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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严家炎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他始终站在“重写文学史”的立场上，他把自己巨大的创新能力，投放在不断冲破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不断开拓学科的边界上。他研究姚雪垠和金庸的创作，独辟蹊径，公正评价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在文学史的应有地位，对传统的新文学史观念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严家炎先生强调的“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把新文学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上进行考察，如果我们把“世界性”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特征，以此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在更高层面上再一次“重写文学史”。

关键词

严家炎 《严家炎全集》 “重写文学史” 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世界性”

严家炎先生的著作，我都是在书出版后第一时间阅读过的。近日，十卷本《严家炎全集》1出版，我又匆匆浏览一遍，与零碎时间零碎阅读的感受很不一样。这十卷本里，有几卷虽然用的是单行本的书名，但内容经过重新编辑。如《知春集》《求实集》等；即使是几种专论性著作，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充实。所以，阅读先生的学术全集，就是一次重新学习的机会。严家炎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学术论文的形式，通过具体的、深入的专题研究，展示他的广博、睿智、宽厚，以及富有创新力的学术视野。十卷本学术全集，除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以外，基本上是由论文、系列论文、学术随笔以及对话、访谈、序跋等文章构成。《金庸小说论稿》《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两卷内容相对比较集中，但它的形式仍然是系列论文。这样的相对自由的文体所呈现的学术风格，让人感受到严先生一贯的如沐春风般的亲切、感性和敞开性，在打开了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打开了研究者的主体世界的所思所学和人格魅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里，严家炎先生属于第二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他传承了王瑶先生、唐弢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传统，开启、影响了第三代学人的研究事业。他协同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是“文革”后正式出版的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文学史著作，是全国恢复高考后高校里广泛采纳的文学史教材，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代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在开蒙时期可能从社会上阅读过各种“文革”前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但真正进入正规的专业学习，大约都是从这本文学史起步的，我们都接受过唐弢先生、严家炎先生的学术熏陶和影响。1988年，我和王晓明一起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的定论提出质疑。当时学界最重要的两本文学史著作，就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此《上海文论》编辑部特别重视这几位学术前辈的态度。记得王瑶先生很支持我们的“重写”，还发表了《文学史著作要后来居上》的文章鼓励我们；严先生当时没有表态，听传言说是对我们发表批评丁玲的文章不以为然，但是到第二年秋天，“重写文学史”受到了有些别有用心分子的恶意攻击，在苏州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我遇到严先生——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握着我的手，很平静地说：该怎么做还是要坚持下去，不要理会外面的风言风语。在当时的萧瑟寒风中，严先生的手是温暖的，语言也是温暖的，给了我很大的学术自信。这是我第一次与严先生面对面地平静说话，从容交流，从他身上直接感受到学术前辈对于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强大的支撑力和推动力。严先生就是学术风浪里的定海神针。

后来认真阅读严先生的著作，觉得严先生作为我们学科的领军人物，他始终是站在“重写文学史”的立场上，他把自己巨大的创新能力，投放在不断冲破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不断开拓学科的边界上。他身体力行，研究姚雪垠和金庸的创作，独辟蹊径，公正评价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对传统的新文学史观念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对照严先生，我反省自己虽然极力鼓吹“重写文学史”，却远没有达到严先生那样坦诚的学术胆识和勇气。我在1970年代末的时候，也曾经是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拥趸，我为了研究这部小说，研读过各种明末野史，把小说里所描写的细节，一一对照野史记载，企图进一步研究这部历史小说。但是后来因为姚雪垠在文坛上挑起几场论争，我很反感，因人废言，不仅放弃《李自成》的研究，而且把作家的人品也看低了，恨不得弃之如敝屣。我后来反省，“重写文学史”要反对的不正是那种因人废言，因政治的党派的标准放弃了历史的美学的文学评论标准吗？可见我也是叶公好龙。而严先生则抱着纯粹的学术良知，从艺术感受出发，不跟风向，不随潮流，也不故意反潮流，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历史小说，给以准确的评价。严家炎先生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保持了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也就是他对我所说的，该怎么做还是要坚持下去，不要理会外面的风言风语。

