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上回去北京参加商务印书馆120周年庆典已经五年。那年我正好60岁，和商务印书馆差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

因为自小喜爱读书，虽说在中学时代和下乡的两三年内要读到一本好书非常困难，常常是借到手的书第二天就要归还，但商务印书馆的大名在心中却一直神圣异常。后来，“文革”结束，考上了大学，尤其是1980年代在“文化热”开启的年代我又弃医从文，接着考上了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买进的商务版图书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记清，但最初那些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基本上都是见一本买一本，说句笑话，和这家大名鼎鼎的印书馆的“商务性”往来十分频繁。从最初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到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墨菲和科瓦奇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再到最后涂尔干的《自杀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不同学科的商务版图书的买进，不但反映了这些学科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恢复繁盛的先后顺序，也反映了我本人的学术兴趣的演进过程：从一开始的哲学和美学，到中途的心理学，再到后来的社会学。

对学者来说，买书只是其个人生涯的奠基工程，类似于这些年火爆的房地产业的“三通一平”。究竟要买多少书才能成为学者，自然因个人的天然禀赋和用功程度而异。于我而言，如果从1978年上大学常规购书开始，到1987年硕士毕业正式入职南京大学，大概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不过如果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算可能要更短一些。当然，虽说从1984年后我已经开始常规性地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也开始出版著作和译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敢往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社投稿的，所以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性”往来要比“商务性”往来（购书）延后许多。

大概是2007年，用孔老夫子的话说此时的我已经迈入知天命的年纪，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要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一套人类学的译著，我与李姚军合译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有幸忝列其中。最早翻译这本书时，我和李姚军都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潘建国编辑来南开为“文化研究丛书”组稿，就选中了这本书和米德的另一本《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宋践译）。记得我先是翻译了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但后翻译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顺利，不仅在交稿的第二年就顺利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次年就介绍到海峡对岸，由台北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繁体字版。一时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人类学界都小有影响，1990年前后投身人类学甚至社会学科的人大多读过这本著作。

米德的这本著作是以1926年在美属萨摩亚岛上9个月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写成的，那时她和后来写出了《菊花与刀》的本尼迪克特都师从人类学大师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0年在两卷本的《青春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但是，种种发轫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

在萨摩亚的9个月生活，使米德具备了依赖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向先前的理论挑战的勇气。尽管她并未完全否认生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鉴于他们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此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整个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此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留下的诸多民族志研究，包括《萨摩亚人的成年》和前述《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都被人们公认为是由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严峻的挑战，它使得社会行为解释的后天论对先天论获得了一次完胜。

米德去世五年之后，她的著作受到了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批评。在《米德和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幻灭》（1983）中，弗里德曼对米德著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虽然就像我的同事、人类学家范可教授为商务版《萨摩亚人的成年》撰写的译序所说的一样，尽管米德的研究不乏“不尽如人意和值得商榷之处，但它所呈现的资料之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于我而言，米德的一生的发现和见解的意义还另有一层：那就是1970年在美国青年大造反运动刚刚退去之时，这位70岁的老人就代沟问题写下的《文化与承诺》，后来影响到我的“文化反哺”概念的提出，也因此再续了我与商务的非商务往来。

我提出文化反哺概念时，刚刚译完《文化与承诺》不久。1988年在家中过春节，三年前强烈反对我穿西服的父亲，拿出一套新买的西服和一根领带，让我教他如何打领带。联想起三年前老人家从补发的离休军人服装费中拿出200元给我买衣物，但规定不准买西装，到现在他自己穿西装、打领带，这一转变确实令人惊讶。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十年里，整个国家阴霾尽扫、人心雀跃，加之国门打开、西风东渐，一系列新鲜事物出现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当中。父亲的转变其实只是原本刻板保守的老一代人无数转变中的一种，却在我敏感的心头酝酿出充分的想象。经验现实的变化，加上米德理论的启发，很快促使我提出了“文化反哺”这一颇具本土特色的概念，并写成了最初那篇万字长文。

感谢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1992年后，整个社会因朝向市场的转型发生了更加意想不到的变化，尤其是家用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开始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也使我们关于文化反哺的思考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起来。1998年，同样和商务多有联系的好友周宪教授在与同事讨论计算机应用时无意中的一句“我儿子说……”，就像十年前父亲让我教他打领带的事件一样，犹如开闸之水汹涌奔腾，再一次激发了我的社会学想象力。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焦点组访谈来获取经验性资料，再对文化反哺做一番探究。在这一促动下，我完成了五大城市77户人家的访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撰成50万字的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革命》，同时顺利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文库》。

接下来，万事俱备。我与商务印书馆又一次发生了令人难忘的非商务往来：2015年《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不久之后又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外译项目，2020年由英国老牌出版商罗特里奇出版公司分上下两册出版。更有意思的是，“文化反哺”概念在社会学界发酵的同时，也成为日常生活中讨论青年文化的流行词汇，并于2010年被选做浙江省高考作文试题，2016年又入选浙江省初中英语选读课文。

大概是上述铺陈做得顺畅。这几年，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日趋频繁。2018年，受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委托，我主持开启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并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一系列相关书系的出版协议：2019年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陆远获首届余天休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著作《传承与断裂：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书系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一时间好评如潮。2021年，我和谢寿光共同编辑了15年的《中国研究》杂志移至商务印书馆，改由我和翟学伟教授主编，立志继续“让中国研究听到中国的声音”；同年，在访问海内外40位社会学家的基础上，由我主编的上下两卷110万字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实录（1979-2019）》一书也由商务出版，《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主编专访，探照灯、凤凰网、新京报等多家媒体也将该书列入年度好书推荐榜单。接下来，在不久的将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丛书”和包括《重建中国社会学》《弄潮三十年——30位下海知识分子口述史》在内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丛书”也将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看来，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不过刚刚开了个头，而接下来的日子也因此而会变得充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