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2年年初，译者金晓宇的故事在朋友圈刷屏，感动了无数人。童年遭遇不幸导致右眼视物困难，青年时期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常被病痛折磨。他却通过自学掌握了德语、日语、英语，10年间翻译了17本书。人们佩服金晓宇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也对图书翻译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什么样的人在做图书翻译？收入如何？出版社的编辑是如何选择译者的？一名优秀的图书译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好的翻译怎样打破文化界限，赋予文字灵性与美感，让一本书“活”起来？提问与倾听，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通过与几位业界资深编辑和译者的交流，探寻答案。

编辑是如何选择译者的？

索·恩文化是社科文献出版社旗下的知名图书品牌，以出版优秀人文社科类图书、提供独特审美的文化产品及知识服务为己任，倡导有深度、富趣味、增识见的阅读生活。作为品牌创始人，段其刚引进出版了很多国外学者面向大众读者的学术文化类读物。例如《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和《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还有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获得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的巨著《西方通史》、莱布尼茨奖获得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等等，获得很好的反响。

对于引进版图书来说，一本书的优劣翻译质量是关键。那么该如何选择译者呢？段其刚认为主要看两个条件，一是翻译水平，二是合作意识。“对于现在大量的翻译图书来说，大多数译者都是默默无闻的，但默默无闻并不代表他们水平不高，有些译者也许比知名译者的水平还要高。”虽然选择新手译者看起来没有选择知名译者那么“保险”，但目前市场上的引进版图书实际上是许多不知名译者支撑起来的。对于编辑来说，如果把好了试译这一关，很多新手完全能胜任，甚至还会带来惊喜。

编辑选择译者除了考虑其语言翻译能力，还考虑其是否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便能更好地推荐图书，使一本书走向更多读者，就这一话题，段其刚表示，索·恩首先关心的是翻译，其次才会考虑译者是否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当然，如果二者能统一那就再好不过。比如我们去年出版的《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译者毛明超老师就既是翻译能力一流，同时又是研究席勒的专家。”

西谚有云，“翻译即背叛”。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编辑朱健看来，翻译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尽善尽美的事，这就要求译者对作者和读者一定要抱有敬畏之心。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译者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与编辑有相似之处。

朱健以自己新编辑出版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一书举例。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欧洲乃至世界都大红大紫的新锐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是由他本人创立的“新实在论”的领军人物，目前任教于德国波恩大学。《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是加布里尔在中文世界出版的首部作品，其译者正是加布里尔教授的弟子、现就读于波恩大学哲学系的王熙。该书出版于2013年，德文原版出版后不久，王熙即着手开始翻译。对老师学说和风格的了解，严谨细致的翻译态度，再加上过硬的德语水平和哲学专业知识，使这本书没有比王熙更合适的译者了。王熙自己也说，这是他这辈子读得最多的一本书。另外，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振华教授多次审校了该书，为成就一本高质量的译作提供了又一重担保。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一书收录于孙周兴教授主编的“未来哲学丛书”，该丛书除了收入孙周兴的《人类世的哲学》《未来哲学导论》《存在与超越》、柯小刚的《时间、存在与精神》、吴冠军的《陷入奇点》等著作外，《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是第一本译作。孙教授主编的另一套“未来艺术丛书”也颇可读。这套书辑录了20世纪以来的相关艺术著译作，展述具有高度创造性和个体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行动，开启指向未来的艺术理论和实践。尤以对德国现当代艺术理论，以及对德国现当代表现主义的介绍为特色，如安瑟姆·基弗的《艺术在没落中升起》、比梅尔的《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福尔克尔·哈兰的《什么是艺术？》、马尔库斯·吕佩茨的《为艺术制定规则》等，为现当代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树立了规则和典范，是踏入现当代艺术门槛的重要入口，有意了解现当代艺术理论发展现状的读者不妨一读。