严先生研究金庸，也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立独行的学术勇气。金庸的爱好者极多，大多数人是从武侠小说的立场去阅读金庸和理解金庸：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家，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如果对金庸的评价超过了武侠小说的范围，就会遭到很多貌似捍卫新文学传统的人的反对。我记得我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那一年，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特意唤我过去，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是系主任，我要事先提醒你，如果金庸想来复旦大学获取一个什么学术头衔，你千万要顶住，不能接这个球。”我有些不解，问为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你看北大、浙大，都已经把金庸捧上天了，我们可不能这样”。那位前辈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也研究鲁迅，他对我说出这个意思，是非常真诚的。但是我知道复旦大学的现代文学学科传统里并没有排斥过通俗文学，贾植芳先生一直鼓励范伯群先生团队研究通俗文学，章培恒先生也是武侠迷，一度还自己想动手写武侠小说。其实这位前辈还是多虑了，金庸先生压根没有来过复旦大学，也没有传递过任何的信息。但由此可以推想，严家炎先生以海内学界祭酒的崇高身份，研究金庸，给予金庸很高的评价，一定是会受到各种压力，但严先生并不为此而动摇。他在全集第六卷专门收集了一辑附录：论争史料存真。其中他与袁良骏的论争就写了四篇文章，还有与其他人的争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有次我与《文学评论》的一位编辑聊天，他赞扬严先生，说严先生写了一篇论金庸的文章，亲自跑到编辑部来送稿。我听之心有戚戚，严先生固然是恂恂君子，然而衰年送稿，正表现出他对世俗不理解金庸小说价值的隐忧。他为金庸小说的奔走呼喊，远远超出了一般评价武侠小说的意义。我曾为了金庸小说的价值请教过严先生，他给我分析《鹿鼎记》的人物形象，举例说，当时中国大陆正在浩劫中，像那样深刻批判时局的，唯金庸所能，这绝不是一般武侠小说能做到的。所以，严先生研究金庸，不是降低了新文学标准迁就通俗小说，而是用新文学的“内功”来理解金庸、解读金庸和提升金庸，使金庸携带着他的武侠世界进入新文学史。

严家炎先生的这一学术立场，除了他坚持自己的艺术标准和审美理想以外，还需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前沿的理论眼光。我们都不会忘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创业史》的一场争论。我最早读严家炎先生的文章，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卢湾区图书馆工作时，从旧杂志上读到严先生关于梁生宝形象“三多三不足”的批评。当时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批判严家炎、捍卫梁生宝的人很不少，连作家柳青都自己出场了。这个争论的背景可能涉及到即将爆发的高层对“中间人物”以及邵荃麟、赵树理的批判。所以柳青的反应有点过敏，态度也很激烈2。但是严先生面对乌云压城般的批判，写了《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长文，依然是从容不迫地应对，以理服人，言辞里没有一点火药味。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严家炎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正因为柳青没有理解严先生的批评所包含的严密的理论逻辑和艺术真实，所以他后来在写作《创业史》续篇时，很可惜地放弃了他本来擅长的刻画农民复杂内心世界的优点，继续滑向拔高英雄人物的思想觉悟，结果导致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失败。从梁生宝形象的失败到《创业史》续篇的失败，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目光敏锐、理论修养深厚的文学批评家作为作家的诤友，对于优秀作家创作的提高，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极为重要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严家炎先生虽然是一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可是在他的学术视野里，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甚至当下创作，是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他既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文学史家，也是一位敏锐的、关心当下的文学批评家。正因为从当代文学批评的立场出发，他治文学史，具有特殊的敏锐性和前沿性，能够及时关注到以往被传统偏见所遮蔽的生动活泼的文学现象；同样也因为他具有文学史家的深邃眼光和学术功力，他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挑剔、研究和批评，也都是有理有据，深刻而有说服力。他批评《创业史》的梁生宝形象，就是一个以学者的严谨求真态度作文学批评的经典例子。同时，我也可以举出他从当代文学立场出发讨论文学史规律的许多例子。

