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桥上的风景：西元近期小说论
在当下中国军旅文学的整体图景中，西元是一个备受瞩目又颇具个性的独特存在。批评界常常将西元的创作放置在军旅题材小说的序列中加以考量，但是在笔者看来，“新锐军旅小说家”的指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将作家归类定派，符合文学史书写的惯习，但与此同时极易遮蔽作家创作的丰富性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文学创作是展开文学批评与文化阐释的基石，只要稍加盘点西元的创作状况，就能发现其创作呈现出以军旅题材为主，同时尝试跨越军旅文学的文类疆界的特征，借助自主能动的先锋叙事实验，探询现代世界的意义之网，揭橥不同群体的精神困境。
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西元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八九十年代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亲历了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地缘政治位置日益重要的特定时期。如果说，这些宏大历史层面的坐标奠定了西元文学创作的社会文化底色；那么，就个体角度而言，西元出身军人家庭，原生家庭的教育熏陶，再加上长达二十余年的部队生活体验，为其创作准备了鲜活丰富的军营素材和真挚深厚的军人情结。此外，西元接受过系统的新闻写作与文艺批评教育，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这些突出的优势赋予其在创作和批评领域的强大动能，也使得他可以跃过相对长久的沉寂期，在文坛初露头角即受到关注。2013年，西元的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秦武卒》荣膺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随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转载，并分批收录在《界碑》《死亡重奏》《疯园》几部集子里。2017年至今，西元相继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进一步奠定了其在军旅文学圈的“重量级拳击手”地位。
同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中的翘楚，魏远峰执着于黄河之滨的乡土军旅写作，王棵热衷于再现南沙群岛的守礁生活，卢一萍侧重书写西部边疆的历史记忆，西元则另辟蹊径，不苦心孤诣营造宏大场景，也不一味追求重大事件的轰动效应，更注重观照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体经验，通过客观冷静又极富思辨力的笔触提升小说叙事的哲学蕴涵，在新世纪之初为“边缘化的军旅题材写作注入了新鲜活力”。
一、“虚妄”与“希望”的辩证法
20世纪上半叶，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桥边的老人》塑造了“浮桥”这一经典场景。战火纷飞前夕，汹涌而至的避难人潮纷纷拥过“浮桥”，竭尽全力逃离即将到来的残酷战争，奔向“浮桥”对岸的希望之门。唯有一位孤身老人怀着强烈的恋土情结，不忍告别故土家园，静静坐在桥边，打量着“浮桥”上行色匆匆的人群，那双锐利的目光仿佛能够穿透“浮桥”上的风景，捕捉到残酷战争导致的虚妄与战后重建的希望之所在。由此，“浮桥”成为文本中鲜活的象喻，犹如一个意义敞开增殖的时空体，为文化阐释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浮桥”在时间维度上扮演着连接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介质，在空间维度则提供了不同场域间相互流动的物质载体，在意义维度隐喻着从“虚妄”到“希望”的幻化旅程。“浮桥”上流动的风景，宛若一组组色彩斑斓的密码箱，召唤着芸芸大众积极参与解码和阐释，唯有破解箱中的秘密，才有可能趟过虚妄之境，在虚妄的意义世界中突围而出。西元笔下的文本世界也是如此，文本中的人物与事件，正是“浮桥”上影影绰绰、变动无常的风景，这些风景中的元素被不断拼贴重组，以寓言(准寓言)的方式图绘当下世界的文化地形，编织别样的意义网络。在西元看来，“虚妄就是希望”，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与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相比，虚妄绝非虚无，虚妄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生产的场域，当个体借助社会之镜对虚妄加以透视分析，或能冲破现实世界中森严矗立的重重壁垒，触摸到生命的意义与愿景。“虚妄”与“希望”这组命题，形塑了西元近期小说创作的基本底色。
