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Z世代”一词最早流行于西方，用以指称出生于1995-2009年的一代年轻人，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尽管“Z世代”们年纪尚轻，但相比于其父兄一辈，他们在社交网络中更为活跃，群体身份特征也更鲜明，这与当下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在“Z世代”身上，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则是日渐明显的排他性，这种包容性和排他性，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根源在于“Z世代”特殊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和互联网同期成长起来的“Z世代”，天然地与现代科技更为亲近，并因此拥有更多的信息摄入渠道、更快的信息获取速度和更广泛的信息来源领域；同时，庞大的用户基数使得网络上所传播的价值观念更为多元，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又极大减轻了真实社交生活的身份负担，宽松的网络环境为“Z世代”的自我表达提供了异常便利的条件。“Z世代”们正是在这样丰富而又驳杂的时代背景中，一边敞开怀抱拥抱世界，对一切传统和新生事物都来者不拒；一边又在无形中构筑起与前代人乃至同代人间的高墙壁垒，无数亚文化潮流和“圈子”的形成即是例证。大批量的、碎片化的、泥沙俱下的繁杂信息，在“Z世代”的头脑中过滤、混合、重组、再生，然后以更强劲、更新颖、更自我的姿态输出，旁观者能够从中看到新生一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因其汹涌的势头而感到担忧。

“后浪”总会成为“主潮”

王文静

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出版专著《你好，镜头》。

“Z世代”这个概念的内涵曾经发生变化，上世纪末被用来指称最后一批“80后”青年，但它真正以现在通行的含义在文学现场亮相，则是2018年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当年，网络文学用户增速最高的部分就是他们——出生在1995至2010年间的人。2020年五四青年节，演员何冰在B站用一场题为《后浪》的激情演讲为“Z世代”打“call”，从“Y世代”的视角完成了一次聚焦青年的速写，也助推了“Z世代”进入大众语境。前不久，阅文集团发布的《2021网络文学作家画像》显示，该集团旗下网站年度新增作家80%是“95后”，网络文学创作迎来了名副其实的“95后”时代，“Z世代”凭借实力和速度从崭露头角走到舞台中央，进入到属于他们的当打之年。

近年来，网络文学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用户都表现出明显的迭代，年轻化成为网文世界的新趋势，“Z世代”已成为网络文学在创作和消费两个层面上的主力军，改变和塑造着网络文学的时代样貌。在中国作协2021年9月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中，我会修空调、枯玄、柠檬羽嫣等一大批“90后”“95后”作家入围“新人新作榜”；在艾媒数据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男（女）频作家影响力榜单中，齐佩甲、黑夜弥天、荣小荣等多位“95后”作家榜上有名；我会修空调的《我有一座冒险屋》、云中殿的《我真的不是气运之子》助力他们“一书封王”冲出了“大神霸榜”的重围。

除了现象级网络文学作品的问世和“大神”级作家的诞生，“Z世代”显示出开始主导网络文学用户的整体趋势。他们擅长交流互动，付费习惯良好，乐于以“同人文”等形式进行衍生创作，在题材、话题和影响力上打上了鲜明的主体性印记。时至今日，网络文学从最初的玄幻、穿越、军事、校园等基本题材类型已经发展出了科幻、体育、电竞、职场、传统文化、娱乐等几乎涵盖青年生活领域全部内容的20余个大类、200余种小类；“次元系”“马甲文”“系统流”“无限流”等新类型不断优化和刷新着网络文学的内容生态。“Z世代”在网文领域中表现出了更前沿的文化嗅觉和更广泛的生活体验，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用户关注。

不难发现，在“Z世代”重构网络文学当代景观的表象之下，是他们对社会流行文化趣味和青年亚文化内部结构的不断更新。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不再像网络文学“拓荒一代”一样把网络理解为传播工具。“Z世代”所拥有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模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新的传媒不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

1995年，中国开始逐步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同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家互联网公司。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同龄人，从“Z世代”记事起，“上网”就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技术革命与媒介迭代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成为具有互联网思维的“网生一代”。在互联网的媒介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共同塑造下，被称为数媒土著的“Z世代”个性鲜明、爱好广泛，注重精神体验，易受兴趣驱动，是既有强烈的自我表达能力，又有强大的互动和消费意愿的“斜杠青年”。

