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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春梦六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梦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谈论梦的历史恐怕也一样，只是没有那么早地记录下来。庄周是最有名的例子，但是那样的谈论，则不免不够“接地气”，止于一个哲学式的发问，立刻变成了玄学逻辑。弗洛伊德是伟大的谈论者，但有些谈论的方式很多并不适用于中国。即便在鲁迅看来，他的有些看法也是有悖于中国人的伦理的，还有一点，就是严酷现实的也不允许。

鲁迅曾谈论过梦，借了弗洛伊德的方式，但他认为中国人须先解决食欲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到性欲之类。当然，那是三十年代的艰难时世，鲁迅很难抱以纯粹学术的态度，因为有现实的不得已。

但鲁迅是针对某个具体事情的，那也是大时代的奇葩。在一份叫作《东方杂志》的刊物上，他看到了由某记者收集的一百多个梦，自然大喜过望。然而翻看之后，不免又失望。因为那记者将这些梦境悉数做了加工，变成了“载道的梦”，与“大家有饭吃”有关，与社会大同有关，最次也与“渔樵于江渚”等等诗意的设想有关。虽然正能量了，却显得有些假。于是他提醒说，梦须不会是为了装点门面的。

“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鲁老师提点的是，这也是在下的担心。作为无意识的产物，人在梦中当然一般不会作假。有“假寐”而无假梦，这应该是知识人的共识。然弗老师也还说了，有“伪君子式的梦”——他在《梦的解析》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如果让在下解释，这应该是“超我”在无意中也进入了梦境，并且试图给“本我”以某些影响。他举出的例子，是有人一直梦见自己在无报酬的情况下，一直在童年时的裁缝店里帮助干活。还有他自己，也经常在取得了成功的时候，还会做“失败的梦”，以作为一种自我的提醒和惩罚。

显然，“超我”在进入梦境的时候，依然无法完全掌控主人公的人格状况，故一方面它显示了善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免很假。

夫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诚哉斯言，好德乃是超我，是后天修为养成；好色则为本我，是先天即有的本能。不可能有一个人先天就有好德的超我，因为这不符合规律。所以夫子承认人性的弱点，是非常诚实和值得尊敬的。梦见自己成为了上帝的人少，而梦见自己的本我溜出来到处作祟的人多，这是事实，但成为了叙事之后，便反过来了。

梦境世界给了我们太多启示，因为梦境无意间流露了人的自然天赋，暴露了人的生命本相，这也是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的价值所在，以及意趣所在。解读梦境便是等于打开了人世的黑箱子，生命的黑匣子。

而且梦境与文学有关，这太有意思了。以至于弗洛伊德在解梦的时候，一方面是拿他所经历过的那些病例来演示，更重要的则是经常拿文学作品来说事。他的最经典的概念中，有很多都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来提出的。

笔者之所以也来尝试“解梦”，确乎不单纯是想哗众取宠，而是回应了“文学梦”这样的元命题。文学作为虚构之物，承载了人性的诸般秘密，它的装扮背后，定然有无法剔除的真实的精神活动作为根基。所以文学本身也是梦，是“春梦”的另一种形式。不然怎么会有《红楼梦》，有那么多诗歌中的梦，以及与之相似相关的各种幻形、幻想和幻象？

因此上，解梦其实还是解文学、解文本。只是我不愿板着面孔，端着架子来解读，希望能够找一个方式，换一种口味，能够解得有趣。而且不依照逻辑的推演，更不敢弄成学术著述的模样，而是一种发散的、跳跃式的联想，不在乎观点是否辩证，而在于有启示——甚至连启示也不要，而是单纯要求好玩、有趣。定位于这样一种格调，我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有了一种多年未有的自我解放的体验。我感觉到了那种学术文体所无法传递、也无法包含的信息量，它们在那里，以混乱和无名的方式，发散着，窃窃私语着，互相感染和激活着，泛出了让我有意外欢喜的道道涟漪。

然而——既属解梦，就有不靠谱之处。坊间的类似说法，如同“星座”之说云云，多数是模棱两可，半带忽悠的。即便是弗老师的那些分析，也未见得都能说服人，何况在下。所以请读者朋友万勿当真，只当是虚构的随笔文字，而绝无学术的野心。

