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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二月三日，七十六岁的历史学家柳诒徵病逝于上海南昌路三百五十六号寓中，一代文史大家人生落幕。友人李思纯曾这样评价柳诒徵：“文章季世真知价，志业劬堂始《孝经》。”柳诒徵是中国史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关键人物，同时他也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柳诒徵

五四运动爆发那年的秋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迎来三十六位学生，时称国文史地部第三班，柳诒徵为该班同学开设《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是授课最久、教学最投入的教师。一时，青年学人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景昌极、胡焕庸、向达、王庸、范希曾、徐震堮等皆是这一班的学生，他们发起成立史地研究会，又多为《学衡》撰稿，成为学衡派和南高学人的中坚力量。就在这一届学生毕业之际，东南大学爆发易长风波，柳诒徵为拥护校长郭秉文的教师与学生所排抵，离开东大。为此他写下一首长诗《白门行》，记述从光绪年间以来其在南京学界的见闻。在述及南高、东南学人之盛，尤其是《学衡》杂志及《史地学报》编纂始末时，柳诒徵写下了以下诗句：

……

纵论往辙及江乡，师范峥嵘构讲堂。

高节畴钦清道士，盛名转属郭汾阳。

一时才俊如云集，大学分科号升级。

梅（光迪）吴（宓）文艺振金声，缪（凤林）景（昌极）风标森玉立。

谈天博士竺法兰（竺可桢），杨云（杨铨）清辩如翻澜。

张（其昀）陈（训慈）矻矻钩史籍，胡（先骕）邵（潭秋）眇眇张诗坛。

梵夹旁参五天竺，秦书近括三神山。

蹴踏杜威跨罗素，呵叱杨墨申孔颜。

万言立就走四裔，百宝麕聚无一难（此述《学衡》及《史地学报》）。

……

光绪二十七年（1901）横山乡人陈善余（字庆年）荐柳诒徵于缪荃孙，任职江楚编译局，其后柳氏任教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北伐胜利后，任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筹备委员、国学图书馆馆长。抗战期间又曾在重庆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导师，受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大半生的时光在南京任课教学，从事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在南高师、东南教书的十年，树兰滋蕙，最号得士，一时柳门成荫，桃李芬芳。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间，风云变幻、山河鼎沸、陵谷沧桑，柳诒徵目睹满清帝制覆灭、北洋政府垮台、日本侵华、国民党政权的败亡；更以切肤之感，经历文化形态的剧烈转变，中国固有经史学术体系崩解沦灭。他曾写下“真成建武到黄初，史迹纷纭笔懒书。郿坞芒山煨烬例，纤儿撞破好家居”这样沉痛的诗篇。金陵一梦，恍如隔世。

一、“旧学”与“新知”——近代史学的关键人物

柳诒徵是传统史学走向现代史学的关键学者，他有着清朝廪贡的功名，受的是传统的经史训练。在近代学术谱系之中，柳诒徵常被归于守旧一派，或美其名曰“文化保守主义”，胡适等以之与张尔田等为一类人物。尽管钱穆、张其昀都视柳诒徵为东南学风的中流砥柱，然而这种形象往往是以新学术的对抗面目而出现的。一九四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柳诒徵，却未能在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学部委员。

被误以为“守旧”的柳诒徵，实在是较早开眼看世界的人。一九〇三年初，缪荃孙、徐乃昌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两月，柳诒徵随行，游历横滨、大坂、东京、神户等地。在东京高等师范听了日本教授演讲教育原理、教育学、教育法，由此而直到当时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状况，参观日本各学校，看到了他们的办学面貌。在比较中外的教育情况后，柳氏发愤说：“苟有血气，能无愤恨，而坐视国人死守旧习而不变哉。”缪荃孙据柳诒徵日记整理而成《日游汇编》，作为考察报告而刊布。正是这一次考察，刺激了柳诒徵对于教育改革的思考。回国之后不久，是年五月，柳便与陶逊、陈义等在南京创办江南第一所新式小学校——思益小学堂。开设有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绘画、书法等课程。张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文明事业”。又依据“那珂通士《支那通史》，加以芟削，蕲合课程之用”编成了《历代史略》，它不仅是一部使用广泛且延续时间较长的历史教科书，还开了近代以来编撰通史著作的风气。张舜徽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这一概念和词汇，便源自于《历代史略》。清末，受端方委托，柳诒徵又就黄绍箕遗稿目录撰成《中国教育史》，这本书“为自来言教育史之先河”。又撰有《中国商业史》等专门著作。最终，柳诒徵以其在南高师、东南大学时期授课讲义为基础，撰写《中国文化史》而名世，奠定其在史学界的地位。中国古代虽有典制之学，但并无撰述专题历史的传统，“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柳氏无疑是在受到日本学风影响之后，较早接受现代学术分科，并在国内引领风气。