除了作家本人在“创作谈”中明确解释“何为虚妄”以外，创作者还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独白或心理活动进一步阐发“虚妄”的丰富哲理。一般来说，这种由文本代言人发出的声音更加契合具体微观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把握小说的主题思想。西元的短篇小说《Z日》即为一例。小说的故事时间虚构为2041年深秋某日，叙述人称“我”在一对父子之间变换，有的章节以父亲为第一人称讲述，有的章节换作儿子为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开端处，父亲在寒冷冬日回忆往事，儿子王大心在偏僻荒凉的战区司令部某基地工作，这段时间刚好回家度假。“代沟”似乎是文学书写中父子关系的永恒母题，王大心和父亲之间同样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情感裂痕。父亲是曾经浴血沙场的老军人，既作为榜样的力量给予了儿子关于部队和战争的启蒙教育，又因为过于严苛的家庭管束给儿子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体验引发的消极情绪挥之不去，成为阻碍父子沟通的一堵无形墙壁。父亲和王大心之间常常相对无言，彼此在疑惑与猜度中尝试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寻求和解的可能。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篇经典意义上的间谍小说，作为重要叙事线索的“陌生花香”和“金色小花”很容易唤起读者关于“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之类的反特故事记忆。小说的独特之处或许在于，作者并没有浓墨重彩勾描谍战/反谍战场面的波云诡谲，而是通过叙述视角的交替变换，一方面讲述王大心如何因为受到有预谋的日本女间谍英子的诱惑一步步陷入情感陷阱，最终导致基地攻击系统的开启密码被敌军截获，无线作战系统遭受攻击，基地指挥中心被毁；另一方面借助父亲的旁观视角，透露谍战剧情的发展进展，比如父亲在初次见到英子时的警觉，“我又嗅到了一丝危险，因为这香气实在是太诡异了”。当王大心在突如其来的恋情中越陷越深时，父亲依旧是清醒的旁观者，他不断反思家庭教育的失败，同时为儿子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大心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不是普通军人，他的岗位是如此重要”。经历一场事先预谋的车祸之后，女间谍英子如愿以偿住进了王大心家中，并成功诱惑王大心染上放射性物质，这也成为敌军精确打击我方军事基地的导引工具。王大心返回部队后，父亲与英子独处，他语重心长地点破英子的企图，“英子你要明白，最深沉的情感也有个底线，你说你深爱着对方，却又在置对方于死地，这是不可思议的，你说的不过是邪恶”。相比父亲所处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小说对王大心的人物塑造更多凸显哲理思考维度，比如多处采用大段评论干预质询战争的意义。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漫游者，王大心深谙新形势下战争的残酷后果。小说以外在环境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相结合的手法，渲染出战争爆发前夕的狂躁情绪，而隐含在狂躁之后的就是虚妄。究竟何为虚妄？小说借女间谍英子之口发表议论：“虚妄其实意味着自卑、自怜、感伤、恐惧和绝望，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意味着没有任何底线，没有对与错，意味着最终毁灭。”
故事的结尾，英子自杀，王大心因为泄露军事机密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且在关键时期接受特殊使命到海上服务。如果说，小说的主体部分侧重于追问信息技术时代新型战争的意义与后果，思考战争与理性、战争与道德伦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哲学关联；那么，小说的结局则笼罩和沉浸在希望的氛围中，一如王大心对美国中尉查尔斯的谈话中所指出的，“终有一天，我们的民族将浴火重生”。这是一个不难读懂的故事，但绝不是对反特/间谍叙事的简单因袭，它试图借助文本叙述的张力，以未来为时间基点，重新图绘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境，既避免重蹈后冷战年代借中日关系这一敏感题材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的叙事滥套，也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虚妄”的丰富内涵，并且立足虚妄的积极层面迎接希望的曙光。
