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是生活中的什么

它是生活的核心。我没有办法脱离开它。我早上起来匆匆刷牙、吃饭，就是为了尽快去写作。虽然我到了电脑前会拖延，并且会接着去睡觉，但我整个生活就是围绕写作。一旦旅行超过期限，就会感到烦躁。我现在情况已经好了些。已经学会控制自己每天写作的时间。我采取的是海明威和胡安·鲁尔福的办法，每天写到一定字数就立刻住手。我不能说这是为之献身，很可能它起源于内心的贪婪。我除开写作，就是阅读。阅读对我来说是写作的准备手段之一，因为我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少，我通过阅读来汲取社会知识，并且提升自己的思想。

——读什么

我主要阅读的对象是小说、诗歌、社科类、哲学类。小说我已经读到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这一阶段，洛克德·西蒙说现代真正的叙事文学从他们开始，相比于他们，福楼拜只是写了几页有价值的作品。这个说法对我冲击非常大。正如他所说的，小说已经不仅仅是关于历险的讲述，同时也是一场关于讲述的历险。也就是说，描写在取代故事情节的重心位置。有一天，格非教授对我说，你应该去看看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充满了议论。我的看法是，描写和议论，在取代故事情节的重心位置，在成为新的情节。而过去的情节则变成一种较差的情节。为了保持语感，我会去阅读诗歌。我常读这些优秀汉语诗人的作品：北岛、庞培、徐芜城（徐沪生）、凌越、孙秋臣、严彬、施茂盛。我热爱卡瓦菲斯以及贝恩。在哲学方面，我主要接受在杭师大任教的徐兆正的教育。我自己是不懂哲学的。我有幸在他的点拨下，了解到一些哲学的皮毛。

——格非教授对我的影响

格非教授应该成为更多年轻同行的导师。那么，目前，他的书籍和言论至少是我的导师。他有一种杰出的能力，就是能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和熟知文学史有关。我每次见到他，都感觉他作为肉体是隐形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并不形成真理的障碍。真理总是从他身上痛快地冲决而出。我通过格非教授，明晰了两个概念，一是“意识过剩”，一是“自传性写作”。他反复提到的“自传性写作”，始于小林秀雄——可惜，在国内，还没有关于他的译本——的定义。小林秀雄认为，小说发展到今天，已经穷尽，已经不是写小说，而是被小说写，向内的写作应该取而代之。格非教授说：“今天大部分小说是审美、智力或娱乐的游戏，如何呈现生活的真知这一点被屏蔽了。所谓生活的真知，指在写一个人物时，作家应该调动真正的经验，即自传性。或者说，要能从小说里看到作家自身的精神内涵、追求，作家自己的痛感和对生活的理解。”小林秀雄和格非教授的这种看法，和普鲁斯特研究者安德烈·莫罗亚的说法是一致的。莫罗亚这样划分文学：一种是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写作的领地，旨在描绘整整一个社会；一种是普鲁斯特式的，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所反映或歪曲的世界。莫罗亚说：普鲁斯特不是从广度，而是从深度开挖他的矿脉。

我现在的选择是尽量去写后一种。我对此感触很深。在过去，写一个外在的故事，写到中盘会感到厌烦，但是现在，从自己经历过的事出发，去写，就会觉得像进入一个意外的世界，能不断地看到新颖的东西。这似乎很奇怪，却是很真实的。因为只有通过回忆，我们才知道自己过去的生活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那些编造的故事，都是从我们烂熟的经验里得到的，写起来容易厌倦。

——多写，还是少写

我知道贾平凹先生写过不少长篇，《山本》之后是《暂坐》，我来不及看，但我对他勤奋的写作态度——甚至可以称之为“写作精神”——深表钦佩。我不觉得一位老作家写作，就是对年轻作家的阻挡。我之所以支持贾平凹先生，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加缪所说的“更多地去生活”。我们没有彼岸，也就是说，只有这一生，我们每活一天，就减少一天，人总是消失。抵抗这种荒谬命运的方式就是更多地去经历，去生活。加缪比较推崇演员、作家唐璜，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人，扮演了太多的人，也创造了太多的人。我对那些早早封笔的作家总是感到遗憾。我想可能不写有他们自己的痛楚吧。“见好就收”对我来说是个悲伤的词，“更多地生活”，或者说，“最多地去生活”，是闪闪发光、让人心潮澎湃的词。

——创作概况

我的小说写作是从2006年开始的，一直到2021年出版的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始终是以控制为主。换句话说，我控制着我笔下人物的生与死，控制着他的一举一动，控制他的每句话。我设计了他们的一切。可以说，我殚精竭虑。这也自然而然导致我的小说出现一些毛病，比如“用力过猛”“设计过度”，比如“人物不太像是人物自身”。我管这段时间的创作为“编织期”，也就是说，我在编织故事，编织人物。我像纺织女工一样纺织着自己的故事。如今，我在慢慢走向另外一种创作模式，即我作为作者，一旦构思完大纲，就不再去控制我的人物，不再去控制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我每天写一点就停工，不去管小说，然后，让我吃惊的是，我越是不管小说，小说就越是在我散步和冥想的时候，自己冒出来。就像是有一口泉水，每天你把它的水汲走以后，泉水自己又冒出来。一点也没有枯竭的迹象。最近我看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回忆自己写《佩德罗·帕勒莫》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或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这段话我读了好多遍，觉得它分外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