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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来源:文汇报 | 任仲伦  2022年02月22日07:58
关键词:《人世间》

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一个讲述成功的中国故事。

电视剧《人世间》成为虎年开年的收视焦点,因为它以满满的中国式人情世故,触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灵。作家梁晓声说:我想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原著者以文学语言叙说了中国父辈的故事。然后,我们在李路导演的电视剧《人世间》中,看到中国从苦难走向变革的半个世纪,看到颠簸于历史浪涛的百姓生活,历经悲欢离合。其实,它描写的不只是从前的中国,是从前延续至今的中国。

在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里,书写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

《人世间》的成功源于尊重生活。这仿佛是老生常谈,但老生之所以常谈,因为它是真理。

《人世间》叙说的是双重生活:一是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波澜壮阔,少有小桥流水与田园平静;它总是深刻地影响着所有人的命运,少有人能超然度外、徜徉桃花源。《人世间》的故事从1969年展开,许多青年人的命运悄然扭转。接着,它依次表现了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国企改革、经商热潮、棚区改建等重要社会事件。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构成当代社会史,也构成中国百姓命运史。中国社会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每个人是颠簸于其间的小船,或者是一个不带救生圈的泳者,同呼吸共命运。二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背景是辽阔的,但编导紧紧聚焦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没有戏剧化的强情节推动,更多是生活琐细的细节。一个东北的工人家庭,一群“光字片”的棚区人们,一出烟火气扑鼻而来的百姓生活之剧,就此徐徐展开。比如开篇的第一集,周家面临着上山下乡的抉择。周秉义下乡离家,周蓉不辞而别,五口之家就此分处三省四地。父亲拿着洗印好的全家福照片说:“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张全家福了,难了!”社会生活是风,个人生活是草。风吹草动,即通过细致描写个人命运的“草动”,来折射时代生活的“风吹”,这是编导对中国百姓生活的理解,也是整部《人世间》的艺术逻辑。

电视剧《人世间》采用家庭叙事结构。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微型标本,蕴藏着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你写好一家人,打动的是千家万户。周家的故事是全剧的叙说轴心,创作者放弃家庭人设的奇思异想,而是忠实于普通家庭的基本人设。父亲朴实而传统,对儿子严苛,对女儿宠爱。最后却让女儿踩痛了心,踩痛了也爱着,典型的中国父亲。母亲贤惠而顾家,大儿子周秉义有志向且能担当,二女儿周蓉义无反顾而柔情坚韧,小儿子周秉昆憨厚庸常却能竭尽孝心。这是中国人熟悉的家庭成员,就像左邻右舍,就像自己的家。虽然那个年代常常突出“我们”,但只要有个人就有个人的生活欲望。即使是一个大家庭,彼此间冲突与吵架,成为生活的常态。周蓉的突然离家,让父亲心痛而绝然;周秉昆似乎是最庸常的,也是最敏感的,为了父亲的“虚荣”而顶撞;为了大哥的“薄情”而吵架。《人世间》把这种家庭人际冲突表现得真实而温暖,其价值核心就是中国家庭的人伦理想。

人伦思想不同于人本主义。西方的人本主义崇尚的是个性尊重与自由,中国的人伦理想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亲善、淳朴真挚。《人世间》中表现的父女情感、母子情感,甚至兄弟姐妹情感,洋溢着这种人伦亲情。尤其周秉昆虽然庸常,但有道义,敢于为朋友出头露面;有孝心,是母亲最可靠的依托,是家庭的顶梁柱,他温暖着所有观众。家和万事兴,就是中国人伦理想的最高表现,它让观众感同身受,感动不已。

那些具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平常背后见功力

观众喜欢看《人世间》,尤其喜欢看剧中的许多人物形象。比如周秉昆,比如郑娟,比如乔春燕等等,都为大家津津乐道。关于他们的议论远远超过了艺术创作范畴,延伸到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是优秀作品溢出的社会效应。这些年,许多人阅读美国罗伯特·麦基的著作《故事》,然后得出结论:好作品就是好故事。其实,故事只是人物塑造的手段,“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史”,艺术创造的终极任务是塑造好的人物。所以说,经典艺术形象是衡量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鲜明标志。同理,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是有无成功的艺术形象。

《人世间》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父亲与母亲塑造得平常,就像每个观众的“俺爹俺娘”,平常的背后是功力。周秉昆最为大家喜闻乐见。普通观众始终对普通人物有着天然好感。周秉昆在周家孩子中算是最庸常的。他没有大哥二姐的智商,甚至没有他们的志向与勤奋,他更多是随遇而安。那次父亲带着全家四处拜年,并以大哥二姐是北大学生而有些洋洋得意,他的自尊心受到挫伤,也曾经愤怒过。但是,长期陪护病重的母亲,他无怨无悔。尤其与郑娟的相遇与相爱,更证明他是难得的好人:正直与善良。周秉昆低微但不卑微,苦难但不苦逼,他稀罕生活中任何一朵火苗,然后用它温暖彼此的喜悦。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因为他相信:好好生活,就是美好。