西元曾提到：“虚妄并不仅仅具有消极的一面，还有更为积极的一面。它就像浓硫酸，能将任何遮在眼前的雾障吹散，能将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洗去，能将人性当中丑恶的顽疾拔除。”带着这种执念，西元特别强调在文本中叩问“重建英雄主义是否必要”“重建英雄主义是否可能”等深度命题。在一个现代性弥散和消费文化蔓延的时代，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叙事在文本中渐趋消融，个体身份和私人话语被过分凸显放大，形形色色的关于“解构崇高”的美学话语游戏甚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徘徊肆虐，文学愈益成为脱离现实生活的“能指狂欢”。由此，呼唤“捍卫历史”“重建英雄主义话语”成为文艺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纵观西元近期小说创作序列，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文本中反复出现“王大心”等叙事人物，有意打破时间顺序，启动倒叙、插叙甚至借鉴跨媒介叙述等叙事装置，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中国现当代史上的战争事件纳入叙事图景，旨在唤起大众对战争年代的历史记忆，为当下语境中重构英雄叙事和崇高美学提供有益的尝试。
《死亡重奏》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死亡重奏》以朝鲜战场惨烈的战斗场面为序曲，分别讲述魏大骡子、二斗伢子、上官富贵、王尽美、王大心等志愿军战士血洒疆场的英雄事迹，以一种类似交叉蒙太奇的方式形成若干叙述框架，每个叙述框架既勾连着高地保卫战这一核心事件，又借助回忆视角书写志愿军战士的个体生命史。小说结构缜密，首尾呼应，开篇以震撼人心的细节描述呈现战壕里的悲壮场面，二斗伢子“捡起一面沾满血水，此时已经冻成铁一般的红旗，插在弹药箱上，打开手雷的保险拉环，闭上眼睛，等待美国人的军用皮靴踩在眼前的雪地上”。小说结尾处，二斗伢子作为高地保卫战的唯一幸存者在暮年接受采访，深切缅怀战友壮烈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战争往事。《死亡重奏》是一个关于“无名连”的英雄主义叙事，战争群英谱上可能没有载录这些战士们的英名，但他们的事迹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清单中，他们的故事犹如那张由战友王尽美珍藏的照片，虽历经岁月磨砺，依旧在风中摇曳招展，勾起人们对于朝鲜战场的无尽记忆。《死亡重奏》对战士个体生命史的勾描无不洋溢着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上官富贵入伍前曾在大灾荒逃难中经历九死一生，见证了兵荒马乱年代饥荒农民对土地的坚守，父亲到死手中都紧紧攥着地契，这份父辈对土地的依恋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上官富贵的世界观。因此他在参与高地保卫战过程中，秉承“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的朴素信念，牢牢坚持“守土尽责”，以生命作防线，拼死挡住敌军越过那条划定的界线。王尽美自小耳濡目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父亲的教育熏陶下领悟中华民族的风骨与气节，他经历过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切身感受国破家亡之痛，他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誓死保卫高地，“高地就是一切，也在一切一切之中画出了一条界线，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王大心身受重伤，自愿放弃求救的机会，慨然选择留在战壕与战友们一道长眠在异国他乡。尽管战士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残酷的战斗中形成了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命运共同体。在战场上，姓名成为一个个失效的能指，人们用“不长眼、铁钉子、大脑袋、小东西、穿错鞋”代替战士们的真实名字。这个无名的英雄群体前赴后继，用热血和青春诠释了老兵精神，回答了关于生与死、关于苦难与新生、关于战争意义的哲学思考。创作者以评论干预的形式升华小说主题：“他们之所以值得我们怀念，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民族的每一次历史选择前面，没有退缩，没有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是赴汤蹈火去实现它。”
西元擅长将宏大壮阔的战争场景与细腻的微观叙事结合起来，在紧张的叙事节奏中穿插评论干预，强化小说的哲思色彩。这种大气磅礴的战争叙事尽管不是西元近期小说创作的主流样式，但它已经凝成一种军魂或民族灵魂之类的价值内涵，以碎片化的段落出现在《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等小说文本中，成为创作者演绎“虚妄”与“希望”辩证关系的精神纽带。
二、废墟美学与疾病书写
