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厚均：韩少功的“新作”《长岭记》发表于2021年第2期的《芙蓉》杂志。文首，韩少功对其将这些50年前的日记整理发表的初衷有说明：“再次翻出这些发黄纸页，只是一个老人致敬遥远的青春，也是对当年一个个共度时艰相濡以沫者的辨认和缅怀”。不过，作为一个向来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韩少功选择在当下出手这一旧时“新作”，其在所谓“致敬”“缅怀”背后所可能隐含的意图仍颇引人思量。实际上，《长岭记》于发表之时，就注定是一个复合性的多重文本，韩少功的“整理”对最初文本的删削补订、编辑的介入、读者的个人视野以及当下的时代背景，都对这个文本构成了反复读写，从而使这个文本变得愈发意味深长。

《长岭记》首先为我们呈出了一段被保存的珍贵的历史，具有明显的纪实性。作者在文首那段按语式的文字中说：“我代你们记住了，记住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所沉积的往事，多是松散的日常生活片段和劳动文化活动场景，这使得它与当时的政治宏大叙事和公共话语拉开了距离。当然，彼时的政治话语也不可避免地笼罩于书写的半空，《长岭记》因此成为一个主流与私人话语混杂的文本，很多时候甚至无法分辨其公共性与私人性，而这正是它为我们保存的那个时代的可贵真实。在日记写作的时段，作者被抽调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文艺活动激发了他的写作意识，但也对文学要求的个性、才华以及生活的丰富性表达造成一定的挤压，这种因挤压而产生的紧张，即以相对个性化的日记得到缓解和释放。

在日记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是在长岭的乡村生活。那些生产生活的场景和细节尽情敞开、伸展，并且深入到农村和农民的文化与精神底色中。韩少功对农村的文化资源、农民的特殊处境和心理特点等方面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探索，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复杂的、从而也更为可信的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生活世界。这为我们在书写农村和农民时，避免想当然、模式化、简单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我们知道，不论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当下，农民其实或多或少总是被建构的群体，他们自己是沉默无言的。在当下，当乡村振兴成为社会的一个焦点时，《长岭记》在某种意义上为希望了解乡村、书写乡村、建设乡村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进入乡村的方法。考虑到韩少功向来对将历史简单化、概念化的担忧和不满，对历史现场的复杂性呈现或许正是韩少功推出《长岭记》的一大怀抱。

张 雯：但《长岭记》的缅怀之意仍然是重要的。这种老来的人生感怀，来自中国文脉的感时伤逝之“万古愁”，在韩少功近年的长篇《日夜书》《修改过程》中已极为浓郁，而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人生忽然》的题名，又道出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的忆春惜春伤春之情。正因为人生之迅速，文学的记取和定格才变得重要，它是生命自我确证的方式。《长岭记》记取了很多人的一段共在时光，包括他的朋友、爱人，特别是还有那些曾经的相濡以沫者，那些沉默无言的农民。生命在展现和流逝的意义上是平等的，苦痛和幸福都是那么鲜艳而易逝。韩少功不仅代这些人们记取，也为他们抒情，因为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与这些人浑融为一了。在韩少功发表《长岭记》的动作中，无疑有一种对生命存在透解后无分别的怜爱和悲悯。

我们在《长岭记》看到，其中很多人物，后来都作为“原型”进入到韩少功的文学世界中，像丙崽、张种田等。在韩少功80年代的作品中，他与这些人物原型的情感系连可能比较隐晦，或者被那个时代的启蒙话语遮蔽了，但在《长岭记》中，我们发现了作者与人物之间更为复杂的情感联系，对这些人，他即便确有批判，也往往是含情的。在他2000年定居汨罗后创作的《山南水北》中，这种情感倾向变得显明，而《长岭记》让我们知道这份“怜爱与悲悯”其实由来已久。

