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稿酬难涨之困，如何破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提交了“建议提高基本稿酬标准 激发作家更多创作动力”的提案，此事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后引起广泛热议，一时间，“好建议”“低稿酬几乎消灭了自由撰稿人这个行业”“涨稿酬太难了”等声音层出不穷，刷屏朋友圈。
稿酬，为何难涨？我国文学期刊现行稿酬标准是否均衡？稿酬之困该如何破局？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展开调查，多位知名文学期刊主编有共同的指向，目前稿费难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学热不再，二是杂志成本高。要改变这一现状，转变文学期刊的经营模式，提升期刊发行量，都已势在必行。
稿酬标准提升，作家收入却难增长
阎晶明在提案里指出，1958年，我国第一次明确了稿酬标准：每千字4-15元；随后，稿酬标准在1980年、1984年、1990年和1999年进行了四次提升，原创作品的稿酬标准达到每千字30-100元。此后直至2014年，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基本稿酬标准才再次提升，原创作品为千字80-300元。这一规定至今适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最新调查中发现，不少文学期刊的确在执行每千字300元左右的稿酬标准，不过，也有一些文学期刊的稿酬在提升。
《四川文学》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表示，约5年前，不少文学期刊的稿酬开始上涨，“涨幅标准比以前至少提高了2倍以上。其实很多全国文学刊物早就突破了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以《四川文学》为例，目前其稿酬“平均数为千字200-300元，高的还不止这个数。”
《十月》杂志副主编宗永平说，目前《十月》稿酬的平均数约千字600-700元，高则800元及以上，“大概10年前，我们涨成千字500元左右；五六年前，涨成千字600-700元。如果别人的稿酬高，我们稿酬低，稿子的质量就会有影响。”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则说，“我们的稿酬在文学期刊中是比较高的，目前低的千字五六百元，高的800-1000元，最高千字千元。比我们高的也有，比如某个作家可能会千字1200-1300元左右。上海市委宣传部非常支持。现在宣传部每年拨给我们稿酬补贴和印刷补贴，以稿酬补贴为主。”
程永新回忆，“上海是最早提高稿酬的，后来全国才开始仿效。”他坦言2014年前，《收获》每千字稿酬不足100元，“2014年第一次涨，涨到千字300-500元；2016年左右第二次涨，涨到千字500-1000元。”
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报道，《花城》2016年提高稿酬后，最高可达千字800-1000元。《诗刊》部分重点栏目每行稿酬提至20元。2017年2月7日，《人民文学》宣布当年优秀稿件稿酬涨至千字800元，其他稿件稿酬平均在千字500元左右……然而，让不少作家困扰的是，稿酬标准提升了，其收入却未必随之增长。
据媒体报道，1958年国企职工月均工资是45元。按这一标准换算，如果一个作家拿千字15元的稿酬，发表3000字的文章就能赚到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而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平均薪酬达9739元/月，工资较1958年翻了216倍，而基本稿酬标准最高值却仅仅提升了20倍。这些年来，物价水平不断提高，而稿酬标准却始终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现行的稿酬标准存在不均衡
阎晶明表示，“有的刊物可能在稿酬方面不太平衡，比如名家、头条的稿酬略高，大量的稿件稿酬相对很低。”
“要到名家的稿子，本身就很难，当然价钱就要高一点，这是很自然的市场规律。”罗伟章坦言，“当然也不会高很多。而且名家的稿子，如果本身质量不是很好，我们也不会给很高；普通作者的稿子写得好，我们的稿酬也会偏高一些。”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杂志副主编则说，“一般是阶梯安排。质量特别好、又特别重磅的名家，会高一点。而且各个栏目不一样，小说、散文、诗歌的稿酬都有区别。我们平均千字600-700元。”她称，“我们其实也想上涨，因为如果同类期刊稿酬都在涨，我们没有涨，发展就会比较艰难，这是杂志间相互竞争的问题。”但涨稿酬，并不容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类文学活动取消，客观上影响了刊物的发行。
也有一些文学期刊主编在受访时表示，对于名家和普通作者的稿酬，并未予以明显的区别对待。宗永平就表示，“《十月》包容性比较大，名家和新人的区别不是那么大，主要看稿子的质量，质量好就给得高。好多名家的作品，有时也会退。”
