的每一篇小说、每一篇散文，我都不满意。我写作没有野心，没有计划，就是因为喜欢，从写作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是写作本身的乐趣。所以，我无法接受“不要写得那么认真”的忠告，这就像你在谈恋爱，热恋之中，有人来对你说：何必那么认真呢！你会听吗？你只会希望他走开。
小说，最喜欢自己的长篇《穿心莲》。散文，最喜欢自己的《万念》。关于古诗词的专题随笔，喜欢《梅边消息》，还有接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的这一本，就是《钟山》上的“如花在野”专栏的结集。
▶何：
哈哈，用恋爱作比喻太妙了！你现在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还兼任多种社会职务，公务一定繁忙，这些工作会分散一些精力和时间，那么你是如何平衡创作与工作的关系？今后继续写都市女性系列还是有什么新的创作打算？对于90后甚至更为年轻的作者，你有什么创作心得与建议和大家分享？
▷潘：
时间管理确实是一门学问，或者说艺术。过去我在报纸副刊当了22年编辑，那时候更忙，工作压力更大。虽然我喜欢编辑的工作，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人一边在报社上班一边创作成果累累，这也是我看到过的；可惜我是一个阶段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我已经专心地做了二十年编辑了，自己认为也做到了极致，到了一个要考虑此生还能不能写小说的年纪了，所以，为了写作的时间，我在2020年到上海作协专事写作了。人生就是不断选择，每一次选择是根据自己的、当时的情况，其实很难说清楚得失，何况我对有些得失也比较稀里糊涂。经常被误会成任性，其实真不是任性，就是不会算计，不精明。
我所有的较真和精细，好像大部分都给了写作这一件事。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现实中无能的人给自己找的借口。
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我没有什么建议。就因为比人家老，就有资格对他们说什么忠告吗？怎么可能。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像根本不会听任何人的。
写作多么不容易。在各种孤独、困顿、煎熬和绝望中，祝愿我们都能咬着牙好好写，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时光的深处、灵魂的巅峰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