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子英（以下简称“何”）：

季宇老师好！这次为了跟您做这个对话，我特意查阅了您的相关资料，了解到您从197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能否谈谈您当初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情形？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季宇（以下简称“季”）：

说来话长，1979年前后，正是文学大潮兴起，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做着作家梦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形容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独木桥上，由此可见一斑。我那时也是众多文学青年中的一员。只要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或者想方设法去借书借杂志看。看得多了，手便痒痒，于是便动手写。合肥市文联有一位老作家叫王春江，他对文学青年满腔热情。我常把作品拿给他看，每次他都热情鼓励。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送行》，他看后大加赞赏，便转给了《文艺作品》（合肥市文联主办，后改为《希望》，一度发行量很大），没想到竟然发表了。该刊的编辑林效成先生事先也没通知我，后来《安徽日报》刊出了目录，有文友问我这个季宇是不是你啊我才知道，不禁大喜过望。此后，我便开始写了下去，一写便写了四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我走上文学道路可能是受到了文学大潮的影响，但自从与文学结缘，我便好上了这一口，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如今回头看看，当年和我一起搞写作的文友，没剩下几个，但我一直坚持走了下来。现在我已退休了——如果说在职时，文学创作于我还有些功利色彩，现今已经没有了——有人问我你咋还在写？我也说不清楚，说到底还是喜爱吧。

▶何：

的确，那时的作者和编辑对文学都充满激情，您的出道原来也是一段佳话啊！您的人生经历和阅历都相当丰富，曾下乡插队，也当过兵。这些经历在您的作品里都有反映吗？

▷季：

我这个年纪，许多事情都赶上了。比如下放、当兵，后来又去上学，其中有不少坎坷，但没想到这些都成了我写作的宝贵经历。我自幼在城市长大，父母都是南下干部，远离老家。别人家七大姑八大姨，常来常往，我家很少有亲戚来。可以说我对农村毫不了解。不仅五谷不分，而且对于家族五服、乡村习俗等也一无所知。多亏了下放那几年，我才知道乡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写了一些农村生活的作品，全靠下放时打的底子。还有军事题材作品，我一直很喜欢，这也与在部队的生活经历有关。生活太重要了，你可以编故事编情节，但生活你编不了。你没有生活过，写起来就会力不从心，即便写出来也处处会露怯。你的作品有没有生活，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一件衣服，有时远远看去，好像差别不大，但仔细一瞧，针脚差别就大了去了。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小说《月光如水》（刊于《清明》2021年5期，《小说月报·大字版》2021年10期转载），小说写到一个兽医，不少人看了，都说没想到你对兽医如此了解，写得活龙活现。是的，这都是拜生活所赐。我下放时认识了几个兽医，经常看他们给牲口治病，引起我极大兴趣。我要感谢生活，没有这些经历，我创作路子一定会窄得多。我坚信一点，经历过的都是宝贵的，不论是幸运还是痛苦。对于创作来说，没有一种生活是无用的。这些生活就无声地潜伏在你的记忆中，甚至连你自己也无法察觉，可一旦需要，它们就会被激活，自然而然地在你的笔下流淌起来。

▶何：

我在您的一篇创作谈中了解到，您出身于军人之家，您的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您的小说《最后的电波》，就是向父母亲致敬之作。那么，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您的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季：

我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主要是言传身教，他们在家里很少讲大道理，但在一些小事上教我做人的道理。比如，做人要诚实，不能撒谎；与人交往不要占强，要甘于吃亏；做人要谦让，但必须有原则；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你不努力，就会后悔。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都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简单道理，却让我受益匪浅，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

我父母性格相差很大，我父亲像水，为人低调，凡事都忍，且十分包容；我母亲性格像火，遇事就炸，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我有一个舅舅因历史上的问题，使我母亲无法原谅，便与他们断绝关系，终身不再来往。有一年我回老家，有亲戚带我去看这个舅舅（我事前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个舅舅），事后被我母亲知道了，便对我大发雷霆。我从未见我母亲发这么大的火，吓得我半天不敢吱声。我父亲“文革”中遭受到冲击，关牛棚时，造反派害怕我们传递信息，连我送去的热水都要从水瓶里倒出来检查一遍。我那时刚上中学，年轻气盛，对于那些造反派，恨之入骨，曾找了一帮同学想对他们还以颜色。我父亲知道了，连忙制止，他说他们也是一些可怜之人，我们犯不着和他们一般见识。我父亲战争年代损坏了身体，在我记忆里，他一直是病歪歪的，经常住院或疗养。他身体虽然很差，但内心却无比坚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沉着镇定，毫不慌张。他常对我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再大的事也有过去的时候。他为人处事极能忍让，但对原则问题从不让步。有人外调让他揭发过去的老战友，他坚决不从，无论怎么威逼利诱。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一方面是母亲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方面是父亲的忍耐和宽容。

