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形象的传播与再建构
经典文化符号既是承载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又是传播价值观念的载体。传承文化经典,尤其是红色文化经典,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茅盾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的巨子,最早积极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之一,在国内外影响极为深广。茅盾先生一直是中国历史和社会进程的深切的见证者、参与者、书写者。他的思想的厚重性、艺术的经典性、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已经远远超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构成了独具魅力和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
百年茅盾文化符号的媒介建构,无疑是成功的。经典文化符号的建构,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反复进行形塑而成的。通过媒介传播的公共叙述(public narratives),在一定的社会群体或机构内,实施广泛流传的媒介叙事,使特定的价值观和情感范式凝结到传播对象,成为一种传播力很强的文化符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春蚕》改编的电影是“新兴电影运动”中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左翼电影人还建立起电影的批评阵地,围绕着《春蚕》与刘呐鸥等人展开“软硬电影”笔战,扩大了左翼文化的影响。这些与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一起,彰显出茅盾的左翼文人形象。1950至1960年代《腐蚀》《林家铺子》的改编与争鸣,80年代《子夜》的改编,分别赋予了作品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社会内涵,强化了新的历史阶段的新的社会需求。《子夜》(14集,1995)、《霜叶红似二月花》(20集,1999)、《蚀》(电影五部曲,2014-2015),亦在不同层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茅盾先生还是中学语文教材上重要的新文学作家。教材(及其跟随着的教育)是通过教、学、考等环节,传播知识,形成价值观念,宣扬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从知识生产角度,教科书以知识形态强烈地参与了茅盾形象的建构。根据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1995)中的90套国文教材进行统计,基本篇目中茅盾的作品有21篇:《当铺前》《年关》《林家铺子》《五月三十日的下午》《今年的“九一八”》《白杨礼赞》《大泽乡》《“青年日”速写》《红叶》《雾》《春蚕》《“拉拉车”》《冬天》《浴池速写》《叩门》《卖豆腐的哨子》《风景谈》《黄浦滩》《金字塔》《邻》和《青年警卫军》。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教科书的基本篇目中,茅盾的作品有6篇:《当铺前》《春蚕》《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雷雨前》《白杨礼赞》《风景谈》和《团的儿子》(卡泰耶夫著,茅盾译)。这些课文呈现出茅盾作品的多样化艺术风格,有的表达民生疾苦、爱国主义、人格修养,有的咏叹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课文折射出来的茅盾的文化形象,是丰富的多个侧面。
百年茅盾文化符号的媒介建构的结果,无疑是成功的。这样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化界领导,其人其作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2022年1月,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和浙江省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活动。问卷形式:腾讯网络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13份。调查结果显示,关于“茅盾先生的文化史地位如何”,65.5%的受调查者认为“茅盾一直是不可忽视的文学大师”,30.7%的认为“虽然茅盾的地位有争议,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只有3.8%的人认为“我曾经把茅盾奉为大师,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不同年龄段的受调人员,态度具有一定变化。1977年之前出生的,对于茅盾先生认可度更高,“80后”“90后”略有递减,而在“00后”再次升高。
茅盾文化符号的再传播面临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媒介建构起来的茅盾文化符号如何得以继续有效传播与继承,存在着一些挑战。除了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语境的变化与波折之外,媒介传播的内容方面由于历史局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时代局限或艺术风格的限制,茅盾形象的媒介建构过程中,茅盾文化符号内涵的丰富性和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损”。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深入变革和文化多元包容局面形成,一些文化经典和茅盾形象遭遇了“误读”甚至“重写文学史”的挑战。据问卷调查结果,关于“对茅盾先生文学成就的了解情况”,持“不关心”(4.1%)和“不了解”(26.5%)态度者,多达30.6%。具体到年龄段,年龄断层现象非常严重。对茅盾文学成就“不关心”的受调人员中,“1977年之前出生”占16.2%,“80后”占32.4%,“90后”占27%,“00后”占24.3%;对茅盾文学成就“不了解”的比例依次为:18.6%、23.1%、25.6%、32.6%。由此看来,在新的时代,在年轻一代读者中,进一步传播茅盾文化符号,传承文化薪火,发挥茅盾文化符号的价值,十分有必要。
如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茅盾文化符号的再度媒介建构与传播?
首先,在经典文化符号媒介再建构过程中,需要做传播效果预期的调适。我们在20世纪秉持的传播效果预期模式是“全能媒介”,即认定媒介控制者的意愿通过定向宣传行为,能够顺利形成民意信仰、改变公众价值和生活习惯、形成强大的力量,进入公共空间。而现在进入了“协商的媒介影响”为主的阶段,打破了“全能媒介”范式。形象建构是传播者框架与受众框架共同作用,协商进行的。意义的提供者与意义的接受者之间需要通过“协商”而达成结果。
其次,传播内容方面,要避免形成茅盾文化符号的刻板印象。在进行茅盾形象再传播的时候,要激活并释放出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影视媒介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要充分释放文化符号蕴藉的丰富的文学元素和审美作用,从而建构出更加丰富多元、更具传播力的文化符号。中国传统媒介传播主要是精英文化,而日益崛起的新媒介,更多地趋向于“去中心化”。要准确引导新媒介的“去中心化”,不能削弱经典文化符号的核心价值,而是要在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避免“去中心化”走向解构,而是走向更加丰富。
再次,传播方式方面,要拓展多样性与丰富性,促进分众传播效果最大化。在传统的报刊传播、影视传播、教材传播等方式之外,可以尝试多媒体传播、沉浸式交互式跨媒介体验、景观装置中文化再现、数据库建设等方式。根据我们的调查,接受茅盾的渠道主要有:“通过中小学语文教科书”(78.60%)、“阅读茅盾原著”(57.10%)、“通过高校文学史教材”(47.40%)、“通过茅盾原著改编的影视剧作品”(39.00%)、“通过微视频等新媒体手段”(18.20%)。从总体数据看,传统的传播方式更占优势,而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占比不高。但是,具体到不同年龄段,结论就完全不同了。据问卷调查结果,“最受欢迎的传播方式”,1977年之前出生的受调人员最认可的方式排序为:纪念馆、故居等实地考察——入编教科书——影视传播——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沉浸式交互式跨媒介体验;而2000年以后出生的受调人员最认可的传播方式恰好反过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喜欢新媒介的传播接受。关于茅盾代表性作品《蚀》《虹》《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春蚕》《林家铺子》的阅读状况,24%的受调对象全部没有阅读过。在没有阅读过茅盾代表作的受调对象中,“1977年之前出生”占12.3%,“80后”占19.6%,“90后”占27.4%,“00后”占40.6%。因此,有必要做好分众传播,探索适应不同人群的传播方式,使经典文化符号的魅力最大程度地辐射出来。
(赵玄通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信息管理硕士,赵思运系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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