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短篇小说是一种最易入门、最易掌握的文体；同时也是一种不断生长、要求“严苛”的文体。它要与时代、社会与时并进，敏锐、及时地把现实生活转化成表现对象；它要适应内容与思想的需要，在创作方法以及艺术形式上实现变革，成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形式”。当下的短篇小说，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整体性提高，但在如何表现世俗生活，怎样揭示社会矛盾，加强人物形象的塑造，推进艺术形式的变革等方面，有着诸多亟待破解的问题。

关键词：短篇小说 文体“生长” 严苛规则

当下短篇小说的态势，可用“平稳发展，难有突进”来概括。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以看到一些优秀之作的探索、进步，每年都会有多篇出色作品涌现。这已成为近一二十年来的常态。但从外在的整体、宏观上观察，短篇小说面对剧烈而复杂的时代生活，还不能自觉、有力地去把握和表现，进而成为现实的引导、促进力量。从内在的文学文体观照，短篇小说还不能摆脱既有思想观念、表现模式的束缚，在继承和发展中开辟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表现方法和形式来。

短篇小说是一种生长的、“严苛”的艺术文体。所谓“生长”，就是说它要同时代、社会与时并进，能够敏锐地、及时地容纳当下现实，转化成艺术表现对象。所谓“严苛”，就是说它有自身的许多苛刻要求，譬如篇幅、结构、叙事，要符合基本规律，同时又要在有限的空间显示出作家的艺术个性来。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说：“它不只是创造总体的真正客观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条件，而且也由于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世界的状况基本一致，就把这种总体即小说提升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这里揭示了小说与世界内在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小说所以能成为“时代形式”的深层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短篇小说称为长篇小说宏大形式的“尖兵”和“后卫”。

笔者每年阅读几百个短篇小说，坦率说大多数是平平之作，而正是这些作品暴露了当下创作的问题、缺陷。而一小部分作品可称优秀之作，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它们又代表了当下创作的探索、发展。2021年的短篇小说，笔者以为房伟《凤凰于飞》、曹军庆《木头镇的表演》、潘向黎《旧情》、田耳《福地》、成难《阡陌》、残雪《石头村》、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冯骥才《我是杰森》、钟求是《父亲的长河》、哲贵《归途》等，均是富有个性和探索性的作品，笔者的述评就从这些作品切入。

世俗烟火与精神求索

三十余年市场经济的推进、发展，中国社会进入深度“世俗化”时代。正如李庆宗指出的：“现代化乃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世俗化的进程总是以人的欲望的张扬为其特征。以现代化为特征的现代性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二是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三是自由的丧失。‘全球问题’和‘人的物化’（或者说‘异化’）与现代化进程存在着本然联系。然而，处于前现代化阶段的中国毕竟不能回避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批判地审视现代性成为时代的必然。”马克思认为，人的物化乃是现代性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世俗化推动了物质文明的昌盛，人的民主意识的生长，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自然毋庸怀疑。但世俗化带来的问题乃至危机，比“革命化”所带来的问题、危机，似乎更要复杂、严峻。特别是在情感、思想、精神领域，更是如此。崇尚物质、金钱、名利，忽视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伦理道德崩溃，人的精神世界失衡，人的主体性沦陷，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严重疾病。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表现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真实情状，写出人在世俗化中的困扰、抵抗，精神上的求索、重建，是不可推卸的一项使命。但现在不少短篇小说，只见满纸的世俗烟火，人在现世中的盲目沉沦，难见人的精神求索、作家的世事洞明，是当下令人忧虑的文学现象。

