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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

1903年3月上海作新社《近世政治史》第二部《俄罗斯政治史》一页

1812年4月6日（俄历3月25日），被列宁称作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达到了“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村社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富有的贵族农奴主家庭。2022年，是赫尔岑诞辰210周年。

一

60年前的1962年，在赫尔岑诞辰150周年之际，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阿英（1900—1977）在当年的《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赫尔岑在中国》一文。阿英在文章中说：“我知道赫尔岑，始于一九二三年读郁达夫《赫尔惨（岑）》一文。这篇传文发表于该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十六期”，而“差不多在那以后十多年，我才发现郁达夫介绍赫尔岑并不是最早的。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金一《自由血》一书，里面早有一篇《赫辰传》（赫尔岑传）……”。《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中，有乌兰汉（即高莽，1926—2017）撰写的“赫尔岑作品在中国”条，其中写道：“据阿英考证，我国最早提及赫尔岑的是作家兼翻译家金一。1904年2月上海镜今书局出版的金一著《自由血》，谴责社会的黑暗，宣传自由思想。”该词条中还说，“赫尔岑”这一译名，过去曾被译为“赫辰”“赫尔惨”“赫尔詹”。

金一（1873—1947），即金天翮，又名天羽，字松岑，号壮游、天放，别署鹤望、天放楼主人等，祖籍安徽歙县，生于苏州一官宦家庭，近代著名文学家、民主主义革命者，代表作有《女界钟》（1903）等。1904年，金一根据日本学者烟山专太郎（1877—1954）的《近世无政府主义》（1902）一书，编译成《自由血》，由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和镜今书局出版。有意思的是，该书原作者烟山专太郎并不赞成俄国的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尤其反对在社会上制造暗杀或爆炸等类恐怖事件的“实行的无政府党”，他撰写《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的目的，本是为了让世人了解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产生的渊源及其演变的历史，以防止在日本发生“实行的恐怖主义”，而金一由此书编译的《自由血》，却成了一本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吾译虚无党，吾愿吾国民知其所奋也”；“伟哉俄国虚无党！”“伟哉俄国虚无党之女杰！”“呜呼！ 吾须眉男子，日日言革命、言独立，对此诸女杰，不愧死，其亦愤死”。由于《自由血》中数次提到马克思、《资本论》以及从民粹主义转变为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该书已收入《马藏》第一部第7卷，由科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我们在《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发现，金一编译的《自由血》实际上并不是把赫尔岑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著作。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少年中国学会（与1919年7月至1925年底存在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不同）发行了一本名为《俄罗斯大风潮》的小册子，该书在介绍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1814—1876）的主张时，就提到了赫尔岑：“巴氏（指巴枯宁，笔者注）后得归国。于是巴氏又出死力经营第二次革命之运动，助赫辰在即娄叩尔激动其国人之心。谓其人曰：‘革命之后，则我国人共同重造一新世界。世间最可乐之事，未有甚于革命者也。”（《马藏》第一部第1卷，第483页）这本小册子是马君武（1881—1940）从英国学者托马斯·柯卡普（1844—1912）的《社会主义史》（1900年第2版，该书初版于1892年）一书中节译而来的。引文中的“赫辰”，即赫尔岑；“即娄叩尔”，就是赫尔岑当年在英国伦敦和他的亲密战友尼·普·奥格辽夫（1813—1877）主办的以揭露沙皇专制制度为主题的杂志《钟声》的音译（英文“钟”“钟声”为“clock”）。

如果《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发现的这一材料的确是赫尔岑被介绍到中国的最早材料的话，那么，今年也是赫尔岑被介绍到中国120周年。

二

除过马君武编译的《俄罗斯大风潮》以外，我们还发现，在1904年金一编译的《自由血》出版之前，国内其它书刊中亦有介绍赫尔岑的材料，赫尔岑的译名也不限于“赫辰”“赫尔惨”“赫尔詹”。

1903年3月（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日本学者有贺长雄（1860—1921）著、富士英（1880—1926）译《近世政治史》一书由作新社在上海出版发行，该书第二部《俄罗斯政治史》中有一段话：“此时有以国事犯而窜处于伦敦，名赫震者，刊一杂志，其名曰《警钟》，痛论俄国内地腐败情形。宫中之事，记之尤详，至其宣暴官污吏之行，更不少假借。其书虽为俄国官吏所禁止，而流布于俄国内地者，至少每号有数千部。帝又好读此书，以是俄之官吏，甚为恐怖。某号中详载宫中最有权力某大臣之非行，某大臣患之，使其友仿《警钟》之式，作一伪者而进之帝。其事为警钟之记者所侦知，亟以其真者进之帝。帝乃知其臣下，固无不好为蒙蔽者。”（《马藏》第一部第3卷，第70页）这里的“赫震”，即赫尔岑；《警钟》，即《钟声》杂志。这短短几行文字，生动地反映了《钟声》报在当时俄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其细节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01年10月，日本学者、政论家岛田三郎（1852—1923）著《世界之大问题——社会主义概评》出版。该书出版一年多后，在我国先后出现了三个中译本，即1903年3月通社翻译出版的《世界之大问题》、1903年8月作新社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概评》以及署名“金匮侯明杰广”的人翻译的《群义衡论》。三个译本都比较准确地译出了日文原著中关于俄国虚无党的渊源，译文中都提到了赫尔岑，但译名各不相同，分别是“歇路起痕”“海尔此爱”和“海增”。（见《马藏》第一部第6卷第66、208、351页）。需要说明的是《群义衡论》这一书名：当时日本人将西文“society”译作“社会”，而该译本则将“社会”译作“群”，于是“社会主义”便成了“群义”，这显然是受了《荀子》和严复的影响（《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译作《群学》），在当时是不无道理的。在严复和《群义衡论》的译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一词，更偏重于“社”，而“社”主要指土地之神，或者祭祀之所，因此，“社会”一词是无法准确译出西文“soci⁃ety”的含义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群义衡论》的原本目前存世极少，国家图书馆有微缩胶卷本，但胶卷本中又缺失有关出版信息的页码，我们是根据译者自序末所署的“光绪癸卯”，判断其出版时间为1903年的。

