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我得以在2017年冬随莫言回了一次故乡。百闻不如一见，亲自经历，会很有助于理解他的近作。因为他一回去，立刻如石击水，涟漪层层溢出，那些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或是有些许关系的人物，就都出来了。饭桌上，谈笑间，庄里乡亲，诸般旧友，都让我仿佛看到了他某些小说中的影子。

那时他刚好次第推出了他“后诺奖时代”的第一批作品，“宁赛叶”“金希普”“柳摩西”“田奎”们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但说实话，最初他们尚未生成确切的面目。但当我在高密见到了他的这些故友时，这些名字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扑了上去，丝毫也没有商量地，立刻变成了现实中的某个人。虽然我深知他们只是旧朋老友，与作品中的人物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固执的无意识却难以驱遣，不可控制地变成了他们的形相。

所以，对我来说，读《晚熟的人》可不是一趟虚构的小说之旅，倒像是一次熟悉的故乡之行，那些人又次第跳了出来。我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甚至会尝试与他们对话交谈，正所谓忍俊不禁，心领神会。这也使我惊讶于莫言的笔法，尽管他刻意凸显时光如梭的沧桑变化，却还是那样活色生香，活灵活现，于轻描淡写三言五语间就惟妙惟肖，将他们和盘托出了。

而且他就出现在他们中间，谈笑风生，左右逢源。一会儿爆出哈哈大笑，一会儿传出土得掉渣又妙语连珠的乡音。那个穿燕尾服器宇轩昂站在领奖台上的莫言不见了，那个年轻的愤世嫉俗和常忍不住议论抒情的莫言也不见了，而那个土地之子，九十岁老爹的孝子，操着高密东北乡土话的莫言回来了。

他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走着，已经俨然变成了其中一员，仿佛从未离开。

很显然，莫言开启了新一轮的“故乡故事”模式。之前，他也一直在讲“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但那个是“马孔多小镇”，或是“约克纳帕塔法”的另一种说法，是寓言化了的历史乌托邦，是他所理解的世界的空间隐喻。他把百年来中国的风云变幻，收纳到了这个小小的空间，所讲的事儿，所写的人，既与高密东北乡有关，也可以说无关。除了少数作品中会出现一个“我”（如《红高粱家族》），或者甚至出现一个“莫言”（如《酒国》），大部分作品中所写的高密东北乡，都与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没多大关系。

但在最近的作品中，他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回乡者的见闻”，一个不断返乡还家的人的亲历，一个“在场者”参与或讲述的故事。

换句话说，“莫言”人始终在，语境却因此而实感化了，这是一个大变化。虽然他会故意把“红高粱”换成“黄玉米”，会卖些关子，设些迷障，但那个实实在在的故乡，却是什么也掩饰不住的。

我因此会设问，这到底是过去那个故乡故事的一个“非虚构化”，还是源于作者——他自己的一个自然“老熟”所致呢？

我不能肯定。这很像孙犁晚期的那种写法，像《芸斋小说》中，都有一个“我”或“孙犁”，仿佛作者在写作回忆录，把过去年代实历的事情一一翻找出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述那些人与事。或者再直接一点说，这便是古往今来文人的“笔记体”写法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结尾处不也喜欢自己跳出来，自称“异史氏曰”云云么。恰似，莫言也给自己的近作取了一个类似的说法，叫作“一斗阁笔记”。

仔细琢磨一下，确乎不是随意，而是暗含了意图在其中的。中国古人喜欢用“志异”“笔记”或“杂录”“丛谈”等名词来总汇此类文字，以表示其来历有随机随性之意，不求正大与庄严，而是如“烹小鲜”罢。

显然，莫言不再把故乡作概念化的处理，虽然还是有很多寓言性的意图在其中。这是我认为他依然真正属于故乡、与故乡的土地形成了血肉关系的一个原因。在过去很多作家的习惯中，故乡不再是它自己，而是带着精神色调或者恩怨意味的一个寄托，要么是一个归来之地，要么是一个抛离之所；是伤心之处，或是悲情之别。面对故乡是必然要抒情的。但在莫言这里，故乡是生动的，原生态的，恩怨交叠和爱恨纠缠的，无所谓悲喜好坏的。

这应了他早先的说法，“高密东北乡是世界上最圣洁又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的地方”。三十多年过去了，而今依然如此，好人在，王八蛋也在，只是，早期故乡作为民间大地的诗意寄托，而今更多地变成了沧海桑田现世果报的老家。

是的，沧海桑田的老家，面目全非的老家，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了现世果报的老家，犹如一台戏，终于演到了高潮，或是尾声，或是卒章而显志、命运露出了真容的时刻。这个同样已历沧桑的莫言，面对这一切所表达的理解、观感、态度，是既有百感交集，又有安之若素，他时而会现身承受，时而又溜之大吉。这一切似乎都要看境遇，视心情而定。《斗士》中的两个或者更多的冤家，斗了一辈子，支撑他们斗法甚至恶斗的，是说不清楚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家族恩仇、个人好恶，是争强好胜心，还是人性中天然的恶，似乎都有，似乎又都不是，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说，就是一种在莫言看来无法言喻的农民意识。