在“Z世代”看来，获得知识和意义并不是文学阅读的唯一目的，特别是当文学阅读的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全部与互联网这个无限的媒介空间相结合的时候，体验和互动成为“Z世代”的基本文学趣味。一方面，代入的网感和爽感在他们登上网文舞台后迅速升级。如果说“70后”“80后”多少还接受着武侠、言情小说的影响，保留着对故事节奏和情感逻辑的传统式理解，那么支撑“Z世代”网文世界观的则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游戏逻辑。计算机的程序法则教会他们打游戏的同时，也教会了他们如何把读者变成玩家，因此，“Z世代”比前一代人更懂得怎样“埋梗”“圈粉”，并创作出连结作家和读者双方体验的故事人设。《我真的不是气运之子》中的主角沈天穿越为厄运连连的皇子，作者云中殿赋予废柴主角的反套路逆袭为该书大量圈粉。

另一方面，多形式互动是“Z世代”在网文世界的行为表征。互联网的即时互动性决定了网络文学的社区化特征，其商业性激发了网络文学虚拟社区的活力。“Z世代”愿意购买自己喜爱的作品，付费本身就是对网文文本的积极反馈。《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现象级网络小说《诡秘之主》获亿万订阅、千万推荐、百万打赏，打破了网络文学20年的纪录；《万族之劫》作为2020年度读者打赏数额最高的作品，在平台拥有827位“盟主”（打赏作品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读者）。当然，购买不是终点，因为阅读本身不是目的。他们作为读者，还会以极高的热情主动自发地参与评论，对剧情人设进行吐槽，在作者看到书粉反应的同时，书友之间也产生了密切互动，他们签到、收藏、推荐、转发，甚至会专门建立群/小组，除了文学网站的评论区，“Z世代”对于作家作品的交流遍布百度贴吧、微博、B站、豆瓣、知乎等社交平台。会说话的肘子的《大王饶命》是网络文学史上首部拥有150万条评论的作品，其单章的评论量就超过1.5万条，而这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Z世代”对网络文学的意义远不止这些，相较于付费打赏和吐槽评论，衍生创作最能体现他们对文学生态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文学领域中“你写我读”的单一模式被突破，“Z世代”不仅从读者转变成用户、粉丝，还进一步从粉丝转变为作者，“交互性”渗透到网络文学最基本的供需结构中，并实现了身份转换。无论是《诡秘之主》的衍生画作还是《庆余年》《赘婿》等爆款网文的同人小说，从读者到作者的身份互换证明了网络社交是“Z世代”的刚需，其在网络文学中的表现就是对创作的更高参与度，其价值在于，高参与度正在为网络时代的文学转向提供更多可能。

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代表群体，“Z世代”生在市场经济下，长在互联网络中，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和新兴媒体的信赖是这一代人打破权威、去中心化的思想基础。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他们在更开放、更公平的网文生态中获得了破圈的能力，那些“真金白银”的认可背后是他们“真刀真枪”的创作能力和真才实学的知识积累，头部作家获得的所有鲜花和掌声都是源于他们的作品，而与身份、职务、学历、社会关系一概无关。一切身份权威在“Z世代”的面前都被解构了，“写得好”才是唯一的“成神”之路，他们面对文学的勇敢和坦诚值得每个人尊重。而人们对于“Z世代”的认知或许还是有些表面，他们时尚前卫的追求和热情主观的情绪常常被冠以缺乏成熟、不够理性、过于自我的消极评价。但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Z世代”用行动证明着“放纵不羁爱自由”，也正在迎接着属于他们的海阔天空。

“Z世代”亚文化中的自我表达与群体认同

汪永涛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青年研究》编辑，研究方向为青年文化。

当前青年群体正在进行世代更迭，“Z世代”越来越成为青年的主体。Z世代指出生于1995至2009年的一代人，在丰裕社会成长起来的他们是互联网原住民，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也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和自我价值，因此对于个体的精神追求有着更高的期待。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移动互联网平台全面接管青少年的日常文化生活消费，“Z世代”得以网络上聚集，并且形成一个个亚文化小圈层，譬如国风圈、饭圈、电竞圈、街舞圈、动漫圈等等。他们运用文字、影像、图片、声音等多种媒介融合表达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在平台上发布作品，在作品下点赞、评论、交流，并且参与线上线下活动。

