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是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众所周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的每一次时代变革几乎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对于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功能的文学而言尤为明显。“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做出必要的呼应。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分参与历史语境的建构，另一方面，文学又将进入这种历史语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循环致使文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1]，于是纯文学这一概念便从某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应运而生。纯文学虽未曾有过明确而统一的概念阐释，但却成为众人心领神会的共有观念，甚至一度左右着文学创作与批评。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历经了大众商业文化的席卷后，纯文学被迅速边缘化也让人始料不及。如果说纯文学“是以往所有世界文学经典的总和”，是一种文学的至高追求，可当耶鲁四君子之一的希利斯·米勒在2001 年发出“文学死了吗”的惊世一问之后，我们心中也会产生一些疑问：如果文学真的死了，还有必要在当下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消费主义弥漫的时代重提纯文学吗？如果它的边缘化是历史、时代与文化转型的必然，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学经典已不再重要？或者说会有一种新的文学经典出现？

一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纯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属性和意义进行重新辨析、总结与反思。

首先，必然不能绕开的是在1980 年代叱咤风云的先锋文学主将李陀先生在2001 年第3期的《上海文学》发表的一则《漫说纯文学》的对谈，其中就对纯文学这一概念予以详细的梳理，尤其提及了产生纯文学特定的时代语境——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与“新启蒙”运动，以及稍后的文学集体“向内转”。可以说，纯文学其实是当时的人们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模板而设想出的一种摆脱“政治、国家、革命、阶级”等外部负载的一种“纯粹”文学，这种文学是从“文以载道”与“政治传声筒”的从属物中解脱出来，还原文学本身的艺术规律和主体价值。因此它最直接的意义在于，通过刻意强化“纯粹的文学性”以达到对过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清理和反叛。何为“纯粹的文学性”？当时提出了两条实践方向的设想：一是对内心潜意识的挖掘，侧重于展露个体心理的幽微悸动甚至荒唐变态等，如残雪的“新实验小说”、余华在1980 年代的“暴力美学”等；第二条则是由马原、格非等先锋作家引领的“形式变革”，关注文体的实验与创新，主张“形式即内容”。应该承认，纯文学的观念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确实发挥了推动文学现代性的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纯文学’概念正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在叙述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困境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选择的可能。”[2]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步入1990 年代， 曾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纯文学却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渐渐失效，流露出了它的负面性：打着“回到文学自身”的旗号，逃离公共领域，退守私人空间与学术的象牙塔里，满足于脐下三寸的欲望凝视和曲高和寡的语言工艺。于是，关于纯文学的质疑和不满蜂拥而至。千禧年初的《上海文学》组织了关于纯文学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基本观点有二：其一是对纯文学缺乏介入精神的批评……其二是消解“纯”与“不纯”的二元对立，主张拓宽‘纯文学’的包容度[3]，甚至当时的思想界也曾炮轰文学界，指责中国当代文学脱离现实，当代作家居于个人书斋，远离时代漩涡。这些对纯文学的质疑，归根结底在于他们认为纯文学已然丧失了曾经具有的对抗性和解放人性的能力, 越来越成为背对读者、远离现实政治、不再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的专业主义写作，它与市场化文学、新媒体文学将曾经文坛大一统的格局一分为三[4] 并延续至今。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竭力为纯文学辩护。批评家王干认为：“纯文学有读者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 因为有纯文学的存在, 在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之间才会出现自由的审美空间”[5]，显然他将纯文学理解为是一种对艺术的自由追求, 这种创作指向也是自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作家残雪则不认为纯文学具有广大读者，“纯文学本来就是小众文学…… 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制地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6] 总之，他们对于纯文学的推崇依然延续的是1980年代关于纯文学两条路径的理想化设想。

二

当我们回看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争辩时，笔者以为，如果今天仍然只是一味地推崇纯文学其实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而是应该重新审视纯文学写作在当下这个时代为何会被边缘化，它是否还存在着新的可能性。

