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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了颇多注意。这是他多年在现代文学史料学和文献学领域深根细作的发现，也是他金针度人，无保留地向晚辈后学传递治学方法与门径的“武功秘籍”。

近年来，虽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有多部属于史料学性质的著作出现，以致于有人称之为“史料学转向”。但与这些著作相比，《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还是体现出它的独特性。首先就是一种全局性的视野。这本书里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重要大家，从鲁迅到张爱玲，从郁达夫到徐志摩，子善先生把他这几十年来发掘和研究过的一些对象，经过一番挑选，都放到了书中。不同时段、不同立场、不同趣味和不同风格的大家们并置在一起，当然，还包括一些迄今还不太被一般的文学史和大学文学教育关注的边缘性作家。他们隔空对话，互相照亮，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的灿烂星空。著者把他们的作品都当作“文献”来对待，勾画了一幅“同时代人”知识、思想与情感互动的地图，体现了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正因为著者有这种全局性的视野，所以他在分析具体文本、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不是孤立割裂，就事论事，而是把具体对象放置在现代文学大地图中对待。与诸多局限在个别问题，陶醉于零散的知识和线索的做法相异，这本书由于背后有着著者数十年治学经历和学养的支持，始终注意呈现出对象和问题之间的关联，个别和整体之间的关联。尽管很多局部是在介绍具体的边边角角的材料，但在“深描”和阐释中，已经透露了他对整个现代文学性质和特征的探测与理解。版本的变迁体现了接受的状况与文学市场的动向；书信与日记中的私人话语，展现了文学经典“发生学”中的公私对话与势力角力；而签名本的钩沉、手稿的校勘，更使得我们得以接近动态化文本的生成过程，触摸时代风云，如与作者当面晤谈，如侦探进入历史现场破解迷案。

并且，著者面对这些问题每每是举重若轻的。书里自然展现了很多新的发现，但是著者显然并不自得于那些发现，更不像一些学者会自矜于小的发现而故意将之夸张得特别厉害。著者是恰恰相反，不是举轻若重，而是举重若轻，你甚至看不到他使用那些大词。比如，对胡适早年日记的讨论其实涉及文学革命的“前史”与经典的建构，而一些佚文佚简的发现更会牵涉到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与判断。这些显然都是大问题，换别的学者，可能都要几万字的论文大书特书。但是子善老师往往四两拨千斤，用不长篇幅的文字，洞穿幽邃，不仅把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更把核心的理论思考也指点了出来。

这本书以“文献学”为名，其实也有发凡起例的作用。一般来讲，提起文献学，常让人想到的是有着漫长学术传统的古典文献学，它有一整套体例、框架，在辑佚、校勘、考订等方面也都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然而，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文献，其文本存在形态、出版和传播方式，都与古典文献有所不同；即使是文字的脱落、讹误或增删改动，往往与印刷技术、传播环境甚至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所以，不能只是简单照搬古典文献的一套规则来处理近代和现代的文献。更重要的是，近代和现代文学文献数量极为庞大，除了精英文学这一块，还有巨量的通俗文学出版物。年轻的学人往往轻易地就拜服在数字人文技术之下，用“数据库”“e考据”的办法对待文献，这个取向自然有其正当性和生产力。但如此也轻易地取消了与实际文本长期零距离接触的阶段。没有经过沉浸翻阅、沉潜把玩、辨析考证的艰苦过程，就会对文献的原初状态陌然无知或无感，对文献所置身的报纸、杂志、书籍、文学场域的完整性认识和理解不足，甚至会经常因轻易相信搜索而造成错误。子善老师的工作显然不是那种批量生产的“数据库学术”，书中的案例是根据多年来他亲手搜集、整理、查考文献的经历和所得，这些案例都是渗透了他的“发现的愉悦”的“手工活”，论必有据，法从己出，精彩地示范了如何爬梳材料，如何从局部出发建立勾联，图绘出更完整的地形图。虽然书中只选择了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广告等十个侧面，但是，不仅他的论断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更重要的，他解决这些问题时的视野和方法已经成为了一种体例，一种范式，为后学们所遵循和仿效。