“Z世代”亚文化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Z世代”通过兴趣爱好形成的亚文化小圈层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私密性，这体现在各个亚文化圈层享有一套独特的社群规范、话语体系和规则。饭圈粉丝会被要求打榜、做数据、控评、扫黑、氪金等，汉服圈也有着严格的汉服形制，进入圈层的人都需要遵循社群的规范和规则。不仅如此，不同亚文化圈层流行一套在圈外人看来不得其解、极具各圈层特色的语言，譬如饭圈中“zqsg”“xswl”“CP”，cos圈的“C服”“GD”“上皮”，动漫圈的“awsl”“龙傲天”“黑科技”等，他们往往也乐于“圈地自萌”。不懂圈内“黑话”的人被拦在圈层外，拥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相似的成员则在圈内话语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其群体黏性，不断巩固圈层的界限，不同圈层之间存在壁垒，这也为当代青年建立一种基于圈层分化的群体身份认同提供了现实途径。

二是，“Z世代”亚文化社群具有阶层性。在这个乌托邦中大家不谈自己的家庭、出生城市、收入、职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只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在一起，都可以成为朋友。然而动辄上千的COS服、手办、演唱会门票等，意味着进入亚文化圈层是有门槛的。亚文化粉丝社群内部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分化，根据他们的消费程度而被称为资深玩家、死忠粉、白嫖粉等，也被称为顶层粉丝、核心粉丝、边缘粉丝，并且形成一条鄙视链，氪金粉鄙视数据粉，数据粉鄙视白嫖粉。资深玩家通常有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有着专业的知识储备和积累，有较广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他们通过上传或者安利作品，向大家科普亚文化圈层的知识和技能，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大佬”“大神”，在社群中享有较高的权威。资深玩家会加入更小的核心圈子粉丝群，核心圈子相对来说互动更为频繁，群体认同度更高。粉丝的阶层性是对现实阶层的一种同构。

三是，“Z世代”亚文化呈现资本转向。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Z世代”的亚文化生产和消费内在于平台资本。资本将亚文化整合进消费主义逻辑，其背后有专业的运营团队，亚文化消费越来越向专业消费市场转型，并且越来越重视流量和数据，而流量和数据背后都是依靠粉丝的消费支撑。游戏策划考虑的是留存率、日活、在线时长、付费金额等数据，网络小说看的是留存率、阅读转率、收藏率等数据。对亚文化的评判标准越来越脱离文化内容本身，而是强调数据为王。平台又通过各种消费策略将粉丝数据与消费挂钩，从而评判标准变成了粉丝的购买力，这就导致内容生产质量的良莠不齐。

“Z世代”通过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着鲜明的自我表达。在普遍的阶层焦虑和教育焦虑的背景下，“Z世代”希望寻求一个自我的空间。无论是偶像、文学、漫画、游戏，都给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幻象与异托邦，通过沉浸于此，他们能够暂时逃离现实空间，摆脱社会性自我，即从社会所构造和规训出的主体性中得以逃遁和解脱，暂时脱离那通常占据着它的主体的社会政治，满足自由的自我欲望。他们在参与亚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个体也正是在取悦自我的过程中去表达自我、彰显自我、补偿自我、治愈自我。

除此以外，“Z世代”亚文化圈层也在寻找某种共通性的情感寄托。对于“Z世代”而言，一方面，学业、就业竞争加剧，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内卷；另一方面，阶层迁跃越来越艰难。这代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对取得成功的强烈欲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释放。偶像的出道、游戏的升级打怪、小说角色的一路变强等，让他们找到了情感的投射物。他们会将情感投射到虚拟角色或者真人偶像身上，参与角色的养成、偶像的塑造过程，由他去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从中体验到巨大的成就感、满足感和控制欲。这种正向反馈，会不断地增加粉丝黏性和情感依赖，进而建构出一种虚拟亲密关系。不管是动漫人物、虚拟偶像、还是游戏角色、小说角色，都充当了他们的情感寄托物，这些物品成为陪伴他们成长的回忆和精神需求，这种长期的陪伴，是个体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的一种方式。