追求“融通”，是柳诒徵学术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征。晚年《家书》之中，柳诒徵指示女儿为学，“能得外国学者同事，最有进益”。并自述：“我数十年来，能以旧学贯通科学方法，乃是与许多留学生相处，得的益处。中国老先生没有科学头脑，故尔思想落伍。龙蟠诸人不前进，也是因为没有新人切磋鼓舞。”（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这并非虚言，但柳诒徵主张的“旧学贯通科学方法”，又确然悬出一鹄的——即要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和旨归。他提出：

“只怕没有一种理想，能说出中国特别好处，和今日新文化相合之点。此则关系学理，不系乎博览矣。……所以我觉得《论语》上说温故而知新，是学者第一要义。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格□□到，不如此不能谈学问也。”（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家书）

“能说出中国特别好处，和今日新文化相合之点。”这便是学衡派“昌明国故、融汇新知”最好的注解，与一般高头讲章不同，此处是《家书》中教育女儿的话语，确实也是柳氏内心中根本的看法。近代中国学术，确然能找到旧文化与新文化之结合点，若傅斯年、顾颉刚等皆能以新知研讨旧学问。而真正“能说出中国特别好处”的，则罕有其人，此又是柳氏为他人所不及之处。愿意讲“中国特别好处”的人，并不一定是保守和因循的。

我们如果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学衡派的这一批学者，除张其昀外，其余如吴宓、柳诒徵、缪凤林、陈训慈、景昌极等等诸人，在一九四九年政权鼎革之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值得研究。“正其谊不牟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转变，是由传统的价值知识人转向现代的技术知识人，传统的知识人不仅要传承学养更要承载价值，而现代的知识人更多的是为了制造和传播知识与技艺，而我们看到，晚年的柳诒徵，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人应当“以文载道”的思想，而且这个“道”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修正的。

如上文所述，柳氏不但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在其晚年甚至积极肯定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合理性，这种合理的肯定，源自于一种理解社会正义的公心，他说：

“惟时常听见，许多亲族不了之事，甚可慨叹。大抵都属马克思学说，道德变迁都由经济作用。本来清朝的读书人，只将圣贤之说作为做文章的题目，一切都不实行，实行的就是呆子。不待帝国主义的人压迫得来，已经是唯利是图。及经外力压迫，生计艰难，又无知识，一切苟偷，虽然不晓得马克思的学说，所有现象都在马氏所说公例之中。”（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家书）

“将圣贤之说作为做文章的题目”，恐怕不但清代学者如此，即民国时代“为学问而学问”及今天学者的“工具理性”亦难免有此一病。柳氏深切体悟到，中国古代学问不是孤立的学说，而是道术相济、知行合一的一套体系，但能言其事实而不能行其义理，则所谓学问无关乎现实，为其学者就不免于“苟偷”了。陈寅恪先生晚年以近乎宣泄情绪的笔调，声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类似的感触，柳诒徵先生早在撰写《中国文化史》时，即提出：“故论者谓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柳诒徵和陈寅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预设，也就是学问的兴替变迁，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们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理解，进而影响社会风尚。

二、“蜕化”与“吸集”——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式

作为学衡的灵魂人物，柳诒徵的史学有其十分特别的取向。柳氏的名著《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一直在探寻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特色，要找到“中国特别好处”。在《国史要义·史原》中，柳诒徵提出中国文化出于上古的“史官”，“周官五史，由司天而治人”，史官赞治则有官书，有官书则有义法，礼义由此生焉。于是，礼出于史，由史例而有经法，义理德性生焉。我们不难发现，柳诒徵的史学理论，带有非常鲜明的经学色彩，但与乾嘉时代的经师考订文字、发明义例不同，柳诒徵一直致力于利用古典文献重建中国古代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重建，无法避免地要与西方传来的社会进化论学说产生碰撞。能否给出一个整体性的诠释，是柳诒徵史学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晚清，伴随着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特别是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书在国内的广泛流传，西方社会由图腾社会、宗法社会而军国社会，成为解释历史演进的公理公例。人类社会，从野蛮、半开化走向文明社会，也成为历史演进分期的三个基本要素。我们看到梁启超、刘师培、夏曾佑乃至柳诒徵等学者，在编纂各类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已经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如何划分历史时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待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上古、中古、近世的不同划分，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封建社会开端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聚讼纷纭，引发了大规模的论争。我们不妨看看柳诒徵关于社会分期的立意。