子善老师虽然以文献立身，但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广博的学术兴趣，特别是他对学术前沿和新知的开放性态度。书中所提出的手稿与形象，笔名与认同，簇拥在文本周围的各种“副文本”，以及文本的“发生学”，等等，都是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中很关键或者很前沿的问题。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著者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学者了，他与这些当代重要的文化问题和理论思考在不断对话。子善老师这样做，并不是要追赶什么时髦的理论，更不是为了装点，而是切切实实与他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在讨论鲁迅和胡适的那些经典文本的生成的时候，他是很自然地从版本、手稿等的考辨出发，揭示了文本生产的真实而实际的状况。你几乎看不到他引用什么西方理论，但的确清楚地解释和论证了现代文学中经典文本的生产的问题。而且，他有时甚至有意回避那些过于时髦的理论。比如，书中谈到的书籍装帧、设计和印刷等，其实也可以引入流行的诸如“作为物质文化的现代文学”这样的论域，但子善老师并不一般地迎合物质文化研究，还是紧扣文献的物质形态，为我所用地化用一些概念或说法。这种做法的背后暗藏着一个真正成熟的学者的主体性，即用什么概念，不用什么概念，用什么理论，不用什么理论，跟不跟它对话，都是学者主体从学术本身出发的选择。既不随风摇摆，但又始终保持开放心态，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行文上，这本书体现了子善老师一贯的文风，即采用一种连贯、通达的论述方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点到为止，又留有余味。这种述学文体简直是陈氏所独有的“之善体”，我想，也是子善老师文章的读者跨越各界，远远超出学院内部的重要原因之一。著者对世事人情的洞察、关切，特别突出，跃然纸上。有人曾戏言，这些都是“认真的八卦”。其实在破解秘密的背后，更是对过去的人事的“同情之了解”，以及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所以读起来会不自觉被带入进去，兴发感动。书中有几篇虽然写得很长，但读来丝毫不觉得冗长。著者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但是写作时他并不是全部堆砌，而只用一些关键的材料，说明清楚问题就停笔。不是要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而是要将复杂的问题说简单，这是子善老师做学问、写文章一贯的态度，对今天文学论文越来越难看、越来越不讲究“文章”，也是一种反拨。

还想指出的，是书中论述的分寸感。子善老师对于史料发现的意义，其实是很谦虚的。不像有一些学者，在论述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发现独得之秘的自得，或者声称问题已经有了定论。子善老师常常一边澄清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困惑，但同时他也在文章中提出，某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缺少一些材料，或者，某个判断可能还要存疑。在这个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非常讲究分寸。比如，书里有一篇谈闻一多的集外情诗，文章最后著者加了一个附记，介绍了有位学者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而著者认为也有一定道理，虽然这个看法有可能会推翻前文他自己的观点，但是著者仍然列在后面，供读者参考。这种审慎既是学术态度，又是一种伦理态度。作为一个大家，子善老师真正在意的是问题本身，而不是文章本身的立场，更不是自己的位置。在这些方面，更能显示出他孩童般的好奇和赤子之心。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大体而言，有史的传统，也有批评的传统。从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现代文学研究慢慢形成了史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被北京大学的一些学者继承了。而批评的传统，从现代文学发生开始，从鲁迅、茅盾、朱自清等人那里，也慢慢积淀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批评的传统，由于与当代文学的密切互动，一度曾经压过史的传统。

现在，似乎可以说，经过陈子善及其他多位先生和后学的努力，现代文学研究中还形成了第三个传统，即“文献的传统”。对于这个传统，子善老师一方面贡献卓越，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一种内省力。他在给他的学生宫立的一本文献学著作（《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所做的序言中，除了表示鼓励和支持外，同时也提出，因为数据库的出现，找资料比以往容易多了，“即便是重要作家，新发现其一篇小说、一首诗或一通书简，是否就会影响到对其总的文学成就的评价”，这是必须重新思考的。提出要区分现代文学文献学中真问题和伪问题，把文献学与“更敏锐的文学史视野”“更扎实的文本分析能力”融合起来，从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子善老师参与建立的文献学的传统本身又是充满反思性的。

古人以考文知音为学术基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就是这样一本考文知音的著作，相信它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