实现群体认同和归属感，也是“Z世代”亚文化圈层存在的重要意义。“Z世代”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成长于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童年的成长经历缺乏集体生活，作为“孤独的一代”，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交需求。在高度原子化的当代社会，父母、朋友往往难以完全满足“Z世代”的情感需求，因此他们转向网络兴趣社群，当他们有大大小小的烦恼时，也更愿意与陌生人进行分享。不同的亚文化圈层围绕着共同的爱好进行交流、讨论，他们或者写游戏测评，或者写同人，不断对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由此产生情绪共鸣，在这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识得并共享一套话语体系，这些“圈内黑话”不仅以其私密感维护了圈层界限，还通过对私密意义的分享进一步加深圈内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圈层归属感。亚文化参与者由此形成了情感共同体，他们在集体参与、相互扶持、抱团取暖中实现了群体认同。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在青年亚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乱象，譬如流量化、低俗化、拜金主义、诱导消费等行为盛行，这极大地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影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因此，国家针对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治理，如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饭圈”乱象治理，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加强游戏直播管理，禁止出现高额打赏、未成年人打赏等等。

“Z世代”希望在亚文化所创建的世界中寻找到快乐和自我实现感，潜意识中是对现实社会主导文化权力系统的一种逃避和反抗。但是，当他们进入亚文化圈层后，必须屈服于另一套权力系统，而这套权力系统的主导权把握在背后制定游戏规则的资本手中。在注意力经济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技术思维主导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其决策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能获得更多的用户和流量，放弃了对平台内容的把关和审核，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后果。而机器算法在现阶段尚无法有效识别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因此需要加强对“Z世代”亚文化领域的监管，需要政府、平台、家长、公众共同参与治理，多管齐下，引导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

时空翻转、词语游戏与一代人的写作策略

卢 荻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曾有一个有趣的论断：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写的《古兰经》里没有“骆驼”，这并非意味着穆罕默德没有阿拉伯的民族特质，反倒能够证明，他的民族特质早已内化入骨，实在无需借助“骆驼”一词，即通过刻意的遣词造句来渲染和造势，如若不然，《古兰经》也不足以被阿拉伯人奉为经典。

历史关怀在大作家那里从来不会缺席，发展到如今也具备了多种表现形态，除了不见“骆驼”式的化于无形，常见的还有借古说今、历史叙事等更为直接的表达方法，譬如普希金、惠特曼、鲁迅、茅盾等的创作，便都是在明显而且直接的民族和历史书写中走向成熟的。然而，民族历史这个被以往作家视为精神依托和创作使命的存在，已经不太能够吸引Z世代创作者的目光。

考察“骆驼”到底去哪儿了，以及是否内化在Z世代的写作之中，需要对这一代人的写作方式、风格和策略进行仔细考察。大体上，Z世代文学中频现的写作策略有两种：一是时空跳转的游戏，二是词与物的碰撞。