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创刊最早的专业诗歌刊物，《星星》诗刊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成长。很多诗人愿意将自己的诗歌发表在《星星》诗刊上，除了它的全国影响力外，还有它一视同仁的稿酬标准。《星星》诗刊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龚学敏说，无论是成熟的诗人亦或青年诗人，只要发表在《星星》诗刊，均以千字300元(即每行诗30元)的顶格稿酬发放，有的刊物名家、头条的稿酬略高，大量的稿件稿酬相对很低。这一点，在我们这里不会出现，因为达到《星星》标准的诗歌，就值这个钱。我们没有亏待名家，也没有薄待新人。"
对于“提高基本稿酬标准”的建议，龚学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稿酬应该涨，尤其是要给诗歌涨。”在他看来，某些综合性文学刊物中，对于头条小说的稿酬会给得相当高，千字千元的情况都有，而诗歌的稿酬偏低。他举例道，“按照20行一首小诗计算，一个成熟的诗人，一年写一千行诗，也就是需要创作50首小诗，这对一个诗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但稿酬仅3万元。这就相当于一个成熟作家一个中篇小说的稿酬，我认为这绝对不可能画等号，但事实上，在稿酬上，画了等号。”
龚学敏说，“与作家的小说相比，现在我们几乎看不到文学圈里都在追着某位诗人诗集的现象。实际上这是对诗歌的不信任，觉得没有好诗。”他解释道，好的诗歌依然存在，但就算是成熟的诗人，一年创作出的好诗歌也不会太多。
“我们这几年是硬撑着给千字300元的稿酬。”龚学敏说，国家财政虽然给《星星》诗刊有部分拨款，但依然有很大的缺口。他们只能通过扩大发行等办法去找钱，用于弥补稿酬、印刷费、人力资源等经费的不足。“我有信心，就算是稿酬真的涨了，我们可能还是会想到办法。”
稿酬之困，又该如何破局？
言及稿酬偏低的原因，阎晶明说，当前，绝大多数文学刊物生存压力大，稿酬方面多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尽管各大文学期刊近些年多在持续上涨稿费，但是不少作家、诗人仍然感觉较低。为何不能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呢？
龚学敏认为，稿酬难涨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大多期刊的涨价都可以转嫁给消费者，而目前大众几乎是不消费纯文学的，这样的话，谁来买单？”
“稿酬低，根本原因是现在整个文学行当已经不是最热的时候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热，所以发行量不是那么大，当年有几十万、上百万，现在没这么高，所以稿酬要靠政府划拨或别的资金来支持。”宗永平说，文学杂志或面临三方面的资金压力：一是从业者的工资；二是印纸成本；三是稿酬。“目前，《十月》每期的发行量约5万多本，在国内文学原创期刊中，算很高的，但还远远不够，出版印刷、稿酬、人员工资，都是我们的成本。”
宗永平回忆，“《十月》比较特殊，属于北京出版集团，是企业化管理，所以主要是集团对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也需要北京市的宣传部等给我们一些资金，否则是很重的负担。过去十几年，主要是北京市宣传部给我们一部分资金支持。”他解释，“现在主流期刊的稿酬都到了千字800至千元左右，一年下来，稿酬特别高。这靠杂志来承担压力很大，所以非常需要资金支持。”
“稿酬与省里给刊物的拨款有关。有的省里拨得多一些，稿酬自然就会高一点。”罗伟章坦言，杂志几乎无法依靠销售来盈利，“因为纸张很贵，印出来后要邮寄，读者、作者都寄快递。寄快递，一本就要好几块钱。否则读者收不到，就有意见了。卖书是卖不到钱的，有时还要亏损。”
“我们也非常希望增加稿酬。”《山花》杂志主编李寂荡说，“因为创作不容易，但稿酬的多少取决于杂志社的资金，所以有些杂志不是不想提高稿酬，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和众多文学杂志不同，《山花》杂志并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资金，而是采取了和企业合作的经营模式。李寂荡说，“《山花》是‘混合型’的。国家财政有一定拨款，贵州省委宣传部有扶持资金，同时我们和贵州几个大型企业合作了多年。”
此外，《山花》一度与某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实行双稿酬模式，“《山花》付一笔，企业付一笔。”在李寂荡看来，此举增加了企业的美誉度，展示了企业对社会责任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与此同时，《山花》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学增刊，“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在全国的文学期刊中，我们是唯一这么做的。有利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
《山花》的模式，可否全国推广？对此，李寂荡认为需因地制宜。
宗永平说，目前，政府资金支持不可或缺，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契合更多受众的阅读习惯，或为提升发行量的重要原因。
罗伟章则表示，“文学不是一个纯粹应该推向市场的东西，跟其他盈利的东西不一样，它对社会、对文化建设有着长远的影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公益事业，像教育一样，确实需要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