西元的文学叙事富有哲理意味，但这种哲学思辨不是建立在故作深沉的说教之上，而是尝试突破军旅题材小说的宏大叙事惯例，一方面将书写视域延伸到社会转型时期的边缘群体，甚至探索魔幻现实主义写作；另一方面竭力在“军歌嘹亮”的宏大题材中融入微观叙事。西元围绕“虚妄”和“希望”两个关键词精心营造独具个性的文学世界，其中对废墟意象、垃圾美学和疾病隐喻的文本呈现尤其值得关注。
西元的荒诞题材小说《十方世界来的女人》是对废墟美学的集中展演。故事情节在“地洞”“炼钢厂”“污水处理厂”“炸掉的楼”“地铁隧道”“屠宰场”等多重空间的幻境中穿梭，建构起关于“人的世界”/“鬼的世界”、现实世界/透明世界、自我世界/他者世界等空间关联。小说对于“地下世界”“垃圾美学”和工业文明遗存的聚焦特写，既可以在文本层面搭建起思考“虚妄”主题的叙述框架，也容易唤起读者对于世界文学长廊中“废墟意象”的阅读记忆。那是曾经在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小说、在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巴黎城市景观、在“游荡者”本雅明的“拱廊计划”、在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宰场》、在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等经典文本中反复再现的文化意象。如果将这些意象进行互文观照，就能够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形成诸如此类的命题：对现代性后果和发展主义的反思，对城市化无限扩张与蔓延的批判，对后工业时代人际关系的重估，对后人道主义话语的谱系清理，对风景诗学与生态美学的价值发掘，等等。
《十方世界来的女人》的叙述者“我”居住在“幽暗、寂静”的地下空间，与流光溢彩的都市地上空间形成鲜明对比。“我”代表着一个被遮蔽的、不可见的隐形群体，当“我从地洞般的地下室钻出来时”，叙述人以来自“地下世界”的他者身份注视人类生活的世界。这种“俯—仰”空间关系的设置，既传达出文本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意图，又恰到好处地将叙述人及叙述人的生存空间作为一面反思人类存在状况的镜像。小说中有多处涉及废墟意象和垃圾美学的特写，比如叙述者眼中的城市街道，“街道上湿漉漉、滑溜溜，有一层厚厚的半凝固油脂。脚踏上去，可以随处踩到动物的内脏、皮毛，或者带淋巴的肉。街两侧的人如同两股黑烟组成的涌流，无比的瘦弱、矮小，且神色都惊恐万状”。街道两旁眼眶腐烂的中年女人、铅块、砒霜、绿色燃料画成的菜叶、烤肠里躺着的病死母猪和溃烂的墨绿色鸡，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物质杂陈并置，构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后现代垃圾美学景观。此外还有对炼钢厂和污水处理厂的深描。作为工业文明的典型空间，炼钢厂在信息技术时代逐渐由中心场域退居边缘，日益显得落寞凋零，小说里的“炼钢厂”充斥着倒塌的红砖围墙、剥落的防锈漆、荒草、锈迹斑斑的机器和尸体。小说对污水处理厂的描写更加使人惊疑震动，“河底的淤泥里藏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有废弃的建筑材料，有生满红锈的自行车，有肿胀的布娃娃，有铁皮罐头盒，有鸟、鱼、猫、狗的尸骨”。《十方世界来的女人》以废墟意象构筑起一个个极具荒诞意味的叙境，但这些看似陌生化的意象并非完全出自虚构，有的是对社会新闻事件的互文再现，有的则是对现实情境中环境恶化、工具理性与科层制泛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蔓延等客观问题的批判式微缩，表现出创作者强烈的介入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作为西元近期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对废墟意象和垃圾美学的关注在其他短篇小说中也有精彩呈现。比如《黑镜子》开篇构建的荒诞梦境，梦境中惊现原子弹爆炸的场景，“这里是火海、巨响、惨叫，是焦土、尸体、残垣，是炭黑色、焦红色、死绿色”。梦境里的废墟场景犹如一曲回响在荒凉戈壁深处的合奏，交织着“干涸的河床”“被熔铸的钢架桥”“烧焦的大树”“焦黑色骨骼”“家畜脆黑的尸体”等意象，与现实世界军人们绝对服从国家安排，甘愿忍受戈壁滩上的极端环境，隐姓埋名攻克原子弹技术的奉献精神，形成了相互映衬的关系，提升了小说的情感张力和主题表达。在西元对农民工等边缘人群的底层叙事中，废墟意象成为描述城乡结合部和废弃厂房的标配。《色•魔》是一个关于警察办案的故事，小说采用警察这一特定叙述视角来观察世界和探询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了查找案件真相，叙述人尝试走进几位受害女性的日常生活，小说以警察的旁观视角呈现边缘人群的生存空间：在城乡结合部，一簇簇密集的简易楼房怪诞地耸立，打工的人群灰头土脸，为了生计忙于奔波。在废弃的郊区服装厂，“整个院子里空无一人，塑料袋、枯树叶、碎布条在冷硬的大风中翻滚，一条黄色的瘦野狗在路中央看了我们一眼，就扭身飞快地逃掉了”。文本捕捉到的上述意象颇具典型性，真实反映了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当代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复杂交织的社会景观，在拓展文本纵深感的同时，彰显出创作者的社会批判立场和知识分子品格。