我父母去世后，我一直想写一篇东西来怀念他们。《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小说的题记上我特地写上了一句：“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献给所有的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写这篇小说时，我是带着感情写的。过去我也常说写作要带着感情，但从未真正感受到，或者说是强烈地感受到，但写这篇小说时我切实感受到了。写作过程中我身上常常热血涌动，内心难以平静。我很感谢徐坤主编，小说发到她信箱不到三个小时，她就给我连发三条微信，鼓励有加。其中一条写道：“大作看完了。非常好！非常棒！有几处我感动得几乎落泪，在我军的军事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李安本这样的典型人物。您把一个中间人物写活了。”小说发表后，她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微信，把小说推荐给《中华文学选刊》的徐晨亮主编。后来，小说被《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小说月报》等各种选本纷纷选载，并获得了“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国家话剧院和安庆黄梅戏剧团也将小说搬上舞台。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爱人，还有妹妹、弟弟看了这篇小说也给予好评，他们对我的小说说好的时候并不多。

▶何：

哈哈，您的家人对您要求未免太高了。中国作家有很重的家国情怀，对历史变迁、家族传承绵延很感兴趣，凡是有分量的大部头长篇，大多是家族或历史题材的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都与作家生活的故土和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安徽是历史文化和政治、军事、经济资源丰厚之地，历史上名人、大家辈出，可以说徽派文化独树一帜，那么您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徽人，对安徽的历史文化是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写过历史小说《淮军四十年》《新安家族》《徽商》等，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您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和收获？

▷季：

家国情怀是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良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崇高的追求。的确，家族史的写法在小说创作中由来已久。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都是写家族，或以家族为写作对象。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重视家族。在东方观念里，血缘家族占据极高的地位，这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点。所谓家族、宗祠、社稷，中国人的根就在这里。一个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忘不了自己的根。与此同时，家与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礼记》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国天下。一个家族的发展和精神形成，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民族的影响，反过来，家族也是国家、民族的缩影。家族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家族的爱恨情仇，有时离不开时代，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特别是当民族危难到来时更是如此。

诚如您所言，安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大别山红色文化、徽商文化、淮军文化、桐城派、徽班进京等等，内容非常丰富，有些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像大别山红色文化，包括鄂豫皖根据地，其中金寨县被誉为“两源两地”（即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像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国内地域文化“三大显学”；像淮军影响了晚清四十年；还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安徽人，这些都是文学可以开采的富矿，非常值得写。我从小就在安徽长大，对安徽的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从创作上讲，这也是安徽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

▶何：

您的写作题材范围很广，不仅有写徽商和淮军的，还有写辛亥革命的，很多被改编成电视剧。就创作手法而言，有虚构的，也有纪实的，您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

▷季：

我的长篇分为小说和纪实两类。小说像《新安家族》《群山呼啸》《徽商》等；纪实作品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再版时改为《燃烧的铁血旗》）、《段祺瑞传》等。现在纪实作品好像被称为非虚构。虚构与非虚构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虚与实上。虚构作品可以天马行空，通过想象来完成，但对非虚构来说，尊重历史事实是基本要求。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的历史小说大多是虚构人物，历史只是一个背景。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围绕马内特医生一家展开；还有雨果的《悲惨世界》，以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历史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冉·阿让讲述故事。这些作品都是在历史的框架下写虚构的人物，这些虚构的人物可以在历史的缝隙中行走，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我的小说《群山呼啸》《新安家族》《徽商》等都是这个路数。这类小说大多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我很喜欢这样的写法。

我也写过一些纪实类的作品，或者称之为非虚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以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叙事对象。我一直以为对真实人物和真实的事件来说，虚构价值不大，成熟的读者也不感兴趣。因此对这类作品我一般拒绝虚构（除了《权力的十字架》，用的是小说笔法，但仅此一次）。

非虚构作品的好坏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看你有没有真货、干货。你掌握的史料越多，便越接近真实。因此，写这类作品很下功夫。我在写这类作品时，总是多方搜集资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个人文集、回忆、笔记、日记、年谱、传记，以及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我写《淮军四十年》《燃烧的铁血旗》《段祺瑞传》等，每次查阅的资料都不下于几百本，做的笔记也有几十万字，有人开玩笑说我成了半个专家。在写法上，我尽可能采用“还原”和“呈现”的办法，尽量让史料说话，努力做到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事无证据，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达到历史的真实。一些读者看了都感到很信服。