从2021年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优秀之作，对世俗化社会作出了深入的表现。他们一方面写出了世俗化对人的侵蚀，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人在世俗中的寻找、突围。潘向黎是一位颇有实力的短篇小说作家，后转向散文创作，近年又回到了短篇小说。新作《旧情》，写上海“大龄女”齐元元，面对母亲罹患不治之症，以及临终前的“逼婚”，开始认识、反思一个女性应该承担的社会、家庭责任，重新回想、思考她与大学同学杜佳晋的爱情。深切意识到：人的一生必须肩负起许多重担来，譬如对父母的尽孝与责任；意识到爱情不等于理想，她与大学同学平常而不浪漫的爱情，同样是一种实在而可靠的爱情。经历数十年社会变迁和人生风雨，齐元元又回到了踏实的人生与爱情中。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一种清醒的超越。钟求是同样是一位有探索精神的作家，短篇近作《父亲的长河》，写的是“我”与父亲的故事。“我”是一个地产景观设计公司的老板，忙得脚不沾地。父亲年近七旬，患老年痴呆症，需儿女照护。父亲完全忘记了大半生的人事，只依稀记得儿时上的小学和后来当船员的零星情景。“我”推掉所有的工作与应酬，全职陪护父亲，带他重返故乡小学，重回当年的码头。作品中，父亲在寻找童年记忆、青春岁月，“我”在探寻父亲的精神源头，体验作为人子的孝道。作品同样是跳出现世，寻找人的精神支撑、情感家园。马金莲的《落花胡同》，则描述了一个偏远县份的小学同学群，在这虚拟的微信世界里，人也分三六九等，也有嫌贫爱富。县城当环卫工的马小花最终发现，阔太太咸兰兰住在县城老城区，过着底层人的艰苦生活。但她们都编造说在京城生活。一个小小的微信群窗口，折射出的是艰难时世、芸芸众生的卑微生活，也折射出人的世俗欲望、人生梦想。在两位女主角的谎言里，既有人的自尊自爱，也有人的自欺欺人。作家描写这些同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关切、同情中，也不乏讽刺、批判。付秀莹的《蜗牛》，写的则是京城白领阶层的日常生活。小说女主人公小瓦为视角人物，在居家办公的疫情背景下，写了她对家庭、对丈夫、对儿子、对自己的遐想与沉思；对疫情、对世事、对人生的观照与反思。如果说丈夫的性格代表了一种儒家精神的话，那么她的性格中则积淀了一种道家精神。作家意在从哲学的角度，观察、比较、反观人生和命运。

近年来学院派小说可谓风生水起，这是新时期文学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大学教授房伟的教授系列短篇小说，写出了“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在世俗社会中的“沦陷与抵抗”。《凤凰于飞》描写了一位著名教授费有渔的家庭生活和人生遭际。他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志趣高雅。但这样一位才子教授，面对世俗社会，面对功利婚姻，面对女弟子的“围捕”，他却混混沌沌，软弱无力，最后落得提前退休，只能在寺院一间小禅房里度过残生。世俗社会的名利、美色、钱财在诱惑他，最后又击败他。《健身兽》讲述中年教授高伟博，他的教学、科研，患病、健身，以及落入美女教练的“圈套”经历。聪明博学的教授，却败在美女教练的“游戏”中，世俗的诱惑一瞬间就击溃了教授的半生道行。他只能自认倒霉，在同行的冷讽热嘲中，回到固有的生活轨道上。房伟的小说，不留情面地揭示了世俗化社会，对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侵蚀、“异化”，知识分子内在的虚弱、丑陋、堕落。他期望通过自己的揭露、讽刺、批判，唤醒知识分子的初心、人格、尊严，重建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厦。

回归自然、探幽历史，重新寻找、建构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精神信念，是当前一些短篇小说新的思想取向。既然现实充满了浓重的人间烟火，那么在自然、历史中，打捞有价值的精神碎片，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成难是一位有个性、有潜力的青年作家，近年创作渐入佳境。她的短篇小说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能引起文坛的关注、读者的青睐。《去梨花村》写的是人到中年的“我”，坐火车从南方到北方，在大草原上寻找儿时通过信的“最好的朋友”，以及想象中的梨花村。是一篇寻找童年、友情、大自然的诗篇。《草原骑手》写的是草原小牧民嘉措，把老牦牛当朋友，最终成为草原骑手的故事。《阡陌》写的是昔日苏北平原乡村的农耕景象，父亲的劳作、与黑牛的关系、对土地的感情，对外面世界、对马戏团演出的向往。写出了农业文明社会，人与土地、牲畜、劳动的命运相依，以及人对更广大的世界的憧憬。父亲的形象既写实、又写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型人物。让人不由联想到罗中立画笔下的那位父亲。成难穿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却神游物外，在自然、历史中寻找着别一种人生。这不是对世俗的逃避，而是对精神的寻觅、重造。此外，阿宁《县城里的韩小强》，写“文革”时期一位副食品商店售货员冯玉华，对“革命样板戏”《海港》中的男演员韩小强的追踪、痴迷；裘山山《路遇见路》，写退休工人丁永建驱车西安到本该就读的西安炮校去瞻仰。都表现了这些普通人物，冲破世俗的困扰，对自己的真爱、青春、理想的寻找。

