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纵观2021年的女性导演创作，《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兔子暴力》《穿过寒冬拥抱你》《爱情神话》等女性导演作品精彩纷呈。其中，母女关系话题被重新审视。此外，2021年女性导演的创作延续了对女性身份的探索，讨论了当女性成为“母亲” “姐姐”，应完成社会赋予的“女人”“母亲”“姐姐”等身份的责任和义务，还是追求自我发展的矛盾处境。

2021年的春节档，喜剧演员贾玲执导的电影《你好，李焕英》票房一路突飞猛进，为女性导演的电影创作开了个好头。清明档殷若昕导演的低成本电影《我的姐姐》再次出人意料领跑清明档，掀起了又一轮观影热潮。纵观2021年的女性导演创作，陈力的《守岛人》、李玉的《阳光劫匪》、袁媛的《明天会好的》、郑芬芬的《二哥来了怎么办》、申瑜的《兔子暴力》、邵艺辉的《爱情神话》、薛晓璐的《穿过寒冬拥抱你》等，展现了这一年中女性导演的追求和探索，也反映了她们的创作得失。

温情化与极端化：母女关系的呈现

母女关系一直是女性导演关注的话题。在2021年女性导演的创作中，那些聚焦于母女关系的电影，依然引人注目。《你好，李焕英》中“我就想让我妈妈高兴一次”的愿望唤起的普遍情感认同，《兔子暴力》都从某个角度展现了或温情或错位的母女亲情。就连《阳光劫匪》中的老虎娜娜，都被设定为主人公晓雪的“女儿”，从而引发了寻找、援救“女儿”的故事。

在这些创作中，《你好，李焕英》以母女双向的爱和体谅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在女儿穿越回父母尚未结婚之时，她想到的是为了让母亲“更幸福”，让母亲“高兴一次”；而母亲给的答案是：“未来我的女儿啊，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母女都在为对方考虑，展现了最单纯因而特别浓烈的母女之情，触及了观众心底柔软的角落。

和这种完美的母女关系不同，近年来的很多创作更多的是以女儿的视角去展现母女之间“相爱相杀”的代际冲突，展现不完美的母亲形象。《柔情史》中将母女俩安置在胡同中租住的逼仄的房间里，母亲的爱在大多数时候伴随着强烈的控制欲；《春潮》中的两位母亲，一位将对丈夫的怨恨发泄到女儿身上，一位则对女儿疏于照顾。这种对传统理想型母亲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导演对传统性别认同的一种反思。

《兔子暴力》则把母女之情推向了极端，从小没见过母亲的中学生水青，在缺爱的环境下长大。母亲的回归打破了她沉闷的生活，带给她希望，水青则爆发出对母亲极度的爱和依恋。在这样的情感铺垫之下，当母亲被讨债者追踪，温柔如兔子的小女孩竟想出了绑架同学索款的办法，从而走向了犯罪。相对《你好，李焕英》中的完美、奉献的母亲，《兔子暴力》中的母亲形象则显得自私、自我，但更富于个人魅力。

矛盾中的自我：女性身份的反思

当自己成为“母亲”、成为“姐姐”呢？作为身负家庭、伦理责任的女性，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欲望，来完成社会和家庭赋予“女人”“母亲”“姐姐”等身份的责任和义务？女性个体是否能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实现自我发展？

《我的姐姐》中的姐姐安然，父母重男轻女极度偏爱弟弟，却在一场车祸后离世，留下了幼小的弟弟。在父母过世后，抚养弟弟还是去读研追逐自己的梦想，对安然来说，成了责任、情感、自我、理想等多方面的拉锯。影片中的另一位姐姐——安然的姑母，则代表着那些遵循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的女性。在发现安然想把弟弟送给别的家庭抚养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冲到她面前泼她一脸水。在片尾，姑妈在目睹了安然的挣扎之后，回顾自己的生活，达成了某种对安然的理解，对她说“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影片通过两代女性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反思，以及对“姐姐”这一身份所意味着的女性牺牲的拷问，在姑妈“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的感叹中，将新一代的女性将会有新的可能和选择摆在观众面前。

相较于《我的姐姐》中这种夹杂在亲情责任和自我认同中的女性身份探讨，年底上映的《爱情神话》则非常爽利地撕掉女性身上的各种标签，体现了90后导演在面对性别偏见时的举重若轻和幽默感。离了婚的老白正在追求单身妈妈李小姐，精心准备的约会饭局因为“有钱有闲老公失踪”的格洛瑞亚和老白前妻蓓蓓的到来场面失控，三个初次见面的女人唇枪舌剑了一番，却没有将心思更多地放在老白身上，而是开始了关于“女人”的讨论。虽然对于市井中年来说，生命中本来就有很多的遗憾，也有各种曲折和不如意，但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各自有各自的精彩。

故事依然是关键：商业化探索的得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导演在各方面因素作用下，曾有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亮相。90年代之后，电影市场化逐渐对电影的商业成绩有了一定要求。新世纪以来，女性导演想要在全面商业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如何让作品更具商业“卖相”，是创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贾玲的电影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冲进了中国电影票房的前三强，这当然是值得鼓舞的成绩，也和贾玲长期的喜剧实践相关。然而大部分的女性导演并不具备贾玲这样的从相声、小品、综艺中浸润出的“流行性”，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创作初衷、创作风格和商业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李玉的《阳光劫匪》被评论为“李玉从影20年的作品谱系里最跳脱最具商业品相的一部”。然而，电影上映后，票房远远未能达到预期。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近年来流行电影的元素：剧情上具有悬疑片的色彩；情感上主要依托母女情感、女性情谊，具有温情的基调；视觉上营造奇幻的效果。从各个元素看，都具备了一定的吸引力，但将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时，却显得有些缺乏重点。

郑芬芬的《二哥来了怎么办》延续了2018年曾经给观众带来惊喜的《快把我哥带走》的风格，试图将亲情和喜剧元素相结合，讲述“三胎”家庭的喜悦和烦恼。但相较《快把我哥带走》黑马的姿态以及3.75亿的票房，《二哥来了怎么办》2000多万的票房有些相形见绌。究其原因，还在于故事的讲述。多出了一个哥哥的重组家庭，本可以带出鲜活的人物和明晰的矛盾冲突，可惜电影语焉不详。

可见，商业化的考虑无可厚非，而故事的讲述依然是关键之所在。亲情、友情、爱情足以打动人，甜美的画风、青春的脸庞也足以打动人，但这一切都需要依托于流畅的故事和饱满的情绪。在商业化环境下，有些导演放弃了一贯坚持的风格，磕磕碰碰地进行商业转型却难有预期的效果，不得不说是有些遗憾了。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女性文学大系》（先秦至今）及女性文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7ZDA242）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