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嘉宾：江子（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

采访：刘丽玲（井冈山报记者）

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现居南昌，供职于江西省作家协会。著有《青花帝国》《去林芝看桃花》《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等。获《北京文学》《作品》刊物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第三届江西文学艺术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奖项。

《回乡记》 江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它（指故乡）也许贫困、破败、肮脏、荒凉，可它给了我生命、最初的人生经历。我不想与它脱节。我希望自己不仅是它的历史的一部分，还能与它的未来同步。我希望我与它永不分离，永远被它惦记，记录在它的账户之中。如此，我就永远是它襁褓中的婴儿。”

掩卷江子去年底新出版的乡村主题散文集《回乡记》，老实说，被那份浓烈的赤子情怀深深触动了：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故乡的孩子；不仅记录它的过去，还要观照它的未来；永不分离，永被牵挂。“故乡”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无论城里人还是村里人的一种精神图腾。不需要宏大的叙事、不需要宏阔的背景，江子把他赣江边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这个小小村落乃至整个吉水赣江以西这片区域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起落沉浮，通过《回乡记》清晰显影。

全书分出走、返回、他乡三辑，描述了走出家乡的诸多乡人几经浮沉的人生经历；讲述了自己和乡人离开家乡，在各个城市里打拼、成长、彷徨的群像故事；刻画了自己和乡人、以及各自的祖辈与后辈在城市与乡土之间徘徊、周折与踌躇的复杂心绪与生命历程。江子企图用一个小小村落在历史进程中所担负的喜与乐，爱与愁，进步与落后等农民问题来解读中国当下乡村的变迁。

《回乡记》的出版，可以说引发了较大反响，也唤起人们对于故乡的凝视与忧思。评论界认为它不仅是一部中国乡村人物志，也是一部中国乡村信史。作家古耜认为《回乡记》是“亚乡土叙事的一次可贵探索”，虽然它“不无苦涩与沉重，但更多的是温暖和光明的画卷”。

在近乎田野调查的叙事中，江子全面考察农民进城、故乡与异乡、出走与回归等事件，以图全息呈现一方乡土的历史与现实，为当下的乡土中国留一份证词。同中国大多数乡土一样，下陇洲村乃至整个吉水赣江以西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受了发展的阵痛，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与新生。“我努力记录和呈现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是以为她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她就是中国。”

不难看出，这部作品，寄予了作者更大的“野心”——那就是为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

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江子老师好，首先祝贺您新作出版。《回乡记》算是《田园将芜》的延续吗？近十年过去，您认为乡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江子：您好。谢谢您的祝福。2013年，我的散文集《田园将芜》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还引起过一些反响，许多媒体把它当做了解当下乡村变迁的推荐书目。

离这部作品出版到今天快十年了。我们看到的，近十年来，乡村居住存量减少这一点没有改变，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已经衰老，第二代农民正在老去，许多乡村文化逐渐凋零，这个世界与土地与乡村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淡薄。这是让人忧虑的地方。

但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乡村生态和交通变好了，基础建设投入增加了，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普惠于乡村，处处可以看到政府帮扶的印记。

新的楼房越来越多，他们的主人是在外挣了钱的人们。这说明那些从乡村离开的人们，从来没有真正从乡村退场。乡愁依然坚韧，人与乡村的隐性关系依然强劲。

考察与思考这些变化，然后就有了《回乡记》。

记者：您在序言里说，“本书的人物都有原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写的都是现实中的人，如果需要，我完全可以一一将他们指认——大多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就是说这是一次非虚构创作。素材的积累与情感的沉淀，您经历了怎样的分娩创作过程？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江子：我在乡村长大，从乡村中学考上师范，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乡村小学教书，然后又在县委机关工作，主要面对的也是在乡村。这么算起来我在乡村待了二十多年。

后来我调入吉安、南昌，我跟乡村的情感从未断过。我的故乡还有我家的房子、祖坟，族谱上还有我的名字。家乡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里。