2021年的短篇小说，有多篇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书的故事”。南翔的《伯爵猫》，写深圳一家叫伯爵猫的小书店，在城市拆迁、资金拮据的情状下，关闭之前举办最后一次读书分享会，多位读者谈到书店的温暖往事，谈到书籍对他们润物无声的滋养，令人动容。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一架子数百本作家签名书，连接了两位青年男女的一场默默恋爱，最后辗转在家庭、学校以及大人、孩子的手中。书籍成为情感的纽带，成为精神的家园，成为地上的天空。书是人类文明文化的结晶，是人们精神建构的源泉，是抵御现代社会“异化”的良方。我们期待更多的作家，讲述“书的故事”。

揭示社会与文学担当

中国文学始终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五四”时期，鲁迅以他“深切”“特别”的短篇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长远传统。他所说的“为社会”“改良社会”、“为人生”“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国民性”等，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奉行的主旨。现当代短篇小说，正是秉承了这一宝贵传统，才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文学文体。莫言被称为继承鲁迅精神的代表性作家，他说：“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这番话引起了讨论乃至争议，确如作家说的是一种“偏见”，但它也道出了现实主义的某种真谛。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就是要努力揭示社会人生中的重要问题和矛盾冲突，起到引导、提升民众思想和精神，参与并推进社会变革、前行的独特作用。

但是，近一二十年来，文学揭示现实的基本功能，正在渐渐弱化、流失。笔者从每年数百个短篇小说中，很难发现那些勇敢揭示社会重要问题与矛盾冲突的力作精品。有些作品触及到了，却并不深入、精准。2021年的短篇小说同样如此。第代着冬的《逢场作戏》，从正面表现乡村社会现实，是一篇有分量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叫牛岍铺的古老农村，选举村委会的曲折故事。乡村政权的选举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命运，自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与重要事务。养羊专业户吕朝松与好说空话的庄之旦，二人竞选。前者因带领村民养羊致富而当选，后者败选后却伙同不法分子在破庙里开办了骨灰存放处、以图谋利。其间竞选一波三折，二人使出了浑身解数。小说表现了农村政权选举的复杂性，农民的功利心理、盲目行动，投机分子的钻营捣乱。生活气息浓郁，颇具喜剧色彩。但正是这种喜剧性描述，又掩盖、局限了民主选举的严肃性、深度性。反腐败斗争是社会现实中的重要矛盾冲突。杨少衡是一位反腐小说的出色作家，长中短篇小说皆擅。他不仅能艺术地表现出反腐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同时能真实地反映出正面和进步力量的潜在性、强大性。《裹脚布》写某市围绕有关“裹脚布”的议论，展开的市委副秘书长“我”与市委书记梁茂华之间的微妙冲突，深刻地表现了高层官员腐败造成的干部之间的裂痕、猜忌、矛盾。表现了反腐败斗争的无处不在与任重道远。作品取材巧妙、结构精致，可读性很强。徐则臣的《船越走越慢》《丁字路口》，写的是运河芦苇荡中警察抓捕赌博的斗争，小镇派出所干警处理民事纠纷的事件，这些均属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事情或许不大，但关乎政府、民生，影响不小。两篇作品的长处不在深刻、有力，而在真实、鲜活，富有民间性、传奇性、地域性。