当然，光做到史料真实还不够，重要的是反思历史。评论家王达敏先生在评论我的《共和，1911》时谈到两个原则，即客观原则和深度原则。他认为，在历史事实叙述中，采取客观的原则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第一创作原则”，因为“过去的历史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外在的具体事实和它背后的思想史”，表现历史事实中的思想是纪实文学创作的“深度原则”。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当代人的观点解读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纪实文学作家的责任。

▶何：

您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金斗街八号》，是一个精巧的短篇。当时您发来这篇小说，我很快一口气读完，然后回复您说，这应该是长篇的故事架构，但是您却在一个万字短篇里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线索都比较复杂，但您的叙事很精炼，可谓高密度叙事。这篇小说获得了《长江文艺》2017-2018双年奖。我们《长江文艺》选刊版“再发现”专栏选载了您发表于1993年的小说《盟友》，这是一个中篇小说，故事背景是清末民初，以同盟会员回到大别山区五湖一带发动革命为故事线索，着重描写了三个身份、性格迥异的人对于革命的态度，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以及革命的艰辛。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富有传奇性，叙事流畅好读。与《金斗街八号》一样，您这篇小说的结构意识也很强，结尾部分“故事之外的话题”，将时间拉到作者生活的年代，以研讨会的名义和资料物证试图解开小说中的历史疑案，对小说前面的情节来了个补叙，这个中篇其实也具备长篇的构架。那么，我很好奇，您是如何从容自如地在长篇、中篇、短篇之间完成技术层面的切换？请谈谈您对各种文体的小说创作的看法或者分享一下您的创作心得。

▷季：

《金斗街八号》发表，应该感谢您，感谢贵刊。一个老故事，没想到产生了反响，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这篇小说可能是我的小说中选载最多的一篇。《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几乎国内权威选刊都选了。我想这和贵刊的影响不无关系。我注意到贵刊作品选载率很高。这是我的幸运。您们还颁给了我双年奖，这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我做了一些变化，没有按传统的路数去写，而是围绕人物结构故事。小说中人物一个个出现，看似毫无关联，但暗中紧密联系，最后汇到一起，峰回路转，豁然开朗。这样的结构挤压了情节和叙事的空间，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人物。与此同时，也节省了许多篇幅，使故事变得更加精炼。所以您说这是一个长篇构架，的确，如果按传统的手法写，完全可以扩展开来。

《盟友》是我的早期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再发现”栏目选载的要求是以前没有选过的。我找了一下，我的中短篇小说大多都是被选过的，后来找来找去，找到了这篇。从传奇性讲，这篇特点比较明显。上世纪九十年代，刊物提倡好读好看，因此我在传奇性上做了一点努力，但传奇的背后仍然是写人性、写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浮沉。至于结尾部分的设置，也是因为故事的需要，想让小说留下一些故事之外的余味。

众所周知，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要求，虽然都是写人物写故事，但长篇小说一般注重人物命运的书写，而短篇小说只需撷取生活的横断面，中篇小说则介于两者之间。中国的长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但中短篇似乎不差上下。我比较喜欢中短篇，写起来读起来都轻松一点。这两年，我短篇写得多一点。我觉得短篇更见才华，手法变化也多。

▶何：

您的历史题材背景的小说都比较富有传奇性，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个特点是怎样形成的？您是否受到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响？

▷季：

是的，我小时最早接触到的小说，就是《七侠五义》《说岳全传》《说唐》等，此后又看了四大名著。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开始创作后，我又接触了一大批中国现当代小说和外国小说，包括苏联、欧美、拉美等国的作家作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清明》《安徽文学》当过主编，有段时间，刊物办得十分艰难，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就提出“可读性”“好看的小说”等概念，从而赢得了读者，渡过了难关。写小说离不开讲故事，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讲好故事首先要恢复对故事的尊重，这是中国的叙事传统。讲故事是一种基本的技巧，更是人物的塑造和思想的呈现。

应该说，故事本身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问题在于你怎么讲。一个故事你可以讲得很通俗，也可以讲得很高级，很深刻。举一个例子，《百年孤独》中关于霍塞·阿卡迪奥之死的描写：只听一声枪响，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来，流出家门，淌到街上，沿着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一直向前流，流下台阶，又漫上石栏，再沿着土耳其大街往前流，然后还左右拐弯，流到了他母亲的家中，为了不弄脏地毯，血沿着墙角流，穿过客厅、穿过房间，划了一个大弧线，又穿过海棠花长廊，穿过谷仓，最后流到厨房，流到他母亲乌苏拉的脚下。他母亲正在厨房打鸡蛋，一看到便叫起来，后来又沿着血迹走回去，发现儿子死了——这种讲法就很高级不同一般。