这种小农的文化，在他的笔下虽然也给予了宽宥，但还是掩藏不住他内心的厌恶。它在那个掌了一辈子权的方明德那里，是一种混合了政治的小农情结，他到了耄耋之年，也还不忘其权力意志，声称“还要战斗”，可是他究竟要战斗什么，其实也说不清楚。隐约间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的不满——看似他关心的是大政治，其实挂念得无非还是他个人的那点小恩怨。另一个流氓无产者武功，一辈子耍的是好勇斗狠，是滚刀肉的精神，让所有的人都拿他没辙，到老还落了个“五保户”，生存有了基本保障，但即便如此，他人性中的恶依然没有消泯。

在我看来，《斗士》一篇虽然短，却很集中和典型地传递出了《晚熟的人》中基本的风格与态度。人和时间，现实和历史，依然在较劲，一切的是非善恶，都到了收割与扯平之时，但这里的生存者们，却还在苟延残喘里挣扎着。

谁看着这一切，内心发出了深深的悲悯？当然是莫言，或者还有主，上帝。

从“柳摩西”变成“柳卫东”，然后又变成了“柳摩西”。仅用了一个短篇，就处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对于人物来说，则是完成了一个轮回。柳摩西改成柳卫东之后，先是打了自己信教的亲爷爷；然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发了财，成为了传说中的暴发户；然后他又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变成了迷途的羔羊——或是躲债，或是因为女人，或是因为固有的偏执与愚昧，他抛弃了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失踪达三十五年之久。

这是《等待摩西》的故事，最后他居然再度归来，并且将名字正式改回了“摩西”，而且变成了教徒。他历尽苦难的妻子，则痴心不改地守着那个家，并且因为信教而宽恕了他的一切。当然，在最后柳摩西归来的时候，作者选择了回避的方式，并没有正面写到他归来的样子，以及失踪的原因。

其实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莫言要通过这个人的故事，展示这样几个逻辑：一、故乡的沧海桑田，说到底是故乡人们百感交集的命运故事；二、四十多年的历史，对于故乡来说，是一部巨大的戏剧，这部戏本身就是“中国故事”的缩影；三、暴力不能推动历史，却能够毁坏人性，财富可以改善人生，却不能拯救灵魂；四、耶稣其实是虚无的，甚至是虚伪的，却可以给人以某个归宿，这不是理想的选择，但是无奈的救赎。

可能还有很多，能够说出的和不能说出的，历史已显形和尚未显形的，都在这故乡故事的物是人非与百感交集中。

夫复何言？《等待摩西》的故事，或许就是一个洋洋百万言的长篇小说的缩微版，之所以缩微了，是因为短其实就是长，故事越短，逻辑就越清晰，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的张力就越明显，就越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越显出了这段时间中的巨大的沟壑，显出了人间万象与人间戏剧的丰富蕴含。

《贼指花》当然是一个特例——与故乡无关。此小说或许是多年前未完的一个旧作，某天与作者的交谈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小说也存在着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一个叙述中的“结”在，有时偏偏卡到一个结上，搁置了多年。在某一时刻忽然有了灵感，才忽然蝶化，畅然而出。

这篇小说讲述的也是有时空跨度的故事，人物的经历曲折而漫长，从八十年代一直到靠近当下。历史的变幻，和故事本身的逶迤与延宕，也同样形成了精妙的契合。但相比起他的那些故乡故事来，《贼指花》的注意力可能略有不同，既没有感慨世道人心的变化，也没有叹息历史逻辑的轮回，而是道出了人性的某种奥秘，几乎是在哲学层面上的奥秘，那就是，“贼性”之作为人性的组成部分，它到底潜伏得有多深，在人性的构造中到底会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一群由八十年代而来的，真真假假的“文人”“作家”，没有留下传世之作，倒是留下了一个多年未解之谜，即当年那个贼到底是谁的问题。它一层层如抽丝剥茧，一度还逼近了“我”，逼近了人见人爱的混血美女范兰妮，但谜底还是留到了最后——他竟然是最不像贼的，看上去一身正气最像正面人物的，当年的那个反扒能手，能文能武的武英杰！

其中确有戏谑的东西，有对于文坛形形色色人物的会心揶揄。但我以为，这篇作品中最直指人心的，乃是其心理深度，关于“贼”的种种想象与禁忌，它与人们的无意识之间发生了多重的敏感关系。所以我说它是一篇推理加心理、再加哲学的小说，与俄罗斯作家安德烈耶夫的《贼》，还有卡尔维诺的《黑羊》，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多年前的一部有名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也有的一比。

好作品都会深入无意识，《晚熟的人》中，《地主的眼神》《左镰》《红唇绿嘴》《天下太平》诸篇，都各有精妙之处，在触及人性的软肋、心理的痒处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