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长篇小说的创作走向了盛大与丰富，也探入了其曲折与幽微，这既是时代精神的映射回响，又是叙事修辞的革故鼎新。地方书写的推陈出新、革命历史叙事的不断接续、现实人生的隐喻象征等，拓开了现实的想象边界；而隐秘内心的捕捉、情感伦理的透视，凸显出心理人性的纵深开掘，表征并析解着当代人的精神岩层。纵使阻隔与裂变，世界依旧轰隆向前，长篇小说的创作时而与之携行，时而顾自前进，全面深切地描摹现实之形状态势，也于呼啸前行的时代保持自我之镜像疆界。

当代中国文学的地方性路径，既是寻向精神的归处，也作为想象的中介，更代表着创生新天地的方法。而如何将一种地方性的命题汇入整体的视阈之中，实践总体性的宏大思考，这是一个难题，亦是不可回避的命题，否则最终仍将走向琐屑和分裂。由是不得不提到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北流地处亚热带的南方以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小说不仅要回到北流——此为现实的返乡，更是语言及其所形塑的象征意义的回归——也试图真正走出北流，从地方向无远弗届的自然与世界奔“流”。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真正具备了写作的方言思维，也即方言成为其理解、阐释并创造可能世界的重要媒介。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指出，“新南方”是具有不确定性和异质性的文学/文化地理概念，与其他地域形成互文性的张力。《北流》中自成一体的方言叙事，能够在小说中形塑修辞与叙事的调性，其中不仅促成了风格的流变，还隐含独特的个体理解和精神伦理。质言之，林白的《北流》中呈现出来的植物与自然、方言与话语、地方与世界，已不是既往那种简单的地域书写形态，而是以此注疏历史及人心的“流”动，是要为彼一时间和此一时代、下一个别样与异质的注脚。

林棹的《潮汐图》以奇幻书写与海洋叙事，形成了新南方写作的异质性尝试，其中声色俱在的书写，不乏世故人情和世俗人间的五色神迷、众声喧哗，又如航船在大洋中漂流激荡，描绘出一幅鱼龙混杂而又气势磅礴的新世界主义图景。小说以一种颠覆性的视角去观“看”船舱、海洋及水岸之上。方言思维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整个小说的叙述，电光火石中的天马行空，仿佛在桅杆上经历语言的风暴。别具一格的叙事者在一个平行而时有交汇的世界中吞吐万物，并于焉构筑批判性的眼光及视野，形成他释与自阐的互文形态，如链锁般串联万物，贯穿物世和人世。

陈继明的《平安批》也代表着地方性叙事的延伸形态，故事围绕潮汕人下南洋的百年沧桑，通过“平安批”——一种特别的家书——在主人公郑梦梅等爱国华侨身上的百年流转，凸显了历史激荡下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同时也意味着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的转圜与新变。此外，小说更是启示出，在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探讨全球文化的认同及其走向，其中包孕着中国文化自身存续的宏大命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不是截然分隔的，而是彼此参照与相互补充，在不同的阐释序列和话语渠道中，克服自我/他者以求融通的过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平安批》作为献礼之作，开创出了新的叙述空间。而朱秀梅的《远去的白马》写的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及之后的军队战士身上显露的英雄主义与奉献精神，塑造了朴质而饱满的女性军人形象赵秀英，将以她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的牺牲与伟大和盘托出，他/她们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从革命战争中走来，又在和平年代毫不徇私为己，如作者所言：“归根到底，我还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为了她和他们的那个时代——写下了这样一本书。”在驱策奔驰的军中“白马”那里，一边是传之久远的爱国情怀，一边是现实主义的凡俗人间，他/她们以自身的勇毅坚定，照亮了无尽的昏暗与浑浊，远去的白马重现当下，亦将泽被未来。不仅如此，建党百年之际诸多的长篇主题创作，都不断丰富着革命文艺的叙事谱系。

朱秀海有着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战斗历史了如指掌，而陈彦则深谙舞台艺术，此前以《主角》《装台》蜚声文坛。2021年，作为“舞台三部曲”收官之作的长篇小说《喜剧》，既是对于现实人生的书写，同时也是立于艺术本体的文化反思。小说围绕着贺家父子演艺生涯的起伏跌宕，尤其在父亲贺少天辞世后，贺加贝与贺火炬兄弟俩分道扬镳，演绎出喜剧的两重人生，同时也是文化延续的不同路径。小说写尽了丑角的喜怒悲欢，其中既有流俗的一路，也有坚守的脉络，最终在时间和生命的灌注中见出了分晓。正如陈彦所言：“我想写一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到底应该坚守什么，哪些需要反思。”因而，小说中的“丑角”事实上不仅是指向某一个体或群体，而是形成了总体性的象喻，甚而映照整个民族的文化处境与出路。