最后我想说说严先生主编的三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包含了很多新颖的学术见解，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严家炎先生在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问题上，作了大胆的推论：在1890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它的“起点”。黄遵宪、陈季同是第一代，梁启超、裘廷梁、曾朴等是第二代，胡适以降的理论家和作家属于第三代，陈独秀、鲁迅等是介乎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这两三代人的共同参与下发展起来的。而之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被确定在1890年，重要原因是因为那一年出版了晚清外交官陈季同创作的法语小说《黄衫客传奇》。把一部用法语写的中国传奇故事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标志，这个观点，较之范伯群先生以《海上花列传》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更加石破天惊，也更加离经叛道。这里面隐藏了太多的与传统文学观念不一样的内涵。严先生很重视这个发现，他把讨论这一观点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文，放在《全集》的第一卷第一篇，提纲挈领，展示了严家炎学术思想的总纲领。

陈季同的法语小说《黄衫客传奇》究竟能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之作，我觉得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我完全赞同严先生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始于晚清”的观点及其陈述的理由。 严先生说：“甲午前后的文学已经形成了这样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并且付诸实践 ；二是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三是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倡导人本身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3严家炎先生在论证现代文学起点问题时，使用一个新的标准：“世界性”，并由“世界性”论述到中国文学与当时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黄衫客传奇》是第一部中国作家用法语创作、并在法国出版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桥梁，而且理所当然就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再进一步推论，正因为这部作品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那么，随之而来的，在外来影响下形成全新审美意识的中国现代文学，理所当然也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现代”就是这样开始的。文学史分期的讨论，产生于对文学史性质的不同理解。如果坚持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是新民主主义，那么它的起点就只能是“五四”；如果认为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主要是现代性，它的起点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晚清（一般追溯到甲午前后）；如果认为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是具有了世界性，那么，可以界定1898年《天演论》的中译本出版为其起点。现在严家炎先生第一次把世界性的特征与现代性的特征合二为一，并且举出《黄衫客传奇》来取代《天演论》为高标，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往前推到了1890年，当然，中国作家用法语写作要比中国作家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更富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

我想说的是，用“世界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用“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仅仅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涵盖了大量中国作家（移民作家）在海外用所在地语言的创作，以及大量优秀外国文学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一切都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范围以内。这是严家炎先生的首创。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在“现代”与“古代”的诸多文化区别中，什么才是古代文化不具备、又是现代文化所特有的标志性特征？是语言吗？是人性吗？是制度吗？似乎都不是，唯有“世界性”才是现代世界所共同拥有，古代国家所不具备的。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生，才把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一方是靠侵略和掠夺获得发展的殖民主义宗主国；另一方是被侵略被掠夺同时也被迫朝着现代性发展的殖民地，这是互为因果、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整体的两面。清王朝作为封闭的老大封建帝国，自然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以外自成格局，做他自己的白日帝国梦，但一旦被西方殖民者的洋枪洋炮轰毁大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包括一部分完全殖民地）的国家，那就没有自己的白日梦可做了，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它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随着“世界”的步伐一步步被推动着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诸种现代性特征，“世界性”是其中最显要也是最鲜明的特征。严先生所强调的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就是把新文学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上进行考察，如果我们把“世界性”“世界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特征，那么，以此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定会有许多崭新的发现和崭新的理解，在更高层面上再一次“重写文学史”。尽管严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并没有自觉地贯彻“世界性”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书写，但是严先生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广阔的探索空间，以后的探索道路，就该由后来者们一步步地去实现。

注释：

1《严家炎全集》，共10卷，分别为《考辩集》《知春集》《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问学集》《朝闻集》《随笔集》《对话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出版。

2 据严家炎先生在《回忆我和柳青的几次见面》中提供的信息，柳青事后曾向严家炎打听，严家炎批评梁生宝形象是不是背后有某个领导指使，譬如林默涵，所以柳青对此很警惕。严家炎：《随笔集》，《严家炎全集》（第九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

3 严家炎：《考辩集》，《严家炎全集》（第1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