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的发展，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阶层，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贫富阶层的分化、矛盾、斗争。阶级斗争从理论上说消失了，但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却普遍存在。有些作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阶层矛盾，用短篇小说文体作出了反映。杨遥的《太阳偏西》，写几个中学生打篮球，篮球打碎了富人高级轿车上的倒车镜，竟引发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责、赔偿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地方豪绅“武财神”的威霸一方和他的糜烂生活，罗鹏飞等几个中学生对过失的恐慌不安和诚实品格，各种人物包括学校领导、教师、学生以及村民，在资本、富商面前的卑躬屈膝。小说写得节制、含蓄，现实主义锋芒深藏其中。曹军庆的《木头镇的表演》，写发达起来的木头镇有两家紧邻的豪华别墅区，相互之间常常为广告牌的多与少，舆论上的褒与贬，较真和竞争。两家的年轻保安互不服气，动嘴动手，引来围观。原来两家背后只有一个老板，他是为了争夺客户、为了抬高房价，故意制造出一幕一幕的双簧戏来。苦了的是那些蒙在鼓里的年轻保安，他们因此而受伤、开除，甚至远走他乡。奸商的丑恶伎俩，穷人的可悲愚弄，在荒唐的事件中得到了入骨的凸显。

现实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和矛盾冲突，既反映在有形的社会现象与行为中，也体现在无形的人们的思想精神中。人们思想精神的态势与变动，一方面是现实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社会变革的源头。田耳的《福地》是一篇难得的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围绕着“我”家在县城的独门独院，以及在城边购买的半亩“福地”——即坟地，展开了两代人思想和行为上的矛盾冲突。“我爸”特别是“我妈”，固守着几代同堂、和睦兴家，以及安土重迁、重生厚葬的思想观念，而“我”和妻子信奉现代人的自由漂泊、处处是家的人生观念。最终导致妻子悲伤离婚，“我”的远走他乡打工。老一代人的梦想彻底破灭。最后当父母亲来到“我”生活、工作的城市，他们又悄悄留心着城郊有没有可买的“福地”。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细胞和基石的，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家庭被渐渐淡化、缩小、解构，在中国几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上，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这种思想精神的矛盾、变迁，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将发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这是一个具有长久性、深层性的社会、文化问题，田耳洞察到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成功的表现。

普通民众情感、思想上的矛盾、变化，在2021年的短篇小说中，也得到了真实、艺术的表现。邓一光《带你们去看灯光秀》，写两对夫妇人生中的“逆行”，在深圳打拼多年的夫妇要回故乡洛阳去，而固守故乡大半辈子的夫妇要到深圳去。人生命运跌宕背后是他们迥然不同的精神历程。陈昌平的《雪户型》，写两位昔日同学的纯真爱情与互相砥砺，三十多年后男人成为卓有成就的富商，而女人在乡村的贫困中死去。男人想补偿女人、收留女人的儿子，都难以办到了。贫富两个阶层在情感、思想上，已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张秀枫的《椅子》，写“文革”时期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造成的仇隙、心结，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难以化解，在师生聚会中借一把椅子迸发出来。周瑄璞的《那人》，则从正面表现了一位农民工在为女主人粉刷屋子中产生的纯真爱意，但“发乎情止乎礼义”，真诚的情谊使他变得充实、快乐、文明。王大进的《胖子和瘦子》，写一个豪华酒店里的两位边缘人物，手艺高超的厨师和盥洗室的勤杂工，他们既相互帮助又勾心斗角，折射出某些民族劣根性的踪影。敏锐地捕捉民众心理精神的矛盾、演变，是短篇小说的一个优势，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洞察现实的深层脉动，揭示社会的本质规律，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担当，每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积极关注现实，勇于发现问题，努力表现那些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民生的、人性的、人心的深层和重要问题，使文学真正强大起来，发挥文学的多种功能与作用。

故事叙述与人物塑造

当下短篇小说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在人物塑造。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生活淹没人物，故事取代人物，叙述遮蔽人物，已成为普遍现象。关于人物与生活、故事的关系，历来有很多经典论述，而六十余年前钱谷融先生的论述，依然是权威的，迄今烁烁生辉。他说：“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中间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 、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生活、现实的本质关系，阐明了文学创作必须以人为中心，用人带动生活，显示生活、现实的创作观念。尽管现代人文科学校正了人与现实、世界的理论，摒弃了人的至高无上、绝对主宰世界的观念，但人的主体性思想理论并没有动摇。现代短篇小说严苛的艺术规则之一，就是要求在极有限的时空中，努力写出人物来，生活、事件、叙事要围绕人物展开。