与《喜剧》相对，鲁敏的《金色河流》也流露出了强烈的反思意识，小说叙写民营企业家穆有衡在病榻中如何处理遗产，以及围绕此生成的回忆和现实，通过作为父辈的有总及其子嗣和周遭人等，托出对金钱与物质的省思；小说重要之处不仅在于遗产的分配，更有关如何处置改革开放四十年所遗存下来的精神价值及伦理观念。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同样牵涉到父辈及其精神延续，与《金色河流》形成乡土与城市的两极，“敲门”既是开端，也可以是终结，万物自然皆如是，父亲之死封闭了一种生命的存续，也揭示出一代人甚至是整个乡土世界的命门。凡一平的《顶牛爷百岁史》延续了作者一直以来对家乡上岭村的书写，小说将乡土世界的快意恩仇演绎到了一种极致，人物在生命沉浮曲折里始终保持性情的纯粹，在披荆斩棘中看尽善恶仍守护精神的质地，可以说，小说在顶牛爷的年岁长寿及其品格永存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互文。

东西的《回响》铺设了两条线索，奇数章写警察冉咚咚侦破大坑凶杀案，偶数章写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之间的情感现实。吴义勤将之视为一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其意义不仅在于实现对当代主体的内在洞察，更在于询唤情感心理的真切回响。不得不说，《回响》这部长篇突破了东西以往的惯性表达，密集地表述当下情感生活及精神心理，对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困境甚至人生痛楚加以关切。其中对于人物的心理纵深的开掘，事实上是为了提供一种深刻、完整而真切的镜鉴，能够让人真正地去发现那个隐藏着的或容易被遮蔽的自己，那是一个真实的与真诚的自我，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情感的生活再喧嚣亦皆为虚妄，容易走向一戳即破的虚幻，这个过程也极易造成破灭或扭曲。也就是说，真正能够“镜”见自我并观“照”他者的情感，且于焉打开自悟悟他的通路，方足以形成小说所唤求之“回响”。

蔡骏的《春夜》同样具备悬疑色彩，而且与东西的《回响》相类似，试图打通雅与俗之间的壁垒，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架设通道，实现文体与修辞的革新。小说从20世纪初的1926年王若拙法国留学归来，在上海创办春申厂开始，讲到2008年机械厂破产清算，围绕两重悬案展开：一个是寻觅携款私逃的新厂长“三浦友和”的踪迹，另一个是王建军如何离奇身亡。在世纪末的颓唐与世纪初的曙光之间，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神探亨特”“冉阿让”等工人形象，可以说，小说烛照一个群体的起落。不仅如此，其中还展现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现实图景，上海春申机械厂的爱恨情仇，最终走向了一种精神的大融合，工人以各自的包容与宽恕，实现了群体的团结与回响。小说最后设置“重逢”一节，人物之间打通了死生的区隔，以完成想象性的和解。

余华的《文城》同样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初，在礼失求诸野的充满文化犹疑的清末民初，思索文化的失落及衍变。林祥福一生找寻失落的爱人纪小美，最后被土匪张一斧所害，死前托孤顾益民；“文城补”部分则补叙了纪小美的经历与心迹，也显露出了小说的另一种视角。当然，小说不是简单的控诉人性幽暗与军阀混战，同时也是精神的与文化的象征性探寻，又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寓言式写作。对于林祥福而言，这是一场情义的背负与行旅，也是关乎寻求自身精神意绪之延续的一种尝试。林祥福既是在寻觅，也是证见和探询，寄身其中的际遇代表着一种灵魂的苦行，是生命路径里的阻滞抑或重生，在无数的寂寥冒险中延续某种可能性。不仅如此，小说中遥不可及的“文城”作为历史的客体，在不断被召唤出来的过程中，那些蒙尘的物质与时间逐渐“主体性”化，也由此参证新的人性/命运序列，在坍塌中探寻生命的生机及其所创造的情感/文化可能。

此外，阎连科的《中原》、张柠的《春山谣》、刘震云的《一日三秋》、李锐的《囚徒》、阿莹的《长安》等，亦颇多可观之处，限于篇幅，未及详述。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谈及的很多小说耐读、好看，又有着严肃文学的人性与时代之思，成为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的一种重要趋向。当然，雅俗之间并无根本性区隔，只有好小说与坏小说之分。无论是严肃文学类型化，还是类型文学严肃化，都指向当代中国文学雅俗的共赏与合流。当然，2021年亦有不少纯然严肃的小说文本，探索的是修辞之义理及精神，知悉人间法度，感应自然天地。毋庸讳言，如若试图由此探向开阔的现实与纵深的内部，需要的是构筑开放的文体观念和价值辨知。

综观2021年长篇小说创作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当代中国文学重要的价值与方向，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探向深远广大的内外世界，这个过程不是叙事策略的形式翻新所能完成的，到底要切入时代与人性的肯綮之中，于文本肌理间渗透现实历史的精神境况与文化图景。宕开一处说，假若付诸更为宏大的诉求，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后全球化大背景中已然凸露的种种现实障壁，则有待新的现实呼应与情感出口加以化解，这是建基于人类的共同需求之上的，追寻的是更为宏大的“回响”，在新的共同体意识中理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进路，由此冲决出浩荡磅礴的境界，无论是走向开阔的现实还是探询深层的心理，都是为了敲开一扇未来之门，那里众声喧哗且一呼百应，那里森罗万象而豁然坦荡。

作者：曾攀，《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