“疾病”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古往今来的中外文学莫不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沿着“文学与疾病”这一主线梳理出某种文学史。西元的《疯园》就是疾病书写的典型个案。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人“我”出身农村，通过努力学习考到城市读大学，并因机缘巧合应聘到某研究院财务部门工作，“我”平步青云当上了研究院的处长，迷醉在“城市核心地段住房”“各种奢华饭局”“天花乱坠的吹捧”等名利场中。然而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当“我”得知多年追随的老领导被“双规”以后，开始变得战战兢兢，害怕与人交流，担心东窗事发，在自欺欺人的精神恍惚状态下滑进恐惧的深渊。为了逃避现实秩序，“我”借身患抑郁症之名住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是一个具有明显症候意味的空间，在这里叙述人将会在自我拯救抑或自我毁灭中作出选择，一如医生的告诫，“每个来这里的人，最终要做的并不是治好病，而是重建自己的世界”。鉴于精神疾病需要被隔离治疗，因此精神病院也是一个与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场所。“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精神病患者从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进入一种幻觉的场域，在这个幻觉场域中，他们既是窥视的主体也是被窥视的客体。经过医生的诊断，“我”的病属于“心理障碍”，因为理性尚且健全；“他们”的病属于“精神分裂症”，因为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和逻辑。“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不可分割的时候，正是它们尚不存在的时刻。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它们区分开。”在精神病院这个小世界里，叙述人“我”与其他精神病患者同病相怜，彼此温暖。“我”在来到精神病院之前，对精神病人怀有心理上的优越感；来到这个环境之后，“我”与“遭受家暴陷入幻觉的中年女人”、北漂小伙、高中生病人形成暂时性的联盟，彼此追求心理上的认同。小说里的“老人”是精神病院资历最深的病人，已入院30年，对二百多名精神病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老人”扮演着预言家角色和“我”的倾诉对象，以至于叙述人分不清他到底是病人还是智者。比如“老人”对恐惧的理解：“恐惧并不可怕，它是一个谜，如果你能从它身上赢得一星半点东西，你就是个新人。”如果说，“老人”通过交谈指引叙述人设法将不堪回首的过往统统遗忘；那么，“我”在精神病院的室友——一位同样违纪违法的公务员，则不时唤起“我”对官场生涯的记忆和作为违纪官员同伙的惶恐不安。此外，“我”在精神病院与曾经发生过不当交易的“女人”重逢，她沦落风尘，是诱惑和欲望的代名词，也是恐惧之源，“当我看到那个女人时，感到一种活生生的恐惧，从掩盖着的时间深处被带回来”。“女人”充当“我”在恐惧与焦虑状态下不断审视自我的镜像，由此观照自身走向堕落的历程。
尚需指出的是，西元尝试在《疯园》中探讨“恐惧”的哲学本质，进一步发掘恐惧、虚妄与希望之间的内在关联。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说，恐惧是存在的与生俱来的状态，它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形而下的意义上说，现代世界早已被恐惧所吞噬，现代人共同面临的困境就是恐惧的具体表征。小说中“我”是理性尚存的心理障碍患者，因此竭尽全力脱网而出，不致于因为恐惧陷入虚妄的泥潭。“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欺人和人格的失败。”小说的结尾，“我”重新返回现实世界，因为自首取得组织上的宽大处理，被调整到一个闲职度日。“我”在饭局上与精神病院的“女人”重逢，在过街天桥上与从精神病院逃离的高中生邂逅。有人彻底沦陷在精神病院的幻觉世界里，有人却冲破重重障碍浴火重生，不管在现实世界的生存状态如何，至少他们始终在虚妄的恐惧和焦虑中迎接希望，一如叙述人的心理独白：“我宁愿忍受那些习惯性的负面情绪，而不是硬生生地把它清除掉，甚至爆发出另一些更狂躁的情绪。因为，这些负面情绪固然是提醒着，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正在被不正义、不公平、不善良、不友好，正在被暴躁、贪婪、丑陋、健忘所困扰，但另一方面，它却预示着还有希望存在。”
三、隐喻机制与叙事游戏
