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安少龙，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20余篇散见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飞天》《阿来研究》等报刊，著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域文本实践:新世纪甘南作家多元创作论》《甘南乡土文学导读》。曾获第二、三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现任教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

今天，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书写的回归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话题，特别是在以“民族性”“地域性”为主要辨识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如何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方法与对地域性的彰显有机融合，创作出既富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追求。长期以来，“地域性”已经在众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考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地域性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甘肃甘南部分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无疑是比较适恰的样本之一。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段，被费孝通先生称为“青藏高原的窗口”和“藏族现代化的跳板”。甘南区域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六十多万人，有藏、汉、回等多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比最高，约为全州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区域内农区与牧区并存，农耕、游牧与城镇等多种生活方式交融。甘南的“地域”面积广大，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民族和文化多样，这些特征都使它具备了饱满的文学地理学元素，充沛的地域文化活力和宏阔、纵深的文学叙事空间。无论从区域空间体量和自然地理特质，还是从地域文化的容量来看，甘南都是解剖、言说“地域性”比较理想的标本。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地域性”做一些文学实践层面的理解。即便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着“现实主义”的各种层面和样态，“地域性”仍未能形成固定的参照指标，在文学创作中它往往表现为各种分散的地域元素。其中有一些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地理、自然、历史、传统以及物态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另一些则是变动不居的，比如人的观念、习俗、内在精神特质等，而后者具有层次更深、根源更复杂等特点。“地域性”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尤其在当代，它更成为一个流动的概念，与人的生活空间、文化背景的变化密切关联。

作家的创作都根植于自己的文化“母体”，地域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作家都具有自己的“地域性”。事实上，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地域文化的使命，接受关于“地域性”的种种规约，创作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作品，进而构成“地域文学”的符号集群景观。然而，也有不少诗人、作家不希望读者或评论家给自己贴上地域性的标签。还有一种情形是，我们在一些诗人、作家的作品里找不到符合特定地域性想象的特质，他们的写作基本不指涉所在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符号，那么，“地域性”的阐释在解读其作品时便会失效。这后两种情形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地域性”在具体文本中的呈现方式及形态。

应该看到，“地域性”写作并没有可以套用的模式，除了那些固态的地域文化，对于“流动的”地域性，不同的写作者有不同的认知和阐释。对一个作家来说，“地域性”存在于他（她）发现并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有价值和意义的底层，因此，它可能呈现为各种看似与之并无关联的现象、事物和形象。

“地域性”在文学作品中通常呈现为三种主要的样态，大众熟悉的地域文化符号的各种个人化审美形式；对地域性的独到“发现”：即在大众熟悉的地域文化符号之中发现的陌生化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新的美学元素或独特的审美经验；由地域性的一般生活事项以及内在经验转化而生成的、可以升华为与“人类”普遍经验相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三种样态的写作分别称之为地域性的再现、再造和超越。当然，文学中也不乏从文本到地域的反向指涉的特殊例子，在此暂不列入我们的话题之内。

事实上，不断自我突破几乎是所有地域性写作的诗人、作家的共同追求。而只有不断实现对地域性的超越，自我突破才成为可能，也才可以实现。

新世纪以来，在地域性书写方面，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领域，甘南的部分藏族作家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例如小说家道吉坚赞对于地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探索，完玛央金的散文对于地域经验的审美提纯，诗人牧风对于“青藏高原”的人格化赋形及歌咏，扎西才让在诗歌和小说中对于地域的重构与再造，王小忠在小说和散文中对于地域文化变迁的观察与剖析，诗人刚杰·索木东的流动的地域性抒情，作家严英秀都市书写中故乡观念的投射等等，都为拓宽和深化甘南文学的地域性表现空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甘南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资源给予甘南诗歌一片在雪域高原上安静、自足生长的沃土，形成了一个地方性写作的诗歌现象。如果对新世纪以来的甘南诗歌进行一个粗线条的考察，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在甘南诗歌中存在一些“同质”却“不同型”的东西。“同质”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诗人们共有一种根源自同一地域的自然风貌和民族生活的体验方式，变可称之为本土化的诗歌经验或诗歌经验的本土化现象。而“不同型”是指诗人们的抒情风格的多元化，在诗歌的呈现方式上，不同诗人根据个体经验的切身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诗歌语汇，并表现出各自迥异的艺术个性。

藏族诗人扎西才让是甘南“第三代诗人”中公认的领军诗人，他近年来的诗集《大夏河畔》（作家出版社，2016年）、《桑多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等既是深植于本土文化的地域性诗歌文本，又对地域元素进行了个性化的重构与再造。例如扎西才让笔下的“大夏河”在他的许多诗中还有另一个名字“桑多河”。“大夏河”是甘南大地上的一条真实的河流，但“桑多河”，并不特指哪一条具体的河流，它在甘南大地上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所以，在他的两部诗集中，“河”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或物象，而是一个承载着一段地域历史与生活的时空意象、一个人类存在的背景意象，是诗人的美学创造。更多的，它是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河水的滔滔不绝，与时间的绵延性有某种惊人的一致，“岁月的长河”便成为这方土地上人类“存在”的最好的舞台和载体，也成为文学“言说”最重要的关照对象。在诗集《大夏河畔》中的《在大夏河源头》、《隔世的等候》等诗篇里，“大夏河”直接就成了“历史”“岁月”意象的转喻。而“河水”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也成为个体独特的生命意识的一种镜像，“我想面对大夏河上弥漫的黑夜/诉说我的陈年往事”（《墨鱼》）。