在童书出版领域，新蕾社出版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迄今已20年了，市场表现一直不俗。由此新蕾出版社集结了众多国内一流的童书翻译家和翻译爱好者，既包括著名 翻译家任溶溶、童书翻译家柯倩华、德语翻译家李士勋等知名译者，也包括青年翻译家梅思繁等。新蕾出版社副总编辑焦娅楠告诉记者，虽然把翻译工作直接交给有经验的翻译公司会省很多事，但对于出版社来说，发掘和培养出版人才与译者队伍却是一种使命。该社除了通过专业、成体系的培训，提升引进版图书编辑的能力之外，在每一部作品引进前，会要求编辑先通读原文，并大量查阅相关资料，在把握主题导向、内容价值、语言风格之后，层层筛选出好书。

谈到对译者的选择，焦娅楠介绍：“我们会要求每一位候选译者阅读原文，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解读和理解，这样在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在原作的基础上锦上添花。然后我们会截取片段分发给不同译者小试牛刀，综合评判选择最适合这一作品的译者。而在编辑出版环节，编辑还会对比原文、核实查证内容中涉及的关键信息，并通过严格的审校流程，保证编校质量。”

相对于知名译者，新蕾出版社更愿意给年轻译者以平台和机会。为了减少风险，编辑会对新手译者做出严格的考核，除了基本的“信达雅”标准外，其实更多考虑的是译者的语言风格能不能吸引小朋友，能不能用儿童的视角和心理去探索世界，能不能用儿童喜爱的语言来呈现这部作品。“经验的多少并不是我们取舍的依据。我们当然期待经验丰富的资深译者，但也同样欢迎怀有童心、愿意揣摩和研究童书的年轻译者。而且我们一旦做出合作的决定，就会无条件地相信他们。” 焦娅楠说新蕾社目前培养出许多年轻的翻译力量。这些译者对待作品非常审慎，字斟句酌，雕章琢句。关键的是，他们的语言是年轻的、新颖的、充满童趣的。焦娅楠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品会自己走到读者面前。

对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强朝晖是著名职业译者，翻译过很多好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国与世界社会》《世界的演变》《亢奋战》《中国革命》等等。她认为对一名译者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过硬的中外文语言功底，特别是外语。“现在人们在谈到翻译时往往更多地强调译者的汉语功力，这个当然重要，但是要做好翻译，前提是必须透彻地理解原文，如果只是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是热爱，因为翻译一本书的过程很长，中间会有无数困难，只有依靠对翻译的热情才能坚持下去，才能把痛苦变成享受。”

在翻译时，怎样才能在体现原作语言风格的同时，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体现汉语之美？对于这个问题，强朝晖回答说因为她主要是翻译学术书，所以更多追求译文的准确和流畅。“流畅本身也是一种美。在翻译过程中，我会尽可能让自己做到在译者和读者之间的随时转换，希望最后拿给读者的文字，也是我作为读者愿意看到的文字。”“优秀的译者都是狂热的阅读者（有些还是写作者），懂得什么样的文字是好的文字，哪怕是眼高手低，也知道目标在哪里。”

作家于是著有《查无此人》《你我好时光》等长短篇小说和《慌城孤读》等散文集，并翻译有30余部英美文学作品，包括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云游》、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证言》、国际布克奖得主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的《不安之夜》、橘子奖得主珍妮特·温特森的《时间之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斯蒂芬·金的《黑暗塔VII》《杜马岛》等。

于是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的美好之处，虽然不存在“完美的翻译”，但翻译是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译者要负责表现的汉语之美，首先在于语义、语法的精准，但无需执着于将一切汉化。在世界文明交汇的时候，翻译也是催生新词汇、传达新思想的通道，在这个前所未有的通道里，新生的、外来的文明应有其存在的理由，译者没有权利用纯粹汉化，乃至古诗词，去加以伪饰。在翻译理论史上，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论让人深思，其目的在于对抗英美归化翻译的传统，其核心是要开创一种能抵制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此来彰显异域文本的语言与文化差异。”