作为纯种的乡村后裔，我一直在努力地倾听乡村，思考乡村。是的，表达乡村，是我的责任。

与《田园将芜》更多停留在直观的社会层面的现实表达不同的是，《回乡记》里，我把我的故乡下陇洲村乃至整个吉水赣江以西作为我的书写空间范围，把乡村百年作为这次书写的基本时间跨度。

当然，具体时间有的更长，比如《临渊记》里提到的香港邓氏家族始祖、吉水金滩白石村的邓汉黻是北宋年间的人，至今已经一千多年了。提到的同是赣江以西人氏的宋代杨邦乂、杨万里，明代陈诚、罗洪先、李邦华等，都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

以这样的时间跨度为背景，我开始了我的写作。——在这本书里，我希望我的书写有历史的纵深感，着眼于文化的变迁而不是社会层面的考量。

这种思考当然是从我熟悉的现实中的人们的情感与命运来展开的。他们是我思考乡土中国的重要支点。他们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同样可不可以说，一切当代史也都是历史，现实中的人，也同样是历史中的人？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我的笔下的人物与故事的真实性，是因为我知道，真实是散文的生命。任何造假，都是对我这本散文集的质地的损害。

当然，为了保护笔下人物和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我采取了改人名和地名的方法。

记者：还是非虚构，请您谈谈近些年文学界非虚构写作的现状。

江子：近年来非虚构的提法很多，似乎是为了纠正报告文学的预设立场和散文的无力感。非虚构在中国好像是《人民文学》发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首次提出的，后来有了李娟等人的作品也冠以非虚构。

我对非虚构这种文体思考不多。非虚构算是一种亚文体么？是文学体裁中的增生部分么？我写的难道不是散文而是非虚构么？比起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非虚构是不是要强调客观、真实和现场感？比起散文，非虚构是不是有更大的容量，更大的体积，更灵活的叙述手段？

有人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里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和中国作家杨显惠的一些作品是非虚构作品，那我是喜欢的。

记者：文学苦寒，数十年来您以一支笔为日益颓圮的乡土呼喊，为底层苍生代言，您如何评判自己的这种行为？

江子：我说过我是纯种的乡村后裔。我有责任书写乡村。

我对乡村生活熟悉。作家应该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

以前的乡村书写者众。中国过去是乡土的，中国文学也一直是。看看《阿Q正传》《祝福》《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的爆款就知道了。

可是近些年有了变化。中国日益城镇化，乡村伦理结构正在瓦解，乡村越来越空壳化。乡村已经不是中国话题的中心。很多刊物明确拒绝乡村主题的作品（因为文学期刊编辑出身乡村的越来越少），很多媒体报导乡村的新闻大幅减少，因为年轻一代的记者或学者从乡村走出去的越来越少了。

乡村越来越沉默了——没有了代言人，那些进城的农民的情感和命运，那些依然留在乡村的人们的生老病死，谁在关注？乡村武术的日益a失传，乡村医疗的凋敝，乡村新的消逝与生长，谁在关注？乡村的声音很难出来，你手机上看到的视频和文章有多少是农民创作的或者是关乎乡村的？如果我们这些纯种的乡村后裔不书写乡村，乡村会日益失语。

抱着这样的责任感，这样的危机感，我努力书写乡村。

记者：读《回乡记》，必然会提及另一部《中国在梁庄》，一南一北两个村庄，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它们的异同您认为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

江子：《中国在梁庄》在图书市场是一部现象级的乡村主题散文集。作者梁鸿老师，比我小两岁，也是师范毕业，后来考取了博士，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我的长篇散文《青花帝国》，还得到了她的推荐。

在刊物上，在手机上，我陆续读过这本书的部分篇什。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它描写作者家乡河南一个叫梁庄的村庄的人们的现实境遇，写得冷静，客观，准确，抽丝剥茧，深入骨髓。对当代乡土中国的书写，它是成功的。