西元无疑是一位具有高度文体自觉和娴熟叙事技巧的创作者，这在他近期出版的三部小说集《疯园》《界碑》《死亡重奏》中均有充分体现。西元近期小说追求叙事的精雕细琢，对环境、人物和事件的处理显得游刃有余，其中隐喻机制的运用、荒诞情景的营构、叙述策略的选择、人物语言的锤炼打磨，无不显现出创作者深厚的审美素养和严谨的写作态度。对读者而言，阅读这些小说文本不仅是一次文本阐释的挑战，更是一次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生动检阅。读者进入文本内部，既能寻觅到存在主义式空间设置的踪迹，也能领略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叙述手法的灵活运用。
小说文本运用了通感、夸张、隐喻等修辞格，通过对语言进行陌生化处理，旨在增强语言的表意传情功能。比如《疯园》里的通感修辞，“一团团可怕的黑暗从缝隙中洇渗出来，墨汁似的，把世界染上一层令人隐隐不安的颜色”。《界碑》中为了描述营房的整洁，采用形象生动的夸张修辞，“眼前的路面镜子一样光洁，光洁得如同一张超现实主义的画，哪怕蚂蚁在上面吐了口痰，你都会觉得刺眼”。更具特点的是隐喻修辞的运用。《界碑》的题名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指向“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精神财富”。这篇小说还巧妙设置了空间隐喻：在回顾指导员王大心的个人成长经历时出现“铁栅栏”这一重要空间标识，王大心在戈壁深处的军事试验基地长大，一道铁栅栏将基地和沙漠分隔开，前者是现代生活空间，后者则是亘古沙漠。以“铁栅栏”为区隔的内外空间，有助于表达老一辈革命军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了革命事业“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崇高精神。在小说叙述的当下层面，“围墙根的缺口”成为区隔营区与外界的一道标志，军营里弥漫着浓郁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氛围，与军营外面变化无常、五光十色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还有存在主义式的孤独封闭空间，比如《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将故事空间设置在大漠深处的荒废小站，“小站只有一溜红砖平房，蒙着尘土，一大半玻璃都碎了，没有站牌，孤零零有几根歪斜的电线杆子，但上面没有电线”。废弃小站孤独伫立在铁路尽头，周围是枯死的灌木，外面是茫无涯际的戈壁滩。这个无水无电无火的孤僻空间隐喻着一个独特的“小社会”，勾连起王大心对爷爷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的战争记忆，向那个在冬夜里冻死在异国土地上的“无名连”致敬，“无名连”的革命牺牲精神铸就了钢铁军魂，也成为和平年代建设者苦中作乐、坚守奉献的精神支撑。
《黑镜子》是一个关于“镜”的隐喻世界，以一面祖传的铜镜为线索展开倒叙，回忆如烟往事。叙述人“我”从国外学成归来，履行特殊使命到戈壁深处钻研原子弹技术。当时正处于冷战情境下孤立无援的国际情势，时势迫使国家耗费巨大财力物力研制原子弹。“我”作为理论计算组专家参与了这个庞大的军事工程。理论计算组设计了七套运算方案，实际上也是七种理解微观世界的眼光。“我”的人生命运跌宕起伏，每一次转折都能通过铜镜得以映射，“黑镜子，照见我幽暗的灵魂”。那面铜镜是祖父留传下来的，虽历经千年沧桑，却依旧能够照见“如水的时光”。镜的表面有划痕，隐喻着人生遭际的种种艰难。“我”希望基地上的老钳工能够修复划痕，这种心理状态透露出叙述人期望重返童年时代的纯真时光。在诡谲动荡的政治风波里，“我”从能量守恒定律出发撰写了《论亩产万斤粮食的可能性》，该文经《人民日报》刊发后，成为一大轰动事件。“我”从钳工处拿回镜子，经过修复后的铜镜虽表面光洁如初，但对叙述人“我”而言却显得陌生又刺眼，折射出叙述人内心世界的焦虑不安：“我”只看到科学研究层面的可能性，却忽视了科学研究的约束机制及其现有条件的局限性，这种脱离实际的浮夸学风让叙述人羞愧不已。“我”总是尝试在孤寂封闭的空间中激活记忆，开启镜子里浓缩的时光与秘密，“在漆黑的夜里，我摸出铜镜子，对准自己的脸，什么也看不到”。“我”在孤寂时刻对镜奇思异想，形成“镜中之我”与“镜外之我”的双重主体。经历过第七次大规模运算阶段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当任务最终完成时，“我”在绝望的创伤情绪中深刻反思，尝试重建自我世界：“对于我，这个淡紫色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尤其是随着岁岁年年时光的流逝，这种真实就愈加完美，没有裂隙，没有空白，它就是我的全部。”