正如贺桂梅在《“新启蒙”知识档案》里指出：“回归文学本身”的纯文学本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意识形态的抗争意义[7]。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纯文学，在1980 年代便依靠对“艺术的纯度”的信仰，承担起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时代意义，这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和主流思潮不谋而合——急于摆脱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的普遍心理，因此它天然地携带着对抗性和批判性。但在步入1990 年代以后，随着时代与文学观念的转型，纯文学这一概念原本所应用于对抗和批判的那个革命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相应的，纯文学也便失去了支撑它繁衍生息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伴随着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的日新月异，对市场与资本的渴望已经成为上至权力阶层下至市民百姓共同的“非政治化”政治诉求。那么，在这样一个“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市场经济时代，仍然坚持阳春白雪，坚持“艺术的追求”，坚持“文学的纯度”，以此抵抗商业化的侵蚀的纯文学，也便极容易成为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而腹背受敌。

当裹挟着人之欲望的消费主义君临天下的那一刻，瞬间便俘获了一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信赖的普遍价值，所有人都在消费，所有人也都需要消费，消费主义的弥漫让时代丧失了历史和时间的纵深感，大家都沉浸于此时此刻体验着资本给予我们的某种虚幻的自我价值。可以说，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石，而在过去的启蒙主义话语体系下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也随着消费的力量渐渐浮出了历史地表，被人们重新肯定。这种消费主义话语在中国社会已然变成了一种具有支配力的核心理念。可纯文学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选择直面新的意识形态并发挥相应的价值判断和引导职能，而是直接关起门来在艺术的国度里自我陶醉，幻想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孤傲清冷，拒绝着消费之手的入侵，这无异于螳臂当车。殊不知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已然确立，它犹如历史的车轮迎面而来，人们都渴望搭上这辆顺风车，而文学虽然回到了自身，但也疏离于人民大众和时代意志——这便是许多以纯文学为主打的传统文学期刊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迅速失去影响力甚至停刊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渐行渐远，抛弃了人民大众的纯文学只能无奈地寄生于作协体制内孤芳自赏，最终被人民大众所抛弃。

从启蒙文学到革命文学再到纯文学，文学的蜕变既是时代的偶然，也是时代的必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特别是“电信时代”的到来，希利斯·米勒将其视作是会使沉浸于其中的人类发生“感知经验的变异”[8]，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这一观点如惊雷般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学术界引发了爆炸，但事实胜于雄辩，纯文学的危机伴随着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膨胀如约而至，“纯文学正是在大众文化的强大攻势中陷入了困境”，而大众文化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又跟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密切相关。

“作为‘文字的艺术’，它本质上是印刷文明的遗腹子。几百年来，文学居于文艺的核心位置，实际上是对印刷文明技术局限的迫不得已”[9]，而电子技术将人们的感知能力从识文断字的抽象想象中解放出来，感官被全面打开，使得人类“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10]，于是代表着大众文化的影视、动画、有声读物、电子游戏等便成为当今时代的传播宠儿。它们与纯文学最本质的差异在于，放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而是以商业利益为最终目的，依靠时代热点与时髦话题吸引眼球，最关键的是，这些热点和话题又与当下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大众文化并不追求在艺术与精神领域里高屋建瓴，它们紧紧贴合着当代人的欲望诉求和生存状态。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大大降低了信息生产、传播与接受的门槛，人人都能在互联网上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从而构成了如今这样一个众神狂欢的信息时代。而信息炸裂式的生产与光速传播，又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信息更为深层的吸收与消化，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浅阅读状态”。有人把当下命名为“刷时代”：刷微博、刷抖音、刷新闻、刷朋友圈、刷流量、刷数据……年轻人几乎每天都是从“刷”开始，也是在“刷”中结束。大量碎片化的信息无论真假对错，都在手指刷屏幕的那一刻一一呈现，直接影响着人们阅读的耐心和专一程度。一旦我们习惯了在互联网中通过“刷”的方式获取信息和消化知识并对其产生依赖感后，这时如果再让我们安静坐下来读一本晦涩的纯文学作品，则会如坐针毡。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信息生产者尽可能地制造个性化、碎片化、场景化的信息吸引用户眼球，而读者也不再需要那种宏大、深度、整体性的信息以及由信息引发的深度思考，更希望获得的是与众不同的、共情式的信息体验，这种信息体验又必须符合当下碎片化的浅阅读习惯，从而便造成了一个死循环，而以娱乐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又恰好能与这种浅阅读习惯一拍即合、水乳交融，可以说，大众商业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如虎添翼，它们是压死纯文学生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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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