短篇小说强调写出人物形象，但并不苛求只写那种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人物，乃至个性与共性高度融合的典型人物。意象型、类型型、象征型、现代型等人物，同样可以写得很成功。短篇小说更期待写出那种面目一新、戛戛独造的人物形象。在2021年的短篇小说中，就看到一位这样的形象。张者《归途》中的叶一杰，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著名的企业家家庭里。父亲性格强悍、雄心勃勃，是驰名品牌服装公司的大老板。母亲个性低调、务实，从百货公司售货员而成为服装加工厂女老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见多识广、自由生长。他喜欢打扮自己，尤爱奇装异服，热衷田径长跑，倾心越剧戏剧。后来又爱上造型摄影、迷恋服装设计，如愿签证美国，就读设计学院，异想从事音乐，爱上华裔法国姑娘。他的前途无限广阔，但最终却决心回到中国。这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形象，是富商家庭哺育出来的富二代。他偏执、多变、任性，他聪慧、爱美、进取，既有纨绔子弟的浮躁、奢靡，又有开拓者二代的洒脱、抱负。他的性格、精神中，有一种当下时代的开放性、世界性特征。尽管他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形象，但身上确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素质和精神。宋尾的《熏鱼》，意在写出一个独特的城市文化人——曾乙的悲剧形象。他出身城市文化家庭，长得英俊儒雅，热爱文学与美食，且多才多艺。但他的命运却一路坎坷，从创办网吧到报刊社当编辑、到出版社搞发行，干一行倒一行，不惑之年自杀而亡。既往小说中大多写农村人的进城、奋斗，成功或失败，而对城市文化人却关注不够、描写不多。曾乙这一人物，无疑是作家的一个发现、创造。但由于作品过多纠缠在人物的经历、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故事淹没了人物，叙述偏离了人物，使这个有价值的人物形象，难以坚实而生动地站立起来。

努力写出人物的历史背景，抓住人物性格转变、迸发的一瞬间，突显人物的个性精神，是短篇小说塑造人物的一种独特方法。一些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都偏爱这种方法。铁凝的《信使》，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背景上，刻画了二位大学“闺密”陆婧与李花开的形象，还有李花开丈夫起子的形象。中心事件是起子妄图利用传递爱情信件的机会，达到个人调动工作的目的。路婧是一个城市女子，但她决然地爱上有家室又是父亲同学的部队文工团领导肖恩。显出一种纯情、执拗的性格。当她面对起子无耻的要挟，她悲痛无助中，提起一壶水倒入燃烧的炉膛，表现出一种刚烈的抗争精神和不容玷污的人格。李花开虽然生在农村，但同样是单纯刚强的，她得知丈夫是个无耻小人时，以跳房自杀的方式迫使丈夫离婚。泼水反抗、跳房自杀，两个年轻女子的纯真、刚强性格迸发出耀眼的光辉。但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两个“闺密”的关系以及她们的人生命运。与铁凝一样，同是“50后”作家的唐颖，擅长塑造上世纪成长在80年代的女性形象。如《咖喱妹妹》中的咖喱妹妹，本是一个内科医生，但思想开放，在穿衣打扮上独领新潮，在爱情上追求自由，在出国热潮中，借婚爱条件移民美国，但在婚姻与工作上却遭受了一连串挫折；如《树在树中老去》里的小莓，本有画画的天分，向往美国的自由、先进，嫁给美国开餐馆的先生，却落入了另一种不自由。两位女性形象，都表现了80年代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女性的开放、叛逆性格，以及对美国的天真想象和在现实中的屡屡碰壁。这两位作家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写的又是她们熟悉的人物，因此人物就显得逼真、结实而丰满。