从叙述策略和叙述方式的角度上看，西元近期小说别具匠心运用荒诞叙事、梦境叙事、跨媒介叙事，在叙述视角、评论干预、叙述时间方面也多有创新尝试。《十方世界来的女人》堪称荒诞叙事的典范文本，小说塑造了若干具有超自然魔力的空间与人物，虚构了一个由垃圾、杂物、碎片、动物内脏等组成的荒诞世界。荒诞叙述比比皆是，比如对婴儿身体的描写，“两个婴儿的身体没有变化，但面容却在迅速地衰老，只一小会儿，就成了个小老头，还长出一条肉色尾巴”。《疯园》为了凸显人物焦躁不安的内心世界，采用梦境叙事营造“虚妄”之境，许多在现实世界中被压抑的隐秘想法在梦境中得以显现，与现实情境产生明显对照并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叙述者的批判立场。《死亡重奏》在对高地保卫战的描写中运用了跨媒介叙事，借鉴电影叙事的“特写镜头+长镜头”手法，表现敌我双方装备悬殊下的殊死战斗。《色•魔》也借鉴了电影叙事的蒙太奇手法，小说情节在黄某某和受害人之间来回切换，形成一种框架式叙述样态。
此外，西元特别重视对叙述视角的选择，比如以特殊职业身份作为叙述视角，通过叙述人的“在场”/“见证”叙事，构筑起反映不同群体生存状态的“小世界”，成为书写大历史的关键注脚。《壁下录》以“秘书”为叙述视角，首长被纪委带走接受调查，秘书也接受组织询唤，撰写书面材料配合组织审查，由此形成两条叙事脉络：一条是叙述人回忆自身的成长经历，将个体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宏大背景中进行自查，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道路；另一条线索则是交代“某某某”(首长)走向腐化堕落的历程。《色•魔》则采用“警察”的叙述视角，“做警察这种职业，你会从另一面来观察这个世界，会遇到许多常人遇不到的事情，你会看到人性当中最黑暗的一面，你也会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心血，来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警察”倾听并记录受害人的讲述，情节在警察与不同受害人(情绪化严重的文化传媒公司女老板、歇斯底里的乡村小学女教师等)的谈话中展开，浓缩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借助评论干预，形成以“走出精神困境，重建精神世界”为主旨的多重叙事面向。尚需提及的是小说文本中的“人物/事件互见法”，比如《死亡重奏》里的高地保卫战在《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中复现，成为支撑特种工程兵完成艰辛任务的精神支柱。
四、结语
作为一位厚积薄发的新生代军旅作家，西元的创作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更是一个一般将来时。纵观其近期出版的小说选集，不难看出创作者对时代特质的精准把握，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边缘人群的人文关怀，对微观世界的真诚关注。西元以繁复精致的叙述手法观照历史与当下，追问意义的深度模式，融诗性与哲理于一体，在搭建的叙事迷宫中彰显人文学的想象力，他始终关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西元近期创作的若干症候，比如说，为了显现其在新生代军旅文学创作图景中的独特性和提升标识度，创作者在文类选择和叙事样态上刻意追求“陌生化”，这种叙事实验固然有望为读者带来新颖的审美感知，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较多模仿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述风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军旅文学的既有读者群造成了阅读障碍，未能充分展现出军旅文学的现实主义审美品格。此外，西元的近期创作注重追求某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深度命题，文本叙事中穿插大量的评论干预，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创作者尝试借助文本表达思想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叙事的丰富度和感染力，个别人物形象显得立体性不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层次性也有待加强。再者，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相比其他类型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强调采用广角镜头式的拍摄方式呈现大时代的变迁。因此，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家需要亲临现场、深入生活、融入情感、介入现实，用心用情用力书写出“强军时代”的军旅故事。这也表明为何那些在雪域高原、边陲哨所、热带丛林和南海岛屿实地调研体验，以类似非虚构模式创作出来的军旅文学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西元具有较丰富的军旅生活体验，也始终保持对军旅题材叙事的热情，一如浮桥上变幻不居、斑斓多姿的风景，我们也期待西元在延长线上的创作能够带来更大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