《人世间》中的女性群像各有其貌。郑娟是大家最怜爱的角色。同情是人们最愿意付出的情感。她几乎是苦难的化身,降落在尘埃之中,或者说,就是生活中的一颗尘埃。苦难是她生活的本色,她本能地去承受而不扭曲灵魂。“我不值得”,是她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对别人的提醒,她担忧连累别人,但她绝不担忧拖累自己,尤其是面对周秉昆的情感。周秉昆与她第一次相遇,导演用镜头渲染出郑娟娇柔且惶恐,让周秉昆的保护欲砰然而出。随着剧情发展,周秉昆读懂了她的最内心:不为低微而屈从生活,却因为善良而牺牲自我,这是人性中最美丽的光芒。所以,他们彼此义无反顾。有观众评价:周秉昆与郑娟是《人世间》中最幸福的一对。我认同。幸福是幸福感,感受到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人生中的苦难和混乱的最大来源,往往来自高估差别:贪欲会高估富裕和贫穷的差别,野心会高估高官和平民的差别”。周秉昆与郑娟彼此接受平凡,就获得某种幸福感。因为每当他们遇到困难与尴尬,彼此温暖眼神或紧紧拥抱,似乎就有了生活勇气。爱有时就是雪莲,单纯得不需要其他陪衬。郝冬梅是个“落难公主”,底层生活让她变得善解人意。当她的父母重新回到高官职位,她一如既往地爱着周秉义,在周家与娘家之间尽力平衡。周秉义告诉她: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她相信:苟富贵,勿相忘。乔春燕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浴室的洗脚工。她像北方夏天的风,又爽朗又温暖。她主动追求周秉昆,被几次拒绝却依然热情洋溢。

善良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品质,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他人为自己牺牲。这种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你可以不完全赞美,但你不能不感动。相比之下,周蓉有些别样。她有诗意冲动,也有生活主见。她认可好女儿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她认为,好的人生比好的年华更重要。为此,她追随诗人男友,其实是追随自我,即使最后遭遇背叛,自我依然是她不醒的梦想,有时却因抛弃亲情而遭到非议。自我有时会被认为自私。《人世间》这些人物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都矗立在那里,以艺术应有的姿态。

在纷繁生活中找到真善美的光明,当是创作者的文化自觉

电视剧《人世间》的创作者是尊重生活的。他们不被奇思异想所驱动,而是虔诚地面对生活的原貌,真诚地塑造人物形象。他们相信艺术不一定高于生活,因为中国社会与个人生活蕴含着远比创作者更高更多的人生精彩。《人世间》剧本筹备历时三年之久,拍摄耗时六个多月,场景设计与道具选择几近苛求,以期还原东北的历史场景与生活面貌。尊重生活不是自然主义记录生活,它需要创作者的洞察力。创作者的成熟度,来自于他对生活与人性的洞察与表达。《人世间》创作者是成功的。他们愿意搜寻日常生活中的内在本质,愿意移情到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即使最隐秘的动机也不例外,然后以人物本来的逻辑,生动地描述生活与捕捉人性的声音,传递出对真善美礼拜的潜在价值观。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这是生活的胜利——你尊重生活,生活就给你无穷魅力;它也是艺术创造的胜利——你用心创作,观众就用心倾听。

值得指出的是,《人世间》的表演是十分出色的,这是群体性创造性的表演。它打破了靠大数据与流量统计来配置演员的迷信,它相信真正的艺术靠的就是艺术表演的实力。

温暖现实主义,这是对近年来电视剧主流创作不断成功的理论表述。它意味着我们创作者即使表现现实生活的艰难甚至苦难,也积极给于观众以人性与人情的温暖。纯粹的光明与黑暗,同样看不清楚事物。我们总要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优劣交织的人性中,找到真善美的光明。中国社会风雨兼程、波澜壮阔,诞生出人世间的悲歌与欢笑。所以,积极去表现中国百姓故事,应该是当下创作者与制作主体的文化自觉。记得在一次文化论坛上听到腾讯影业提出的制片方向:“关注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故事”,同时推出“时代旋律系列”创作计划。我们正在观看的电视剧《人世间》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曹雪芹当时不写《红楼梦》,后人何以能写出这旷世奇传?巴尔扎克当时不写《人间喜剧》,后人谁能如此真实写出这部“法国社会编年史”?所以,当代创作者有责任将当代中国故事讲述好,把当代中国人塑造好。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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