1903年6月5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出版的《大陆》报第7期“史传”栏中，有《俄罗斯虚无党三杰传》一文（无作者署名），其中提到赫尔岑时，译名为“海尔曾”。文章中的一段话简要介绍了赫尔岑的家世：“亚历山德·海尔曾，俄国莫斯寇人。生于一千八百十二年，适法皇拿破仑之远征军大火莫斯寇之时也。父亚克兰，家巨富，尝执拿破仑手翰，亲谒俄帝于圣彼德堡。纳妾曰海黎德伯，即海尔曾之生母也。”（《马藏》第二部第2卷，第305页）文中的“莫斯寇”和“圣彼德堡”，即今译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亚克兰”，即赫尔岑父亲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767—1846）。“海黎德伯”，即赫尔岑母亲亨利耶特·路易莎·哈格（1795—1851），是德国斯图加特一小官员之女。雅科夫列夫曾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服务，后长期在国外生活，哈格就是他在德国时认识的。在法国时，雅科夫列夫还结识了拿破仑政权中的一些显赫人物，其中就有1812年任被占领的莫斯科的总督莫蒂埃元帅。赫尔岑出生的1812年，拿破仑率50余万人的军队信心百倍地大举侵犯俄国，但不料大军到达莫斯科不久，即遭遇全城大火。关于这场持续了一周的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主流观点认为，这场大火实际上是当时的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元帅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困住拿破仑大军，使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失败。拿破仑在被大火困于莫斯科的几天里，曾多次派信使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传递“和平”建议，赫尔岑的父亲就充当过这种信使，他是由莫蒂埃元帅向拿破仑推荐的。贵族雅科夫列夫答应完成任务，条件是法军要确保他一家老小包括仆人的安全。事实上，雅科夫列夫后来并没有把拿破仑的信亲自呈送给沙皇，他只见到了沙皇的一个近臣，这封信是由这位近臣呈送给沙皇的。沙皇看到拿破仑的信后，当然没有答应拿破仑的“和平”建议。倒是在沙皇的庇护下，赫尔岑一家安全离开了大火中的莫斯科，被用马车顺利送到了他们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庄园中。后来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的一开始，就写了这件事。

梁启超所撰《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也早于金一的《自由血》，是在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1903年11月2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刊的“论说门·历史”栏中发表的。该文两次提到赫尔岑，译名是“耶尔贞”：“一八四八年，耶尔贞著一小说名曰《谁之罪》，发挥社会主义”，“一八六二年，耶尔贞创一日报，名曰《钟》，有号称中央革命委员者，传檄全国”。（《马藏》第二部第2卷，第484、487页）这里的《谁之罪》，是赫尔岑的著名小说，与今译名同。这部小说的创作始于1841年，在1846年完成前，前几章曾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过，1859年修订后，全书才在伦敦出版。小说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真实再现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生活，批判了专制农奴制。《钟》即《钟声》杂志。所谓“中央革命委员”，指活动于1861年底至1864年3月的俄国秘密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主要领导人。“土地与自由社”的主要目的，是准备发动俄国农民推翻农奴专制制度，平分土地。该团体的精神领袖，在国外是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在国内，则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其领导机构称中央俄罗斯人民委员会（1862年11月正式建立，设于圣彼得堡），与伦敦的《钟声》编辑部保持着密切联系。

三

如前所述，赫尔岑是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村社社会主义思想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时，基本上只有一个身份，即虚无主义的导师，而虚无主义在当时又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事实上，赫尔岑的思想中，几乎没有多少无政府主义的成分。他之所以被当做无政府主义的导师，除过与同样出身于贵族世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他的贵族血统要远“高贵”于赫尔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外，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末中国思想界的需要，那时，无政府主义正是先进分子反抗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利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赫尔岑的丰富思想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新中国建立前，巴金翻译的《家庭的戏剧》和楼适夷翻译的《谁之罪》就出版了。新中国建立后，赫尔岑哲学思想的代表作《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李原），1962年出版了修订译本，该修订译本在1981年又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被当作俄罗斯古典文学杰作的《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1852年至1869年间断断续续写成的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从1936年起，巴金就开始翻译这部巨著（1940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家庭的戏剧》即该书第五卷中的一部分）。1979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一）》（原书前两卷），但到了80年代后期，巴老遗憾地宣布：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翻译下去了”。在巴老后期翻译《往事与随想》的过程中，北大俄语系教授臧仲伦（1931—2014）与他建立了联系，巴老没有完成的事情，是由臧仲伦先生完成的，2009年3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随想》全译本，译者署名是“巴金、臧仲伦”。在此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5月出版了福建师大教授项星耀（1924—1997）的全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