捕捉历史风云中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发掘他们身上那种恒定不变的性格精神特征，也是当下一些短篇小说的选材之道。斯继东的《传灯》，以孙子“我”为叙述人物，刻画了一位绍兴城书法家徐生翁的形象。祖父出身贫寒，自学成才，不谙世俗，潜心书法，效法自然，晚年变法，终成书法大家。他的坚守艺术，贫贱不移，孤高自赏的性格与人格，是老一代文人身上最可宝贵的品格。凡一平的《督战》，刻画了一位战争年代中独特的督战队员“顶牛爷”的形象。在国军与日军的战斗中，他严厉执法，监督部队同日军作战。在国军与解放军的战斗中，他深知这是“兄弟相残”，悲痛放走逃兵，主动到长官那里认罪。他胆大、正直、坚定，有情义、敢担当、有头脑，凸显了一个军人典型的性格和精神。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描述“文革”时期，发生在新疆大山深处某个矿山工地的一个动人故事，塑造了一位小学校胡老师的形象。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却被打成“右派”发配边疆劳改，但他安于困境，教书育人，用他渊博、灵活的知识给孩子们传道授业，说服矿领导给学校移植来一棵胡杨树，让孩子们看到了绿色，拥有了阴凉。最后却死在开矿的飞石下。这是一个意象型人物，他的乐观、坚韧、童心、爱心，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品格。

聚焦特殊环境，彰显人物性格，也是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得力方法。朱山坡在塑造人物上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子。《永别了，玛尼娜》用对比的手法，刻画了两位性格鲜明的人物。“我”被派到卢旺达做援非医生，玛尼娜是当地的黑人护士。“我”的懦弱、中庸、瞻前顾后，与玛尼娜的纯真、爽快、野性、多情，形成强烈对比。《萨赫勒荒原》同样写的是中国医疗队援非的故事，在贫穷、疾病、蛮荒的特殊环境中，青年司机萨哈的忠于职守、舍子为人、乐观坚定；萨哈老母亲对中国医生的感恩戴德、视为亲人、拳拳母爱，都表现得感人肺腑。也许置身逆境、绝境的人们，才能激发出如此动人的真善美人情、人性吧？在这些人物身上，蕴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洞悉、反思。

传统写法与艺术变革

短篇小说所表现的内容与思想的诸多变化，必然会带来创作方法和形式的不断变革。但传统的写法特别是那种僵化的现实主义写法，会形成一种惯性、模式，制约、阻碍作家的创作以及批评家的批评，导致小说探索与创新的乏力。而短篇小说文体，格外重视的就是内容驱动下的形式变革。没有探索、变革，短篇小说就丧失了生机和生命，更难以引导、带动中篇、长篇小说的创新和发展。尽管当下的短篇小说在艺术革新上，处于一个低潮期，但局部的、潜在的开拓、新变，还是不时可以看到。这种态势在2021年的短篇小说中，似乎表现得更活跃一些。

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的文学历史，是一段面向世界、取法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现代表现方法与艺术形式已融入中国小说的发展中，成为许多作家创作中的“利器”。残雪被称为“最反传统、最现代派的中国女作家”，近四十年矢志不移，坚守现代派创作，每年都有数篇精湛的短篇小说。新作《石头村》，描述“我”和妹妹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在这个叫石头村的村子里，石头比土地多，而且在不断生长。村里无土地可种，爹爹哥哥以及很多男人外出打工。石头不仅蚕食了土地，甚至倾斜了房屋，乃至生长在“我”和妹妹的头颅里。人在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人被“自然化”。但渐渐“我”和妹妹发现，石头下面有石洞，石洞里面有房子。石头地也可长蔬菜、种庄稼。于是人们打消逃亡的念头，爹爹哥哥也回到村里来谋生。自然可以为人所用，自然被“人化”。奇异的想象、荒诞的情节，蕴含的却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主题，人可以“自然化”，自然也可以“人化”。“70后”作家李浩，也在不断地开拓着现代派小说之路。《木船与河流》写了一个家族二代人与一条木船的故事。这是一个只有一条小河流的小村子，但曾爷爷却突发奇想动用全部积蓄造了一条大木船。这一行为是极其荒诞的。此后数十年的战乱、灾荒，几个儿子乃至全家，既为木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又因木船救了全村乡民。一条木船象征了农民的想象、理想，承载了历史的变幻、兴衰。作家把史实、传说、虚构，熔铸成一种凝重、斑驳、诗意的叙事艺术。荒诞方法与手法，成为许多作家熟能生巧的表现手段。譬如范小青的《峰回路转到天明》，写警察深夜上门查询，对象弄错，被查者却将错就错，查询的是护士偷婴，事实却是巧妙救人。写出了现实的复杂、真假的难辨。

