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25年之庆，我能以作者的身份撰文表示庆贺之意很感荣幸。我跟商务印书馆的缘分不浅。我的外祖父王恺銮就是商务的作者，所著《邓析子校注》和《尹文子校注》两书收入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学生国学丛书”。2001年和2008年商务先后出版了我的两本论文集，2014年又出版了后一本的增订本。这样，我总算忝列商务印书馆作者的队伍中了。但是，真正让我跟商务结下不解之缘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三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担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领导工作，又是2011年《新华字典》第11版和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主要修订主持人，因此得以跟商务印书馆有较多的接触和深入的合作。商务各届领导班子对这两部辞书的修订出版非常重视，选派最优秀的编辑担任责任编辑，从审稿、编校、封面、装帧、纸张、印厂等各个环节都格外精心。商务的责任编辑业务素质高，不仅不放过文字体例等细节，往往还能提出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可以说，这两部辞书能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出版质量，其中也包含了商务人的许多付出。

1997年，我们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起诉某人炮制的词典严重抄袭《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侵害了语言所的著作权和商务印书馆的专有出版权。开庭质证时，我和韩敬体以及商务总经理杨德炎同志以确凿的事实，有理、有据地跟被告方往来激辩，最终得以胜诉。中国辞书学会以此事为契机，在业界发出向抄袭盗版等侵权违法行为和粗制滥造的不端学风进行斗争的倡议，激扬了正气，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杨德炎同志说商务的老领导陈原先生想约我餐叙，我受宠若惊。陈原老是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资深的出版家。他知识渊博，尤通西学，为人又极和蔼、谦逊，作为后学，能有机会跟他聊天请教，真是求之不得。吃饭间，陈原先生问我对办好商务有什么建议，我对于出版业完全外行，哪里说得出什么建议，但又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无知者无畏，胡乱说了几句。不久，杨总又通知我，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同志要找我谈话，这下引起了我的疑惑，问杨总是怎么回事。杨总这才告诉我，上面有意调我到商务任总编辑。我一听就懵了。我是个读书人，习惯于书斋生活，对于市场调查、选题策划之类的工作根本做不来，真要答应了是会误大事的。于是见面时便如实向桂晓风同志直言告白，表明心迹，好在他们通情达理，尊重了我的意见。这件事使我跟商务的感情更增进了一步：我差一点就成为了商务人，或者说，我原本有机会成为商务人的。

2012年7月，《现汉》第6版出版了。为了给读者提供查询的方便，像前两版一样，在词典后面附上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即字母词239条。不料8月27日有人在上百人的集会上，指责《现汉》收录字母词“违法”，说“这是一场空前的汉字大动乱”，“其发展恶果是适应了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搞乱中国文化的目的”，“中华汉字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人们起来打一场汉字保卫战。次日，有报纸于头版以“百余学者举报新版《现汉》违法”为大标题登出消息，顿时成为新闻热点。此后，这些人又两次联名到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上书，要求禁止字母词。我们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顶住压力，我们一面沉着应对媒体采访，一面召开专家学术讨论会，从历史和现实层面理清字母词出现的必然性和辞书收录字母词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一概禁止字母词既不明智，实际也做不到。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它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范，防止乱用和滥用。我和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总编辑还应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之邀，与网民直接交流，并与举报方同场在线辩论，使是非曲直得以澄清。在又一次的并肩战斗中，我跟商务结下了战友的友情。

2010年12月，中央电视台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贫困小学缺少正版《新华字典》，质量粗劣的盗版、仿冒字典充斥校园。该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等领导立即做出公益捐赠的决定，第一时间赶赴报道的学校进行捐赠，并与其他两所学校签署了长期的“爱心辞书工程项目合作协议”。商务还设立了字典爱心价，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我们语言所也闻风而动，提出降低版税，共襄善举。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的爱心活动不断扩大，纷纷向农村学生捐赠《新华字典》。这次活动的重要成果是，2012年10月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通知，将学生字典纳入政府采购名单，这就从国家层面根本解决了农村学生缺乏字典的问题。这件事让我对商务印书馆刮目相看，市场规则是“在商言商”，可商务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依然不忘初心，把自己的出版事业融入到文化民生事业之中，彰显了他们对人民的感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跟商务结缘，靠谱，值得！

2005年秋冬之际，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杨德炎同志得知《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筹划上马，立即表示支持，为该项目提供了400万元的编纂经费。要知道，400万在今天仍不是个小数字，更何况是十六七年前呢！2006年初，《大现汉》正式启动，在此后漫长的编纂过程中，历经波折，于殿利总经理、周洪波总编辑始终给予热诚的鼓励和支持。2020年初，《大现汉》进入收官阶段，4月，顾青同志到商务任书记和执行董事没几天就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大现汉》工作，使我非常感动。2021年4月上旬，在顾总和商务班子的谋划下，原总编周洪波同志亲自出马，精心组织了为期一周的绩溪专家咨询会。到会专家40余人，其中有不少业界鼎鼎有名的大家，如《辞源》三版主编何九盈、王宁先生，北京大学陆俭明先生，南京大学鲁国尧先生等，顾总和语言所张伯江所长也莅会指导。会议期间，每位专家阅稿200页，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意见，对《大现汉》后期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实质性作用。绩溪会议之后，《大现汉》收尾工作全面展开，面对头绪纷繁，难度和工作量都加大的艰难局面，在顾总和商务领导班子的统筹安排下，商务印书馆编辑队伍跟我们课题组密切配合，紧张有序地推进每一步工作，商务的责任编辑更是全年无休地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心血。据不完全统计，仅各类专项检查就200多项，有的专项做了不止一两遍。为了送审条的顺利反馈，顾总多次打电话与相关方沟通，这些都使我本人和课题组全员深受感动和激励。现在，这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文化支持的大型原创性语文工具书即将出版，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商务印书馆并肩努力、共同打造的力作，是我们两个单位学术友谊的又一见证。

125年来，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学术一路同行，一向以文化积累、学术传承为己任。作为商务的作者、朋友、战友，爱之愈深，望之愈切。我衷心希望商务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社会声誉，爱护好自己的金字招牌，跟上信息化、电子化时代的步伐，坚持高标准，多出好书，为传承中外优秀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