柳诒徵所撰之《历代史略》第二章《历史大旨》云：“政治之得失，学术之升降，疆域之分合，国势之隆替，代有不同。然统观历代，大抵：自唐虞至秦而一变，自汉至于五代而一变，宋元以来风会与上古划然不可复合，故兹编分为三大纪。”我们会发现，《历代史略》的历史分期法与底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并不完全相同。在上世这一阶段，均以秦统一为界限。在中世阶段，那珂通世将限断划在了南宋，而柳诒徵则上推至唐末五代。自然，近世的开始也不同，那珂通世是在元代，而柳诒徵则主张在宋代。二十年后，柳诒徵刊行《中国文化史》，我们发现其中仍然采用了源自日本的上古、中古、近世的分期方法。但是分期的界限已经与《历代史略》迥然不同。首先，上古的界限划定在汉代崩溃而非周秦之际。其次，也是变化最大的，中古时代从东汉佛教传入前后改为元明之际。近世，从元代的海上交通述起，但接着是明代中期西学东渐的开始。这一分期的特征，是以文化的演进为界限，而不再以王朝的更替为截然的限断。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的历史分期，为其学生缪凤林所继承。缪凤林在抗战期间编纂《中国通史要略》，共分三编，第一编止于秦汉，第二编止于宋元，第三编则为明清，几乎和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致。

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分期方式？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开篇就提出，该书“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在特殊化一面，他要求学者关注“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疑者也”。在特殊性之中，则主要强调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他问道：“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抟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柳氏所标举的“二义”乃是强调其中的特殊性，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以避免将中国的特殊性置于西方的普遍性之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柳诒徵必须将华夏族群作为一个叙述的主体。他说中国的族群当中“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其血统之混杂，绝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而华夏族群最大的特殊性乃是吸收、同化异族，融淬成一不断进步且扩大的新族。柳氏接连发问：“异族之强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汉族，汉族亦遂泯然与之相忘。试问中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可以想见，柳氏笔下“异族之强悍者”恐怕也有当下船坚炮利的“西方”的影子。从这个角度重新回溯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柳诒徵关于文化“蜕化”和“吸集”的理解，就有十分切中现实的意义。

在《中国文化史》中柳诒徵阐述说：“人类思想不外吸集、蜕化两途。列国交通，则吸集于外者富；一国独立，则蜕化于前者多。”柳诒徵对于中国文化的演进，理解为“蜕化”与“吸集”的模式。第一期由上古而秦汉，是蜕化自身文明之原创阶段。第二期自汉末而宋元，是吸集异族文化（西来胡族）尤其是印度文化而成就新文化的时代。第三期近世，在柳诒徵看来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与激荡的时代，这激荡的过程尚且在进行之中。柳诒徵在他的前两期文化史时段中，各有一个非常凸显的象征意味。一是“宋代”，一是“周代”。宋代是文化吸集时代最终形成的高峰，而周代则文化蜕化时代最终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本质。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柳诒徵，他的主张既不是抱残守缺、盲目排外，也不是蠲弃国故、全盘西化，他是要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找到一种互补型的平衡，这也就是《论语》所谓的“无适无莫”“从容中道”。柳氏认为，当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乃是西学与中学的融合，故而“因此现象，复生二种思潮：一则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一则欲昌明吾国之真文化，又以欧、美人之自讼其短，有取法于吾国先哲之思”。当然柳诒徵追求的是“融通”：古今的融汇、中西的涵化，必须以中国古典文化为本位，是有主体择善而从，这也是柳诒徵学术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征。

三、“明史”与“清史”——重修旧史以再建纲常

柳诒徵认为，史之所重，在持正义，何以持正义，在于辨名分。柳氏谓“孔子之重正名，《春秋》之道名分，皆此义也”。中国古典的历史传统中，有撰述史学与考据史学两个传统。整齐材料，编纂史书，续写公私历史，这是撰述史学，其发源甚早，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典范。比堪史料，考订错讹，辨别真伪，这是考据史学，以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开其端，至清代乾嘉学派为一小高潮。近代以来，收到史学科学化的潮流影响，考据史学成为史学的主流。但是，身处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如何撰述清代的历史，也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在一九二八年末，柳诒徵曾驰书朱师辄探讨编修《清史》的义法（见《盋山案牍·复朱绍滨函》），他提出《清史》既然按照旧时正史体例，“自宜先定一宗旨，采取史料，分入纪传，必与此宗旨一贯”。这个宗旨也应当与历代官修正史一样，有其明确的价值指向，他说：“吾国史法，自春秋以来不外二端：一曰明君臣之义，一曰严夷夏之防。……如明君臣之义，则德宗之幽于瀛台，当时臣僚无人致争，即可见其不纲。若照新式编纂另立一种格式，则但求事实详备，又当别论矣。”其实，这并不是柳诒徵偶发新论，早在民国初年，柳氏便写下《清史刍议》，以骈文韵语形式，表达修史主张，认为《清史》将是“前集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是中国古典形式正史的最后一部，应特加重视。而当时主持《清史稿》修撰的赵尔巽大不谓然，遂无下文。柳诒徵痛惜“以此知其书（《清史稿》）虽有体例，尚无宗旨”。从编纂《清史》一事不难看出，柳诒徵主张“立义以定例”，例如在本纪义例方面，柳诒徵实则认为：南明诸王在，清未能得正统，直至康熙初乃破拥立、削三藩、延平归朝，故而《清史》应将太祖、太宗、世祖统一归为《满洲本纪第一》，而次以《圣祖本纪第二》，如魏、晋之史书。再如严夷夏之防，清代宗室、宦官之祸，减于朱明，不应以其为满族而“痛肆诋諆”，但历代“文字狱”都没有像清朝这样苛酷，直至晚清犹“满汉歧视”甚显，则必不可曲笔有所恕辞。对于柳诒徵修撰《清史》的义法，其学生陈训慈评价“爱国杜渐之深心，彰彰甚明”。