张 勇：《长岭记》在发表时所经历的处理过程值得注意。这包括日记内容的选择（主要是删减）、必要的补充（文本中以括号的形式体现）、脚注等，以期通过这些类似修复“出土的破碎陶片”的工作，让人能辨认出是“一只盆还是一个罐”。其中，最大的处理动作是删去了摘抄的占四分之一篇幅的诗文格言。读者可能会好奇，韩少功当年到底摘抄了哪些格言、诗词、美文，或者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什么？格言和警句，往往相当于一代人的文化或精神标志，这些诗文如果保留下来，当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的时代氛围，对于重建当时的语境是有意义的。从完整地保留史料的立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韩少功在对《长岭记》进行整理时，既是在与当年的自己对话，同时也是在搭建两个不同时代对话的桥梁，这就使得他的处理不再是简单的修复和粘贴，至少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他需要在上世纪70年代和当下世界之间来回瞻顾。我们注意到，在《长岭记》的20多个脚注中，大量的注释里都潜藏着一种“后来时”，他在对往日解释和品评之时，也引领读者感受到时间在绵延中已悄然形成的巨大的沟壑。而这又自然地引发了一个代际对话的问题。韩少功向来关注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他曾提到，以前的文化研究只注意划分“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湖南文化”和“江苏文化”，以后可能更应该注意划分“80年代文化”与“90年代文化”、“老三届文化”与“小三届文化”。就《长岭记》而言，它的出现，指认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与当下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在这种差异间，《长岭记》所记录的那种生活就成了一种为当下生活提供参照的思想资源。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大体上给人的印象是灰暗匮乏、捉襟见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异常丰富。《长岭记》中有很多地方描述劳动中的身体感觉，如“累得全身散了架，被痛打了一顿似的”“挖地，太阳下晒得头晕，眼睛花”“赤脚下田时，冷得像割刀子”等等。尽管远隔着年代和文字，读者依然能感到疼痛和劳累。在当时的环境下，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一种极端的状态，因而人们获得的体验格外鲜明，刻骨难忘。这与当下温吞吞的，经常处于倦怠乏味状态的生活是极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亲密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要亲热鲜明一些。在这个意义上，《长岭记》对越来越虚拟化、抽象化的、疲乏的当下生活还有着某种批判意味，至少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齐晓倩：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韩少功作为一个进入乡村生活的外来知识青年的身份。一方面，他罕见地将自己交给了这里的农村生活，与农民们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他又一直保持着知识者的身份，在不断地观察、阅读、判断、学习和思考。《长岭记》对上世纪7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文化活动的记录弥足珍贵。韩少功的个人阅读、与志同道合者的辩论、对自身处境的沉静的思考，身在民间胸怀世界的那种宽阔视野和理想精神，令人感动。他们那批知识青年，在70年代隐秘的地下文化活动读来激动人心，他们正是绚丽的80年代得以绽开所需要的蓄力阶段，是伏于地底的根系。那样丰盛的精神生活在今天已经不可再得了。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这部日记的青春质地，那些来自生命中好年华的热情、华彩和诗意。“既来之则安之……人到了哪里都能创造一个新环境”“请在我们的词典里永远取消‘困苦’‘忧愁’‘绝望’这一类字眼”“生活就是顶住、扛住、咬住不放！”“一个强大的人，必须‘在清水里洗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盐水里腌三次’”，等等。这些热情澎湃的话语，既有那个时代的面影，同时更来源于青春的身心，对自我力量的信心和砥砺。日记里，前一刻还在诉说赤脚下田插秧的痛苦，却不妨碍下一秒发现乡村的春天的美。再简陋的环境也要立一排书、插几枝野花，说说诗歌和哲学。这是一种青春文化，苦痛里洋溢着欢乐，迷茫里总有昂扬，读来令人动容。

杨厚均：《长岭记》虽是韩少功的“少作”，但文本中那些充满个性的人物、有趣的故事、生动的意象、幽默的语言以及蕴含其中的活跃的思辨和细腻的情感，显示出与他当时的年龄不相符的文学能力。虽然日记中也会有非常主流的话语表达，但其非主流的边缘话语也大量存在，这构成了《长岭记》中最生动、最文学的部分。从体裁上来看，《长岭记》是私人性的日记，但也可以看出，在韩少功当初写作的过程中，其实就有一种潜在的发表意识在内，正如他提到的，他写日记的兴趣，部分是源于老师对日记的赞赏和宣读。所以从一开始，他的日记就不是那种私密性很强的文本，而实际上隐含了一种被阅读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现他在写日记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对语言和修辞的追求，而且间或流露出一种驾驭语言的自得之情。《长岭记》的语言极简练传神，对人事的描述笔墨经济却极为准确。

张 勇：说到语言，其实《长岭记》对研究韩少功的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文献性的价值。在《长岭记》中，韩少功开始发现方言土语的表现力，并且从方言的切入到方言使用者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思维方式直接贯通于后来的《马桥词典》和《暗示》。比如，在《长岭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已经在品咂着《马桥词典》中的很多词条，如“糖”“碘酊”“碱”“宝气”“火焰”等等。

齐晓倩：我们都知道知青生活是韩少功创作的源泉，但直到《长岭记》出来，才能真正直观看到这种生活与作品的源流关系，并指认出韩少功后来所关心的历史与现实、语言、符号等问题的端倪。当然还包括《长岭记》中的人事和他的小说作品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有些作者在文本中通过注释的方式进行了明确说明，有些没有明说或者没有明确意识到，但我们可以想见，如文中多次提到的“月娥嫂”与小说《月兰》中女主人公月兰的关联。

张 雯：作为一个私人性较强的文本，《长岭记》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很多韩少功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的蓝本，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韩少功有了更“亲切”的认识。《长岭记》所展现的空间不仅是长岭那样一个小地方，它读起来让人感觉非常开阔，因为它联通的是当年韩少功的心灵世界。在地理上，他往来于城市、城镇、农村；在精神上，则游弋于古今中外大俗大雅。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韩少功在青春时期所具备的知识背景、艺术眼界、情感方式、观察思辨和语言的能力。韩少功在《长岭记》中展现出来的，在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促使下所保持着的那种奇特的临界状态，同时涉于多个时空领域，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眼界和格局，在他离开汨罗之后也一直保持了下来。所有这些，都像基因一样在他日后的文字生涯中延续，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韩少功提供了大量重要线索，其文献价值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