频频出现在扎西才让诗集中的“桑多山”“桑多镇”的意象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和意义。“桑多山”这个概念符号的所指可以是甘南大地上的任何一座具体的山。一方面，山是自然存在，另一方面，山又是一种精神象征，它对应着高原民族的性格特质、禀赋，成为高原精神的象征。在有些诗篇中，山被“神格化”，这与藏民族敬山崇山的观念不无关系；而在另一些诗篇中，山又被人格化，高原民族与自然相依存的情思自然流露于其间。例如“晚风里的桑多山/已经像只熟睡中的疲倦的豹子”（《晚风里的桑多山》）；“哦，美妇人雪山，此生此世/你我灵肉相依，有着万千欢爱/哦，守夜人雪山，这么美丽/回到我们的梦里，是一片瓦蓝记忆。”（《酒后雪山》）。

尽管诗集中有不少直接以“桑多镇”为题的诗篇，但扎西才让并无意于讲述一个叫“桑多”的藏地小镇的“镇史”。在他笔下，桑多镇既是一个悬置在历史中仅供想象的“飞地”，也是一块被生生死死、欢乐和忧伤所纠缠的热土。在许多诗篇中，桑多这一方土地上的人血液里流淌着远古人类充沛的生命能量和旺盛的情欲，他们元气充沛、野性十足，携带着浓郁的荷尔蒙气息，他们的身上似乎寄寓着扎西才让对于理想“人类”和理想生活的想象。作为地域的“桑多”的独特性，吸引扎西才让在诗歌中营造出独特的时空，并于扎西才让在一系列小说中构建出来的“桑多镇”构成了奇特的互文关系。扎西才让创造的“桑多”意象可以看作是地域诗人在本土文化内部突破、超越“地域性”局限的一个案例。

藏族诗人牧风的散文诗注重多角度地表现生息繁衍于甘南草原上的群落与个体，及诗人对高原民族历史与现实的体悟与思考，并涉及人与高原自然之间的“心灵感应”。在他笔下，甘南的地域性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精神特质。

牧风的许多散文诗中，都在演绎着一个“自我完成”“自我升华”的主题。这些诗歌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放眼”视角，而后是一个视野被“打开”的过程。之后，诗人又返观自我，进入深沉的内省。不同视角的转换又能与诗中抒情主体的视角相融合，因此，牧风诗中的“自我”往往有一个“眺望”或者“沉思”的具体的“小我”和完成升华的形而上的“大我”相得益彰。例如《九月之菊》（《民族文学》2016年2期）从“眨动眼眸九月的草原与我的视线最近”放眼，诗人的视野迅即被打开：“金盏之菊把辉煌的梦在秋天打开”，而后在对金菊“深刻潜藏在草原的激情”和“金黄的生命震颤”的感悟中，诗人的自我抵达一种生命本真的欢悦。牧风诗中的“大我”，与其说是诗人抒情主体的升华，不如说是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形象和精神境界。

牧风笔下几乎所有的草原、雪域意象都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多重象征意蕴，使他所营造的意境都具有超拔、向上的精神指向，这种指向有时是一种家国情怀，有时是一种民族心理图式，有时则是至善的人生理想。例如《九月之菊》中的“金菊”、《河曲马》（《北方文学》2018年3期）中的“河曲马”、《玛曲，生命的亮光》（《民族文学》2016年2期）中的“黄河”等，都超越了他们的自然属性，在诗人的关照中内化为某种文化符号或精神象征。《鹰》（《民族文学》2016年2期）中起句“满目错叠的铁影”就使鹰的形象已经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接着在与鹰的“目光”的对视中，发现“一种孤独飞翔的思想”，因而这只鹰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鹰，而是一只完成了某种超拔的蜕变的“神鹰”。

散文诗可以用短小的篇幅和文字，容纳丰富的叙事要素，呈现宏大的题材和想象。在牧风的散文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苍凉、壮美，还能感受到一种辽阔、神秘、寂静、忧伤的审美意蕴。而在关于甘南故土的许多抒情篇章中，牧风用散文诗汪洋恣肆的想象与追问，代替了对历史传说、乡村往事的具体叙事，却仍传达了对甘南传说、往事的想象与沉迷。他的散文诗在抒情与叙事之间自由游走中，既保持了“形”的延展和宽松，又抵达“意”的挥洒、“神”的凝聚，始终与地域的高远、辽阔、凝重、神秘气象相呼应。