柳诒徵不仅对于清史的修撰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明史》的修订，柳诒徵也曾有过一个宏大的计划。众所周知，章太炎有非常浓厚的明遗民情结，这或许与其故乡浙江是明遗民最多的地域之一有关。三十年代，在章太炎致其门人吴承仕的书信中，就提到说南方有学者要“重修《明史》”。这里的南方学者，便是柳诒徵。一九二七年夏季起，柳诒徵担任国学图书馆馆长，他通过主持南浔嘉业堂事务的施维藩，分近三十批次，誊抄该处抄补完备的报经楼本《明实录》。嘉业堂本《明实录》，没有经过清初明史馆的篡改，文献价值较高。抗战期间，汉奸梁鸿志根据劫掠而来的国学图书馆抄本《明实录》，影印成五百册，这也是最早公开出版印行的《明实录》。一九三一年，有河南某人到南京求售十二册《明史稿》，经柳诒徵鉴定，虽非万斯同稿本，但仍是《明史》编纂过程中若干纂修稿本之遗留，在无法出重金收购的情况下，乃聚集南高、东南及门弟子及在国学图书馆供职者十二人，用不到两日时间将该《明史稿》照原样誊抄一遍，入藏图书馆。上举两事，皆可见柳诒徵为重修《明史》所做的准备。可惜，这一宏大事业，因日军侵华南京沦陷而被迫中断。抗战胜利后，柳诒徵兼任国史馆纂修，一九四七年的纂修会议上，柳诒徵提出了修订《明史》的要点，兹据陈训慈回忆摘录如下：

1、《明太祖本纪》应增倒元复汉的思想及当时各种文献。

2、本纪中应增加明末三王本纪。

3、明中叶以后应增《满洲前纪》。

4、削去“大清”“大清兵”等字样。

5、补订《明史·艺文志》。（按柳氏此说，实则主张将明遗民的生平著作补入《明史》。）

我们知道，清初修《明史》，始自康熙中徐元文受命任总裁，延聘万斯同主持修纂，后王鸿绪予以改订，最终于乾隆初以张廷玉名义总裁颁行，前后历经近百年时间，号称“良史”。但柳诒徵仍对《明史》提出了宗纲性的修补建议，而这些修补，仍集中在“君臣之义”与“夷夏之防”两个侧面，以古人道德之法绳古人之行实，陈训慈评价“义例甚正”。

结语：治史以畜德

柳诒徵先生始终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他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写道：“吾民族之兴，非无武功，非无宗教，非无法律，亦非匮于物资，顾独不偏重于他族史迹所趋，而兢兢然持空名以致力于人伦日用。”空名，乃只是一种荣誉感，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之间，致力人伦、戒悌自律，这乃方是人之所以贵为人的精神旨归。柳氏眼中，历史学则是本乎至诚、达乎人伦的精神价值的源泉与载体。在此种道德努力之下，“华夏之人，服习名教，文儒治史，不能禁世之无乱，而必思持名义拨乱世而反之正。国统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柳氏相信，吾国政教文化，能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断，自有其内在机理，此一内因即是以礼为核心，以史为载体的精神实在的传递。柳氏寄希望于“史能转人”，人须“大其心量”而读史，人因读史而“畜德”、“明理”，最终“合天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而今之学者仍当师习古人治学之法，“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之何在，是以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

与众多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悲观的情绪不同，柳先生并没有因文化的出路问题，而深思焦虑、绕室彷徨，而是以一种自信的姿态展望。柳氏《国史要义》终章云：“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