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年我都会去看望恩师郑敏先生，但2021年，我未能成行。9月，我在北师大珠海校区工作期间收到郑敏先生女儿童蔚姐的微信，告知我先生因病重住进了北医三院的ICU，我的心骤然缩紧，焦急万分。但人在远方，且疫情期间医院也无法探视，倍感无奈。回京之后，从童蔚姐处得知先生的治疗创造了医学奇迹，病情有所缓解，已住进普通病房，我的心情略有放松，心想，上天保佑先生，让先生渡过了难关，我一定能和她再叙师生之情。然而，命运终究是无情的！2022年的第二天，先生的病情告危了。当晚，我受命忍痛赶写了先生的生平简介，边写边回忆我与先生共度的七年，不，30多年的美好时光，回想先生对我的教诲，这份恩情，永世难忘。3日的清晨，先生踏上了远行的征程，我心破碎，神情恍惚。终究没能见上先生最后一面，成为我挥之不去的遗憾，但先生的精神永存我心，她化为那一颗耀眼的星辰，永远照耀着我前行的脚步。

1987年夏秋我进入郑敏先生的门下，攻读她的硕士研究生。那时我并不怎么了解先生，只知道她是我国著名的“九叶派”诗人，而关于“九叶派”诗歌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并没读过多少他们的诗作。那时的我对于先生，多少是有些敬畏的。先生每学期给我们开设一门课程，所开设的课程有 “英国文学”“美国当代诗歌”“解构主义导论”。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中，先生讲莎士比亚、约翰·多恩、华兹华斯、艾略特等大家的作品。先生讲课，从不给我们灌输概念，任何从他人视角做出的评判都让位于从作品本身得出的感悟。她带我们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裘力斯·凯撒》，从不同人物的台词着手，对每段台词都做出深入分析，让我们感悟莎剧语言的丰富及独特魅力，并细致挖掘剧中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国内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大多流于比较笼统的作品主题和艺术特点分析，对于人物形象的判定比较简单化，或正面或反面，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还在统摄着文学批评的路径，而先生的分析则能拨开文本表象去探求语言中潜隐着的复杂性、多面性，从而看到人物形象的另一面。你可以不接受她的观点，但你不可以不去理会那语言背后的深度、厚度和丰富性，不去探查人物潜意识中思绪的流变、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是我从先生那里获得的最初教益。先生讲英国诗人多恩的诗作，从作品的隐秘性、矛盾性、思辨性入手，带我们读艾略特对多恩诗歌的批评，让我们看到了诗之宽阔与精深，感悟到诗之哲思与深奥。上世纪80年代，多恩的诗歌在我国学界尚无人涉猎，对多恩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先生的讲授给我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研究生二年级课程结束时，我结合先生的讲解和当时国内一些现有资料写了一篇研究多恩诗歌的论文，先生认为写得不错，推荐给了《外国文学评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这样，在先生的引导下我初次迈上了英诗研究的道路，其中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和学术思想。

三年的硕士学习阶段，我和同学们每周都蹬着自行车奔赴先生坐落在清华园的家。课上，我们伴着先生书房窗下花园的芳香，倚着先生书房中装满英文书的书架，聆听先生的教诲，那柔和的嗓音如天籁之声敲开了我懵懂的心。而在此期间我也深入地认识了先生，了解了先生。她睿智的思想、灵动的诗心、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学术交流都令我从情感和心理上与先生亲近了，对先生的创作经历和学术思想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感知。实际上，先生的教学始终贯穿着她一生追求的诗歌与哲学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思想，也包含着她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

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上世纪40年代初，她的诗在那时就已确立了其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初写诗时她还是西南联大的一名哲学系学生，她受教于冯友兰、汤用彤、郑昕等先生的哲学思想，而在诗歌方面她则更受益于教授德文的冯至先生，可以说，在郑敏先生那里，诗歌与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不离不弃的一体的两面。1948年，先生踏上了去往异国求学的路途，在美国的布朗大学研读英国文学，硕士论文做的正是多恩的爱情诗。从那时起，除了写诗之外，先生又开启了对诗学理论的探索。然而，诗与诗学在她返回祖国之后的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得不被搁置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生在远离诗歌30年之后再次启航，她不仅又一次唱出了心中的诗歌，也拨响了诗学批评的奏鸣曲，更奏响了哲学理论的华彩乐章。1982年先生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学术研究著作《英美诗歌戏剧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早年的批评思想中比较注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而结构主义批评在当时国内批评界还默默无闻。不过，先生从未将诗歌的结构视为一个僵死的框架。她对当代美国诗歌的研究也采用结构分析的视角，但又对刻板的诗歌结构进行了破解，以诗歌的深层结构对诗歌的内蕴进行探求和挖掘，摸到了诗的无意识深层内里，预示了她对结构性思维的扬弃和超越，这在当时的诗歌研究和诗学理念中是相当超前的。先生带着这些新颖的观念给我们讲课，启发我们创新性的思维，她常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 而研究、探索就是要不落入前人的窠臼、不盲从于既有的学术观点，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勇于质疑。