与许多甘南本土诗人有所不同的是，出生、成长在甘南的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是在远离甘南的省会城市里歌咏甘南的。在他的诗集《故乡是甘南》（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年）中的一系列诗歌中，“甘南”因为被诗人的情感与想象无限拉长了的空间距离而变成了一种具体而恒定的乡愁的代名词。对他而言，“甘南”不仅是一个乡愁意象，而且成了一个精神坐标，它包涵着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等诸多方面的丰富意涵。甚至，这一精神意象也给了刚杰·索木东另外一个审视自己所处的城市文化的独特视角。这样，“甘南”就成了一个双向、双重的精神坐标，一方面它是诗人乡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它又成了诗人抵御城市文化之“消蚀”的屏障。因而，诗人的抒情主体总是在“返回故乡”与“返观城市”之间不停地跋涉、移位，甚至不惜用“游牧在一座城市”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这种错位的乡愁。从“生活在甘南”到“走出甘南”再到“回到甘南”，是一个漫长的心灵之旅，令诗人生发对生活、对人生的无限感触。刚杰·索木东的诗歌创作通过对地域性流动的持续“追踪”，有效地拓展了“甘南”这一地域意象的时空边际，亦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性写作探索。

此外，藏族诗人花盛笔下的村庄迁徙题材及游子跋涉主题、诺布朗杰等“90后”诗人诗中的精神原乡想象与乡愁疼痛体验等，也都表现了当代地域性的流动性、离散性特质。

在新世纪的文学背景下，甘南当代藏族汉语小说以本土立场、藏汉双文化视野、独特的民族生活内容、特有的现场切入视角，及文化思考、忧患意识、国家想象与阐释，在地域性写作方面形成了比较有冲击力的创作集群。

从题材选取来看，甘南的小说家各有侧重，有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和乡村人的精神生活的变异；有的关注草原上原生态生活、农牧结合地带的社会变迁。有的则侧重从文化碰撞与对话的维度表现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位作家的创作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甘南涌现出一批富有才华的小说家，藏族青年作家道吉坚赞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尽管他的主要作品都创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他的小说理念是超前的。他的作品准确地传达了世纪之交那种充满活力，激情、理想、天真混杂在一起的时代氛围。他的文学理念与技巧，显然受到了当代文学中一些先锋作家以及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把这些文学资源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地域性写作的线索和路径。他是用新的手法、新的视角书写甘南的最早、最重要的先锋作家之一。

道吉坚赞的短篇小说集《小镇轶事》（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就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本。这些小说写作之际，正是中国文坛“西部文学”的概念风起云涌的时期，受其影响作者也有意识地突出小说中的“西部氛围”。无疑，黄河上游的草原，是最具有西部气质的地域。小说把甘南玛曲放到“西部”的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中去审视，使其具有超越草原、超越藏族人生活的审美特质。

《小镇轶事》中的中篇小说《金顶的象牙塔》，创作于1991年，是道吉坚赞的代表作，小说主要表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藏族小镇的日常生活剖面，作品好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小镇当代生活的风俗画卷，可以说是作家近距离观察、体验时代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社会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但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之快、之迅猛，却是令人措手不及的，草原上的这个小镇正是如此。作者对裹挟着小城快速变化的“现代化”的态度是困惑的，也是矛盾的，“时代确实变了，有时变得令人不可捉摸”“我的生机勃勃，却隐呈病态的小城”。小说侧重表现的是人的变化，大杂院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当时时代和社会转型的缩影。虽然作者经常处在惊讶、困惑、失望之中，却不是完全的恐慌与守旧，变化中的小镇令他感到既亲切，又陌生；对未来既期待又迷惘。

作者在叙事中有意识地克制了同时代作家面对现代化这个主题时常见的焦虑心态和忧患意识，尽可能保留了一份乐观和从容。小说中对巴廓尔草原与小城生活的描写是平行交替穿插的，喧闹的小城与宁静的巴廓尔草原处处形成了对照。这是草原与城市的对比，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淳朴人性与物欲横流的对比。当然，巴廓尔草原不过是一个诗化意象、一个象征符号，作者真正秉持的，则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源自本民族深厚、博大文化的一种自信力。

在书写中这种“自信”带来了叙事的张力和活力，道吉坚赞的小说语言洋溢着源自藏民族文化传统的幽默、机智、圆熟，犹如醇厚浓香的酥油奶茶，散发着沉静、温润的魔力。道吉坚赞的许多小说中，写出了藏族人乐观、幽默的一面。他们随遇而安、心地单纯、好奇心强，但又喜欢捉弄别人、开别人的玩笑，也常常成为被捉弄的对象。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许是困苦、贫瘠的，精神生活也许是单调的，但血液中的乐观天性是一种调和剂，给生活带来亮色和暖色。作为一个本土藏族作家，道吉坚赞却常常跳出本土视角“打量”一切，跳出藏族文化的边界看问题。他的视角，有时是内部透视的，有时是外来者的审视，这就使他获得了广阔的话语空间、充分的叙事自由度，和游刃有余的从容，也使他的小说层次丰富，意味深长。道吉坚赞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采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双向观察、剖析的写作策略，给许多藏族汉语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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