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所周知，“非虚构”其实是外国的舶来品，是以真实为根基、文学表达为手段的一种纪实文体的外在称谓或标签。而在“非虚构”这个称谓进入中国并被当今中国文学界的一些人热捧之前，以中国作协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将此种文体称为“报告文学”，民间也有的人称之为“纪实文学”。既然之前此文体已经有明确称谓，为何非要用“非虚构”替代并标新立异？并且替代之后还被热捧？个中原因，非本文任务，在此也不必探究。

就我的编辑实践和个人经验而言，我更愿意将“非虚构”仅仅视为报告文学中的一个分支、一种写法，因而在编辑工作中时常把作者自己标注“非虚构”的稿子归入报告文学的范畴。我觉得所谓“非虚构”写作，只不过是作家采访和写作的姿态、视角、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作家在采写此类作品时更强调在场，注重个人的亲历性，尽可能将自己置身于采访的全过程，因而有更加冷静、客观、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是报告文学表现手法中的一种。在“非虚构”被热捧之前，同样的表现手法，中国其实早已有之，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夏衍的《包身工》、四十年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及八十年代山东报告文学作家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都有“真实”的根基和作者“在场”、“亲历”、“体验”的印记，所以这种视角和手法并非什么新鲜东西，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被赋予“非虚构”标签，而被称为报告文学或田野调查罢了。

问题是，由于新世纪以来“非虚构”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出现，导致中国这个以真实为根基、文学表达为手段的纪实文体称谓的混乱，由于本人长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也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浪得一个“副会长”的虚名，经常有作家和作者问我，到底如何厘清“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非虚构”的界线？这让我时常哭笑不得、无言以对。若非要我回答，我时常说：不要过分在意、纠缠纪实类作品的称谓——到底是叫“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还是“非虚构”？这不重要。我觉得不管它叫什么，“报告文学”也好，“纪实文学”也好，“非虚构”也罢，都仅仅是作品外在的一种标签和称谓，而标签和称谓远没有作品本身重要。就像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孩，她不管叫什么都会招人喜欢；同理，一个帅气十足的男子也一样，不管他叫什么也同样会有人欣赏。所以，我觉得作家应该更注重文本本身的成色到底怎么样，作品本身有没有新鲜感、可读性，关注度、思想深度和文学感染力，能不能号准时代的脉搏，洞察历史、体悟民生、反映现实、揭示真谛，能不能为读者提供新鲜的阅读体验进而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这是最最重要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多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之所以被一些人诟病，并且被另起炉灶用外国舶来的“非虚构”替代，原因正在于新世纪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数量太少。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指那些直面现实、直面生活、直面社会、直面人生，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富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而此类作品在当今相对稀少，正是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大遗憾与不足，需要引起报告文学作家们乃至文学界的反思与重视。

同时，我还想指出：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非虚构”的乘“虚”而入，一方面是因为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因题材、题旨、表现手法和生态单一导致的虚弱，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这也正是近年来一些人热捧“非虚构”的原因。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也才能重树报告文学和中国文化的自信。

因而，“建构中国式非虚构话语体系”，我以为最重要并且是当务之急，应该是多出优秀作品，但这需要众多报告文学作家的文化自觉、行之有效的行动力和创作力。更具体地说，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勇敢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更强的选题策划能力、调查采访能力和文学表现力，同时需要文化和文学的管理部门和组织部门，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提供更加包容、宽松的创作环境以及相应的创作引导和资金支持。

此外，为厘清目前文体称谓的混乱，我个人主张还是遵从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协在各类评奖时采用的称谓：报告文学。

什么叫报告文学？

我以为，以文学手法对真人真事和真实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进行描写、反映与揭示所创作的作品，均可以称之为“报告文学”，它可以涵盖现有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深度报道、非虚构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散文。

何谓“文学手法”？

答：以文学的语言、文学的想象（如对人物所处时间、境况和心理等的揣摩）、情感的抒发、人物言行及相关环境等进行描写、表述与表达，作品呈现出形象、生动、立体、质感，富于感染力乃至是激动人心的阅读效果。这样的手法就叫文学手法，最经典的文本莫过于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如果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能多出号准时代脉搏、触动社会神经、引起读者广泛共情与共鸣的优秀作品，构建与此相关的话语体系才可能成为有根之树、有水之源，成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杨晓升，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学》杂志社原社长兼执行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