浪漫主义思潮近年来渐渐兴起，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创作中。浪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和技巧，同时也使一种创作思潮和流派。新时期文学以来始终不绝如缕，但直到近年来才渐成气候。如前所述的表现世俗生活的小说，有很多就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足，现实社会的趋向稳定，人们终于可以从“立足大地”，转向“仰望星空”了。在2021年的短篇小说中，有多篇现实主义作品，自如地借鉴了浪漫主义手法。而有部分作品，则属于纯粹的浪漫主义类型。最有代表性的是邱华栋的《冰岛的尽头》，书写了一个哀伤、悲情、浪漫的爱情故事。一对年轻的大学教授夫妇，双双在瑞典某大学访学进修。他们感情深笃，事业有成，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孩子。但妻子却忽然患上凶险的胰腺癌病症。高雅的妻子不愿让自己死在亲爱的丈夫面前，不辞而别远走天涯。丈夫“上天入地”，一路追寻。从斯德哥尔摩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到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横跨北欧，终于在冰岛尽头的火山、冰川地带找到了妻子。他要陪着妻子，在最干净、最边远的大海中死去。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作家强化、夸张了现实中发生的故事。但正是这样浪漫的故事，表现了爱情的忠贞，生命的尊严，它是符合人们的想象、理想的。王彤羽的《罪雨》，在深山、荒村、细雨、客店的乡村风景中，隐含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爱情惨剧。六年前，一个前来住店的女客人，爱上男店主，竟把女店主莉儿悄悄推下山崖，企图取而代之。现在失去记忆的女子植俐，再次寻访到这里。那坐在轮椅上的女店主，究竟是值俐还是莉儿，竟真假难认。小说触及到了记忆、真相、阴谋、爱情、忏悔等多重主题，弥漫着浪漫主义情调。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小说，有一种来自大草原天然的浪漫主义特质。《放生马》中那匹“云青马”，早已被贪财的父亲借放生之机卖掉了，但在年老糊涂的祖父心里、眼里，云青马还活蹦乱跳地活着，而孙子“我”就是马的再生，“我”每天作着喂马、养马的活儿，让爷爷有了活着的寄托。最后孙子背着爷爷，像两匹骏马，驰向呼伦贝尔草原。小说在美丽的风景、神话般的故事中，蕴含着对人与马、人与草原的感悟与思索。

中国小说要有民族内涵与民族形式，把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与形式转化成现代小说表现艺术，是近年来作家和批评家们共同思考的课题，努力的方向。尽管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但不少作家已迈开了探索的步子。山东作家王方晨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凤栖梧》写齐鲁土地上的老实街，两位世外高人：卖馍馍的苗凤三，开裁缝铺的鹿邑夫，他们是怀有武功绝技的师兄弟，但在新社会只能靠小本生意为生。小说写了他们的不同性格、命运，写了他们在新时代拆迁中的“失踪”。《育珠记》写乡村社会从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历史沧桑，孤儿蚕豆在传统文化下的成长、挫折。两篇小说都写出了齐鲁土地上的民情风俗、地域文化，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话本、传奇以及笔记小说的形式与叙事，情节鲜活、巧妙，人物逼真、传神，语言凝练、醇厚，是当下短篇小说的可贵收获。

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倡导现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并非新生的创作方法，它早已有之，并被许多作家所运用，只是文论界还没有做系统的理论研究。2021年冯骥才的《我是杰森》，就创造性地运用了现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小说以“我”为主人公，讲述了“我”的一次惨痛、传奇经历。情节的主线是“失忆”“回国”“再出国”。“我”在法国遭遇车祸，面容被毁，记忆丧失。当“我”以新的面孔、名字，回到上海、天津寻找故乡、母语、家庭时，故乡天津却不再接纳“我”。“我”只好以法国人的身份重回法国，但在一次暴雨中却突然记忆“复活”。这是一个奇特的现实主义故事，情节、人物、主题等完全可以作现实主义的解读。但又是一个现代主义活剧，情节的荒诞、人物的奇遇，主题的多义，可以作出种种形而上的阐释。小说揭示了人与记忆、与故乡、与文化、与母语的密切关系。昭示了人的肉体、灵魂、存在、精神、意志等生命本体的神奇与坚韧。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百花争艳”，竞争融合，文学才会有蓬勃发展的未来。

（原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