但即便如此，我想《春梦六解》中仍然有学理的成分。如果完全没有，那么也便真的成为了胡说八道，就没意思了。

我的想法是，用六个梦来涵盖“男权世界”里的秘密。当然也不止限于男权，因为男权无时不在，无处不抵，这个世界的一切秘密皆与此有关，人性的一切黑暗与丰富，也都与此有脱不开的干系。故我视之为解开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如老子说的“众妙之门”，我以为也在于如何打开。梦构造和梦叙事，或许就是文学乃至人的精神世界、幻想与幻象世界的基本图式。所以必须要解开。

再说简单点，也无非是“脱下男权的衣裳”罢，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六个梦，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包含了人的基本的性经验的构造、属性、及其作为建构整个生命经验之原点的“春梦”（宝玉之梦）；作为“色与空”两个向度的辩证合一的“色情与深渊之梦”（贾瑞之梦）；作为伪君子、权力合法化与道德化妆之需要的“伪君子之梦”（克劳狄乌斯之梦）；作为善与恶的纠结、肉身与思想的交融的“恋母的和自我反思升华的梦”（浮士德之梦）；作为造反者的内心恐惧，以及自我合法身份的确立之需要的“政治之梦”（宋公明与李逵之梦）；作为男人的占有私欲的“妻妾成群梦”（西门之梦）。刚好从六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这男权世界的诸种秘密。

当然，这样说也言不及义，或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我并不想将六个故事完全概念化，而是希望它们感性且放荡地出现在那里，任由读者来观赏、思考、审视、提点，甚至羞辱和唾弃。

但我还是认为，无须简单地唾弃——即便是对于西门之梦，也不要仅仅抱了唾弃。文学的使命，假如说真正存在着一个永不过时的属性的话，那么就是对于人性的观照、发现、悲悯和宽宥。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可能会有“进步”，但人性，我以为则是永恒的。包括人性的一切弱点。尽管道德作为历史范畴会不断变化，但人性则永远不会有根本改变，它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文明的增长，而变得更崇高。除非将来人类用科技和仪器，来对DNA实现修改。

这就是造物主在造人的时候，所专设的一个可怕“后门”。他永远掌控人类，需要的时候就将他们逐出乐园，但又不会让他们脱出可控制的视线。因为所有弱点都是他深思熟虑，且以自己为蓝本，创造或赋予人类的。

所以，解梦的过程，即是探索人性复杂性的过程，是一个历史寻访和情景重现的过程，是一个寻找文学中的范例的过程，也是对于现实进行思考和印证的过程。简单讲，历史和现实，需要互相发现和照亮，互相证明对方的存在，如同镜像和身随其形的影子。

我深深地从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和启示，觉得这也是一个反思男权、反思人类、反思自我的过程。解剖对象某种意义上必须也是解剖自身，否则这种解剖就是虚伪和浅尝辄止的，是无益于自我的处置和安放的。当然，当我看清了某些男权的本质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我与此割席断交，实现了自我的救赎。

在长达三十年的文学研究生涯中，我发现，精神分析学是一把最有意思的钥匙，形象一点说，了解了精神分析学就等于有了一双“爱克斯光机”般的眼睛。分析文学作品，会一下子看到其内里的复杂结构，看到其隐秘的“潜叙事”。这方面我兴趣产生的很早，当年我在海德堡大学客座时，就斗胆作过“精神分析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虽然浅尝辄止，但也表明了那时我的敏感。这些年来逐渐积累了一些心得，一些“溢出性”的思考，也就不揣浅陋，在这本书里有些许渗透。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看出，《春梦六解》的文字中，关于精神分析，或许还有一点点“本体论的冲动”，希望能够用中国人的方式，主要也是本土的材料，来诠释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但吾亦深知，在这方面作学术的研究，如同在沙地上建大楼，在泥滩上修长城，并没有谱系化的理论来作为根基。所以，我不敢将文字处理成纯粹学术性的探讨，而只是用了跳跃的和随感性的文字，来进行连缀。

还有“比例分配”的问题，六个梦，四个属本土，两个托自外来。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明白，可能是个偶然，也可能冥冥之中有个定数。这源自笔者长期的注意力所在，还有思考的程度。因为是“原型”，所以不能随便命名，还必须有文本的真实出处，所以颇费心思，最终如此，或许还有个人知识的边界所限。或许中外有更好的例子，笔者暂未找到或意识到，但这个比例，似乎刚好也说明了《春梦六解》的知识构成的比例，尽管笔者所发掘的本土的那些材料，是相对原生和封闭的，但在与精神分析的视野接通之后，反而生发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一点点陌生感，反而给了我的写作过程以比较大的刺激。

快快打住，以上算是一个坦白交代，意图与想法，都已和盘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