在采访中，于是提出问题让读者反思，当人们习惯于用“信达雅”来衡定中译标准时，或许更有必要从文化身份认知的角度来思索一下语言归化问题：我们能不能接受尊重差异的翻译伦理？

毕业于复旦大学翻译系、中国香港大学地理系，做过数年外国文学与社科图书编辑的邹欢现为自由职业译者，译有《深水》、《算了》、《经典企鹅：从封面到封面》等许多作品。她认为不论是业余翻译还是专职翻译，不论是商业翻译还是出版翻译，译者必须要有专业素养。以英译中为例，读懂原文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有很多译者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一个段落里出现了“She changed her mind at the eleventh hour”“After catching the flying bug, she had her hair cut like other female aviators did”这样的句子，对考过四六级的人来说里面没有一个生词，但有几个人真的读懂了？“at the eleventh hour”不是11点钟，“the flying bug”不是飞虫，译者必须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能在上下文中敏锐察觉最简单的单词/词组的不简单。耐心、穷究也是必要的专业素养。一般的英语图书原文二三百页，中译约十几万字，如果每几页就出现上文所说的文字陷阱加之文本中的陌生概念，译者须极有耐心地查询词典（而非百度翻译、有道翻译、谷歌翻译）、参考资料（《大英百科全书》《辞海》等），并谨慎地评估网络资料（绝不能轻信百度百科、维基百科）。

译稿低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因为金晓宇突然受到大众关注，翻译稿费为何如此之低的话题又重新被人们提起。大家在震惊和心痛同时也感到遗憾，这个“多重弱势”的个体故事中，居然有身为译者这一重缘由，而且目前看短期内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段其刚认为译者稿费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出版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适度提高译者的稿酬标准。据他所知，现在已经有不少出版机构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稿酬标准。

当然，如果以职业译者的标准看，提高后的额度也依然不高。段其刚说这是因为翻译在大多数院校不算作科研成果，学者、专家不太愿意从事翻译工作。此外，出版物的销售利润也决定了提高译者稿酬标准的难度。“所以，在我看来，提高译者的稿酬标准不仅仅是出版社的责任（当然，首先是出版社的责任）。如果要想彻底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一个更系统的解决方案。比如，如果翻译成果也能够算科研成果的话（事实上，很多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翻译完全可以算作科研成果），既能解决翻译图书的专业把关问题，也能缓解稿酬低的问题”。

于是还谈到，不管消费指数在20年里增长了多少，译者稿酬没有同比增加，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文学译者目前的收入应该不到务工者的最低收入线，是付出和收入严重失调的一个工种。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一两个译者、甚至一两家出版社所能解决的，而是整个行业因循旧规沿袭下来的问题，和整个行业的利益分配有关，和整个社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观和消费习惯都有关。所以，目前仍在兢兢业业做文史哲翻译的译者们都要靠别的工作来谋生，被迫地把（占据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翻译作为（只能挣到零花钱的）业余活动持续下去。

邹欢则认为，有的译著翻译质量不高不光是过于追求时效性所致。翻译稿酬太低也是重要原因。仅靠翻译稿酬维持生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像陈以侃、何雨珈这样优秀且勇敢的全职译者为数很少，多数图书译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人的精力有限，翻译投入大回报低，译文质量肯定受影响。如果碰到两三个月就要交稿的任务，那出版方根本就不是冲着译文质量去的，只是为了赶工期、追热点，在版权期内做到利润最大化。

翻译稿酬确实亟需提高，但邹欢觉得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出版社花了大价钱引进版权，国内的原材料、人工成本急剧升高，但新书一上市就在电商平台上打折销售，碰上平台大促补贴，一本书的价格不及一杯奶茶。消费者被平台上的价格洗脑，认为书就应该是便宜的，出版社只赚到了薄利，翻译稿酬根本不可能大幅提高到符合当下物价水平的程度。也许正如强朝晖所说，等哪一天，读者不再盼着图书打折，大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