有人说，现代派作品不讲故事，其实不然。很多现代派作家都讲故事，只是他们的故事呈现形式是向内走，不是向外走，他们注重人物的内心。像意识流，完全是深入人的内心。所以从表面看，他们的作品好像不讲故事，其实不是。我认为，讲故事不是讲情节，更不能靠情节与情节之间的简单叠加，而要注重人物的内心变化与成长，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勾勒和完成。为什么有的小说讲得天花乱坠，却不能打动你，而有的小说虽然平淡无奇，却能够紧紧抓住你，区别就在于故事性的强弱不是根本，而人物的塑造和精神世界的构建才是真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拜访冯骥才先生，他当时是天津市文联主席。言谈中，他说优秀的小说好像一棵树，有人在树下便可以捡到果子，也有人伸手可以摘到树上的果子，还有人站在梯子上可以够到更高处的果实（大意）。这番话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讲故事也是如此吧，好小说应该能够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需要。好看只是外壳，内涵才是最重要的。所谓雅俗共赏，这是我一直想追求的。

▶何：

在去年建党百年之际，您创作出版了一部红色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群山呼啸》，这部小说反响很大，我看到的媒体评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您曾经说这是您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长篇，能谈谈它的创作过程吗？

▷季：

《群山呼啸》是我2021年初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这本书前后写了三年多，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推出，《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一月号也选载了，还被评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20大好书。对我来说，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因为我一直想写一写大别山，这个愿望终于完成了。为了这本书，我多次去大别山采访，也查找了很多资料。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来自大别山的书。

大别山历史非常独特也非常丰富。面对如此博大的红色遗产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更好地讲好故事，表达主题，这是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从家族这个小切口入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说时间跨度很大，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通过几大家族的命运浮沉，特别是贺家几代人的挣扎、坚守、奋斗，以及苦难和辉煌，反映了大时代的变化，讴歌了一代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深入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内涵的同时，把红色历史与家族历史有机结合，通过个体命运来展示中国历史进程的变化，从而打开国家民族这个更广阔的视野。长篇小说的结构非常重要。最常见的是线性结构，从开头到结尾，按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写下去。但这种结构也有局限，不利于展开空间，不利于充分表现人物。所以，我开始写了一半后，又把它推翻了，决定采取一些改变，即打破线性结构，采用块面结构，即以人物为主，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全书三十四章，每章都以一个人物为主，故事的讲述呈多视角，众声喧哗，最后合流归一。初看时，可能有些散，但这种结构以人物为单元，有利于集中笔墨塑造人物。有评论称，这样的结构，让多位主人公轮番登场，从各个侧面来讲述故事，好像多声部合唱，众声喧哗，相互烘托，最后形成一部丰富的多层次的交响乐章。我觉得这个写法非常适合我需要表达的意图，与《金斗街八号》手法有相似之处，尽管两者体裁不同。

▶何：

正是因为看到相关报道，我了解到您多次前往大别山腹地革命老区深入采访，及时跟进向您约稿，请您为我们庆祝建党百年专号写了纪实散文《血染的土地》，创作和阅读这样的作品，对于作家和读者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深受教育。您后续还有红色革命题材的创作计划吗？

▷季：

这篇纪实散文也是您约我写的。我在大别山采访时搜集了很多素材，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大别山人民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我自己也深受触动。我原以为写篇一万字的散文不是难事，可真写起来却感到不好写，但您交待的任务，答应了就得完成。后来，我选了三个地方来结构文章。写完后，心里也没有把握，后来您回复说挺好的，我才松了一口气。刊物出来后，有不少读者对我说，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大别山的素材还有很多，我以后肯定还会去写。

▶何：

如您所言，您的小说和散文都有很强的结构意识，叙事娴熟，语言精炼，怎样写都妥帖恰当。本期我们刊发您的新作《逝者如斯夫》，以“我”为叙事视角，讲述“我”与文友老海和老桑的人生故事。三人同为80年代的文学青年，他们曾经深怀文学理想，但最终老海却在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中，蜕变、堕落，成为生活的失败者。读罢作品，令人唏嘘深思。老海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作品好像也在昭示着，文学作为心灵的产物在本质上与物质世界的功利性是相抵牾的，保持纯粹和初心对做人和为文同样重要。创作这篇作品，您是基于什么考量？

▷季：

老海是时代的缩影，这段生活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写起来特别亲切，也特别顺手。这篇小说如果说有我最满意的地方，那便是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感受，让我回想起那些与文学青年厮混在一起的岁月，不禁感慨良多。当然，小说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