在一部文学作品、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世界中，有关时间、空间的书写无疑构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具体到Z世代的文学世界里，不仅存在各色各样的时空体系，包括现世和往世、此岸和彼岸、人间和异界，还有平行时空、网游时空、二次元时空、数字虚拟时空（元宇宙）等等，而且各个时空常常处于相互间随意切换、跳转的状态，好似一同进行着某项奇异的自由游戏。正如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小说——特别是主打时空超越的玄幻类、科幻类小说——在这方面可谓独领风骚，好比出自“95后”网络小说家枯玄之手的《修真界唯一锦鲤》《废土修真的日常》，单是题目便给人以瞬间穿越的直观感受。除了小说，Ｚ世代诗歌也对时空跳转之法运用自如。诗人桉予名为《元宇宙》的小诗，其中写道：“整个大草原/都在谈/虚拟/和现实/本来/它们之间/就没有/界限/唯有/不允许/WEB3的/小草原/才是/最不真实的”。桉予说，“诗歌就是一种古老的元宇宙技术”。凭借此技术，她笔下的“草原”和“WEB3”、“虚拟和现实”于是能够自行打破固有“界限”，从而获得既可以保持相对独立、又可随时交互叠合的能力。相似地，在另一位诗人那里，网游、神话与现实时空同样消解了彼此之间的边界，无条件地贯通起来、连成一体：“风从五脏六腑中吹出来/冻住了晃动的时空/那天地翻覆的一声巨响//天下的悲欢与血/在火里熔炼出一朵金莲花”（吉云飞《不周山》）。另外有些时候，时空转换则是借助于人的力量实现的，譬如借助于腹中胎儿的想象：“四处锣鼓喧天，这不是喜悦之地/我还未走入人世/待会儿落地的哭声，根本不能作数//那些祝我今生幸福的/锡箔纸上金玫瑰，只字不提我的来处”（楚茗《锡箔纸上金玫瑰》）。在这里，“我”由胎儿变为婴儿、从“腹中”进入“人世”，一场时空穿越之旅便完成了。

这些诗歌向读者描述时空关系的同时，也表露了它们的另一共性：词与物之间的碰撞。更确切地讲，写作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修辞学效果，不吝于在同一事物上连续性地变换语词，包括刻意制造词与物、词与词间的矛盾。以楚茗的诗为例，诗中先是以“不是喜悦之地”表明胎儿不愿降生，接着用“锡箔纸上金玫瑰”这一华丽的语词指明旁人对于新生命诞生的欢喜。前后措辞上的反差赋予婴儿降生这事以强烈的吊诡意味，也相应地增加了诗歌的讽刺效果。青年诗人张朗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普通的酒杯上：“昨天，朋友笑我扬言戒酒的假言/我说，无非是不想和自己过不去，也无非是/不想和这世界就这样过得去/酒杯里，酒面微微倾斜着。它上接虚无/它里面，是一个倒立的世界”（张朗《酒杯》）。作者接连道出了“扬言”和“假言”、“戒酒”与不戒、“过得去”和“过不去”、“我”与“世界”、“虚无”和实有、直立与“倒立”这一系列矛盾，本质上应是想用缠绕的语词来营造某种了然无序的诗歌情境。再如渡澜的中篇小说《三丹姐姐的羽毛》，此文更是将把玩语词一事贯穿于始终，一度陷入拘文牵义的危险：“三丹姐姐有着凶猛的家庭感情”，“扎那思念姐姐的痛苦心情，已经精致考究得无法被他自己所忍受”。显而易见，“感情”之“凶猛”、“心情”之“精致考究”的确违背了汉语的表达习惯，而这或许为作者力求悖谬的结果。

对于这一代人的写作而言，时空跳转隐含着创作者思维活动的不断跳跃，语词游戏则反映了创作者为薄物细故重新命名、赋形的强烈意图，因而两种策略实有同样的指向，即一种疏离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题的心理惯性。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题大多数时候无法获得Z世代文学世界中的核心位置，只不过是一个推进创作本身的普通环节。因而，在Z世代眼里，素以历史写照著称的《清明上河图》也褪去了往常的社会历史“旧装”，换上了时兴的网络“新衣”：“天灯有玻璃和熔岩的构造，/浮动在云杉画舫推开的窗格，/几枚闲棋子敲落汴京这颗流星，/五百元月租的服务器储存千秋梦”（王子瓜《入图——观游戏〈我的世界〉中复刻〈清明上河图〉有感》）。

根据这种有限的观察，也可以说，历史及其凝聚的民族性在Z世代的文学世界中并没有被完全和彻底地剔除出去，却也不像未提“骆驼”那样，得到了某种内化且深刻的表达。作为一个旧有的宏大命题，历史与民族在他们的写作中边缘化地存在而不自我显形。这种情形诚然映现着Z世代文学的独特气质，但正如前文所提，民族历史担当系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的共同思想经验，在“面临巨大历史转型”的当下时代里，民族历史书写或许会显得格外有价值和意义，不啻为Ｚ世代写作者们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