1985年，先生受邀赴美国讲学，不仅大量阅读了美国当代诗歌作品，也接触到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潮，这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她认识到西方思想界在二战后已经逐步走出了形而上学理性至上和一元中心论的禁锢，开启了消解绝对中心和二元对立的思维观，提倡永恒的变和运动，倡导文化的多元共生。先生心中此前就已蕴藉的超越结构性思维观的哲思、诗思此时与解构主义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她将英美后现代诗歌创作理念与解构的思维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探索，关注诗歌中的“无意识”“开放的形式”，表现“不在之在”的诗性哲思。同时，她也将这些哲学与诗学思考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并将其浸润于她独特的、充满感性的诗歌创作中，使她的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进一步向着深层哲思开敞，表现出更为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蕴，而她的诗学思想也随着解构主义哲学观在她精神境界中的播撒而深化了、丰富了。上世纪90年代，她先后发表了在国内诗歌界、汉语学界、理论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1998）《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1999） 《思维·文化·诗学》（2004）等学术专著，思考西方诗歌在当代和未来的发展，反思中国新诗存在的问题，探索汉语在今天诗学和美学中的潜质，提出思维在解构哲学视域下的多元与开放……而这些思考不仅体现在她这一时期的论文和学术专著中，也始终贯穿在她的教学中。她讲授的西方诗歌、中国诗歌、美国当代诗歌，当然还有解构主义理论，无不散发着对二元对立思维观的超越，对中心论、一元论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我的硕士论文《论华兹华斯诗歌中自然观的不和谐音》就是在先生的这种解构思维观的启发下完成的。

1990年，我读了先生的博士，又跟随先生踏上了新的求学旅程。进入博士阶段，先生对我提出了要研究解构主义哲学理论的要求。我在硕士阶段上过先生讲授的“解构主义导论”课程，也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了解了一点皮毛。但先生要我研究哲学，这对我来说太过艰深了，我有一定的畏难情绪。但先生说，“如果没有哲学作为底蕴，诗歌研究是深入不下去的”。先生是学哲学出身的，深信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我听从先生的劝诫，老老实实跟着先生读了四年的德里达、保罗·德·曼、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作品。我初入哲学之门时，感觉哲学甚为艰深。不过，先生并未要求我大量阅读，而是采用深入探讨、细嚼慢咽的方式去理解哲学思想的深奥和博大。那时，我仍旧每周蹬车去先生家上课，我们二人相对而坐，我读一段德里达的原著，先生给我详解其中的意思。她可以将德里达深奥的思想用通俗浅显的方式加以阐述，其中融汇了不少中国的老庄哲学，古老的东方哲学思想中的智慧与西方当代哲思常常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令我感到心胸的开阔、思绪的通达。渐渐地，我被这东西方思想交汇中迸发出的智性所吸引，畏难的情绪逐渐消散，我由先生引领着走进了一个更为博大而宽广的思之宇宙，被其中的壮丽迷住了，原来哲学可以如此充满诱人的魅力！最终我在先生的带领下，选择了《语言与认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先生指导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方法是独特的，她并不看我的论文稿，而是听。我一句句将自己的论文大声地念给她听，她细心地聆听，发觉有不对的地方就马上叫停，然后我们一起谈论问题出在哪里，怎样去修改，有时论文稿反复念好几遍，直到她听了感觉没有问题了为止。先生的这种指导论文的方式实际上是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交谈和讨论，问题就在这样的探讨中得到了解决也得到了深化，而这也促成了我和先生之间密切的互动，思绪的交流。

完成博士学业之后的日子，我常常去先生家看望她，说是看望，实则是希望先生不时地提醒自己在治学上不能疏懒，在思想上不能怠惰，对于学问不能麻木。每每去和先生交谈，先生总是非常和蔼地且单刀直入地问我：“现在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出国进修之前去看望她，她嘱我“一定要带着问题去，看看别人在研究什么，在思考什么，回来对照我们的现实问题去研究，不要总是闷头看书”。她的观点是，现在是信息化时代，要读的书永远也读不完，要收集的资料永远也收集不完，我们的脑子不是储存器，而应该是开掘机，要去创造性地寻找问题、思考问题、探索问题。坐在先生面前，我听着她畅谈那敏锐而灵动的思想，时而与她交流，有时她滔滔不绝，往往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她，永远不知疲倦。先生是诗人，也是学者，更是思者、智者，她思考的问题永远没有终结。她常说，“我的生命就是在不断地思考，不能思考，生命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她思考中西诗歌、汉语、教育、文化、环境、战争、政治、历史……有时候，先生和我聊得起劲儿，留我在家里吃晚饭。先生家里吃饭的习惯是分餐制，每人端一个盘子，盘子里盛上自己想吃的饭菜，然后我们端着盘子，在书房或在客厅边吃边聊。出了先生的家门，我的思绪仿佛接受了电击，不断跃动着来自天际的闪光。

对于生死，先生的态度始终是通透的，她特别认同解构思维中的变的思想，认为生命本身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化，而有了变化才有了进步和发展。她早年的诗作中就表现出她对自我个体的思考，将“我”融进更大的万物之中，《寂寞》一诗就是自我与万物相通的诗意体现，及至她晚年的诗作《最后的诞生》，她将自我融进了那宏大的宇宙：

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

最后的诞生：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漂浮在宇宙的母亲的身体里

我并没有消失，

从遥远遥远的星河

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

“让我们一起歌唱

那不朽的欢乐颂！”

我知道

他们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死亡，先生的那一个“我”化作了天宇中的一个粒子、一颗星辰，与人类、与苍穹合一，达到了生命的最高境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渴望让肉身暂时停止呼吸，让灵魂化为活的生命，如此方能洞见生命的本质；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将生命看作与死亡相伴的过程，而那悠然而忙碌的一生则由死亡陪伴着迈入永生。先生的诗思更进一步，因为，她永远都能洞见并体察到那空茫中的另一个存在，它将诗与思、将生命带入与人类合一的永恒。

先生远行，却并未远离，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因为，我们每日都呼吸着她生命的气息，浸润着她灵魂的播撒，感受着她那不存在的存在，她的生命已踏入人类的长河、进入了博大的宇宙！

她的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