文学是长征，更是大浪淘沙。我身边的文学青年几十年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是时代的筛选，也与个人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您说得对，无论做任何事都有初心，文学也是如此，而老海的命运也不独文学领域才有。

▶何：

您的创作经历恰好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同步，从80年代初至今，您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

▷季：

这个问题有点大，简单说吧，我记得孙犁先生说过，叫人记得住的小说，是那个时代，最为人关注的，也是最尖端的题材。什么是最为人关注、最尖端的题材？我的理解是，在纷繁的世界和火热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作家要努力捕捉时代的本质，表现时代和人民最关切的问题。鲁迅的《阿Q正传》是如此。《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也是如此。

我前段时间读了南非作家库切的长篇小说《耻》。故事很简单，一件普通的强奸案，几个黑人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了一个白人女子，父亲要报警，但这个女子执意不肯。后来父亲发现一个强奸犯出现在雇工家的聚会上，又要报警，女儿还是不同意。原因是报警后，没有任何作用。后来，这个白人女子不得不嫁给那个黑人雇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黑人已有两个老婆，而且这个女子还具有同性恋倾向，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能出此下策吗？显然不会。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保住农场。这就是南非的现实。过去是白人欺侮黑人，现在是反过来白人遭受不公。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后果，白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库切提出了一个沉重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种族问题难以调合），可以说打在了时代的痛处。简单的故事引出深刻的主题，这就是库切的高明之处。小说以父亲的视角来写，技术难度并不大。没有炫技，没有象征，也没有什么新手法，什么意识流，后现代，统统没有，语言平铺直叙，传统手法，缓缓道来，但引起很大反响。库切后来还因此获得了布克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以上几部作品就是很好的说明。

▶何：

您认为当下中国故事应该包括哪些特质，新时代文学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季：

中国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是现实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而且通过思想启蒙运动和先锋文学的影响，创作方法更加多样化。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文学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一片恐慌。我当时在《清明》任职，也感到茫然、焦虑。记得不少刊物纷纷改弦易张，“城头变幻大王旗”，好不热闹，也好不悲壮。有人认为现实主义落伍了，太土了，没出路了，可后来的情况是，先锋作家开始回归，现实主义仍然成为主流。如今回过头来看，最具生命力的作品还是关注现实的作品。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蒋子龙，一位是路遥，他们的作品都是以关注现实著称。《平凡的世界》的发行量至今仍居各大新华书店排行榜前列。

新时代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关注现实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何：

能分享一下您的阅读情况吗？您平时喜欢阅读哪方面的书籍？您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季：

我喜欢读杂书，常读的有文化史料方面的书，尤其是笔记。我买了不少。这些文字更接近当时生活的真实，一些正史中不能记载的，在这些笔记中都会有所呈现，文字简短，但信息量不小。有些笔记文笔也非常精彩，读起来很有意思。我喜欢的作家作品有很多，只要能让我有所教益的作家作品我都会去看，不管他是哪个路数。但我更喜欢的是一些暗合我的写作路数的作家作品。

有一次，我们请汪曾祺先生来安徽，参加《清明》创刊十周年活动。在座谈会上，汪先生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你是什么风格的，只要你喜欢哪个作家，也许你的风格便与他暗合，你可以多看他的书（大意）。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这句话。汪老先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不过，每个作家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会变的，我们不应该局限自己，应该尽可能地多看一些不同风格的作品，以开阔视野。

我最近读的小说有智利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2666》，英国鲁西迪的《午夜之子》，还有东欧一些作家的作品，如捷克赫拉巴尔、阿尔巴尼亚卡达莱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我喜欢，有的也不喜欢，但都值得读一读。

▶何：

记得您引用过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我写作，正是为了让光阴流逝使我心安”。您的创作硕果累累，新作频出，您今后有什么新的创作打算？

▷季：

博尔赫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小说成就主要是短篇。我感觉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每篇小说都反复修改，不允许出现一句多余的废话。这一点有点像鲁迅，惜字如金。他的作品虽然短，但内涵深邃，需要反复咀嚼才能嚼出味道。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一生中大都在图书馆度过。他很少旅行，但小说中却写到与阿根廷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非洲等地，据说这些地方他根本没有去过。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都是通过书本。有人称他是图书馆作家。他的小说哲理玄妙，想象丰富。与马尔克斯相比，他的作品更精粹，而后者的读者接受面却要更广泛一些。我很喜欢博尔赫斯的这句话，很早就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状态。

关于创作打算有一些想法，正在做准备，哪个成熟了就写哪个，但计划有时赶不上变化，如果哪一天突然来了新的灵感，原先的计划可能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