梁鸿老师还写过《梁庄在中国》和《梁庄十年》，还有小说《梁正光的光》等。她是磅礴的。在此向梁鸿老师致敬。

与《中国在梁庄》可能不一样的是，《回乡记》企图从文化的变迁来解读当代乡村。我写下乡村武术、医疗、建筑、乡贤、审罪等文化的变迁，写下出走与返回，消逝与生长。

记者：说说您心里的乡土题材的书写。

江子：我理解的乡村书写，应该是真实性、疼痛感和现代性。

真实性指的是内容的真实性。在散文书写中虚构乡村，会对乡村不敬，也对散文不敬。

疼痛感指的是书写的重量感。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伴随着生长与消逝，伴随着裂变和重构，书写应该给人带来情感的冲击与沉重的思考。我反对乡村牧歌式的写作，因为那是伪的，概念的，粗暴的，不尊重的。

现代性说的是要把乡村书写置身于现代文明的语境下，要用现代的思维去观照和考量，而不再是使用过去城乡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同时，书写乡村，要借助现代文学的书写经验，努力书写出乡村主题文学的新境界。

记者：“为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能否具体谈谈？

江子：我的村庄下陇洲村，以及下陇洲村所属的吉水赣江以西，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南方区域千年的历史积淀和百年的现实变迁，也是中国历史积淀和文化变迁的缩影。

我书中写下的每一个人，我的亲人、邻居，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际遇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命运，也是中国乡土的命运。

我写下的我的村庄武术的沦落（《练武记》），也是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的逐渐式微；那个叫袁何氏的老妇对灵魂安放之地的寻找（《磨盘洲》），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执着的精神家园的探访；那个叫李瑞水的乡村少年二十年前的离家出走（《临渊记》），也是中国历史无数出走事件中的一次。

我书写我的村庄，书写我从小就熟悉的吉水赣江以西，目的是为了呈现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乡土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我毫不讳言，我有一颗为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

记者：您认为中国农村在目前转型时期状况怎样？

江子：现代化必须以乡村人口转移、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乡村文化伦理与现代接轨为表征。

短短几十年，我们眼看着维系了三千年的中国乡土文明走向凋零，这固然让我们心痛，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乡村环境变好，现代文明正日益植入这泥泞而古老的土地之中。这是值得庆贺的。

乡村不与现代接轨则无出路。但乡村文明如何延续，乡愁如何精心呵护，又是另一个需要我们面对的问题。

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有的人远走他乡却依然心系故乡，有的人留守家乡却向往着远方。随着农村的日益城镇化，使得“故乡”越来越成为很多人心中一个模糊的意象，时而清晰时而飘忽，“回不去的故乡”成为很多人一种精神与情感上的漂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江子：自古至今，乡村从来有两大哲学问题：出走与返回。

只要乡村存在，这两大哲学问题就会永远在，就会一直纠缠不休。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古代人的回乡，诗人面对的，也是一个陌生的故乡。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也在精神与情感上漂流无依。

但同时，回乡又是一种信仰。看看每年春运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古代都发生过。未来也同样会发生——我想这跟农村的日益城镇化有关，也无关。

时间会改变一切，但依然会有无数的东西改变不了。

记者：《回乡记》之后，您还有哪些计划，来支撑您这颗为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

江子：我喜欢变化。老卯着一个题材写我会受不了。

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会一直书写故乡。

我以前的《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田园将芜》，现在的《回乡记》，乃至《青花帝国》，都是故乡主题的书写。

《青花帝国》写的是景德镇的前朝往事。可是，谁能说，青花，景德镇，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文化故乡？

吉安不仅是一块乡土，还是著名的文明原野。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杨士奇，陈诚，周忱，王直，罗洪先，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一个历史清晰的断面？值得写的，能为现代之中国提供参照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名写作者，出生于吉安，太幸福了。

接下来我将用我的方式，重构古代吉安人文史——也是中国古代人文史，重新讲述中国人的基因密码。

相信我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