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振江，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翻译家。著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西班牙语国家卷》《西班牙20世纪诗歌研究》等；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达里奥、巴略霍、帕斯、加西亚·洛尔卡、马查多、希梅内斯、阿尔贝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的诗集共30余部，并与西班牙友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红楼梦》。曾获鲁迅文学翻译奖、陈子昂国际诗歌翻译奖、百年新诗贡献奖等奖项，并被西班牙国王授予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和“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被阿根廷总统授予“五月骑士勋章”，被智利总统授予“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等。

人们都知道拉美“文学爆炸”对中国文坛的深刻影响，殊不知，西班牙语世界向来还是诗人辈出的地方，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火热深情、色彩斑斓的西班牙语诗歌，曾触动众多不同代际的中国诗人的灵魂，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有迹可循的影响。

中国当代诗人和读者所熟知的20世纪西班牙语诗人，竟然一半以上是通过赵振江教授的翻译进入中文世界的。但这只是他译作的一部分。在他不知疲倦挥动着的译笔下，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墨西哥殖民时代女诗人索尔·胡安娜（1651—1695）的诗歌，以及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等，都发出了美妙的汉语回声。

缘起：从乡村少年到北大教师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为新中国首批学习西班牙语并从事西语教学、西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之一，您是怎么与西语及西语诗歌结缘的？

赵振江

这个问题还得从我少年时代的诗歌情结说起。20世纪50年代，我还在北京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读书时，就特别喜欢诗歌。高二时我写的一首诗曾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这对于一名乡村少年来说是很不容易的。那时，我曾幻想过成为一名诗人。考大学时，我所填报的志愿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文学殿堂。我也确实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只是作为学生骨干被调配到了西语系。

尽管当时没能如愿去中文系学习，但我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兴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作为系学生会主席，我经常组织诗歌朗诵会。那时我们系有两个文学“墙报”，一个叫“迎春花”，一个叫“小红花”。前者主要是我和李肇星（外交部原部长）等人负责，他写散文，我写诗歌；后者以郭宏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主要代表。我们的写作谈不上什么水平，但是大家都很真诚。这段经历无形中为我的诗歌翻译和研究，或多或少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

刚才您提到了郭宏安，听说您最初和他同在法语专业学习？

赵振江

对。我比他早两年入学。学了一年半法文后，系领导决定要我和段若川（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已故夫人）、赵德明（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改学西班牙语，将来留校任教。“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我们三人都义不容辞地改学了西班牙语。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

据说您当时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开始尝试翻译阿根廷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了，怎么会想到要翻译这本书？

赵振江

大学期间，我们有一位名叫杜契斯基的犹太裔阿根廷外教，此人学养颇深。他在泛读课上给我们选了在阿根廷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高乔人是辽阔的潘帕斯草原上的牧民，他们中有很多马背上的行吟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就是模仿这些行吟诗人，创作了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马丁·菲耶罗》，讲述一位受迫害的高乔汉子不畏强暴、追求自由的传奇生涯。因此，《马丁·菲耶罗》被视为高乔人的《圣经》和现代阿根廷民族精神的源头。

我出生在北京郊外的乡村，很自然被这部史诗字里行间散发出的乡野气息以及马丁·菲耶罗的游侠精神深深地迷住了，于是就试着一点点地翻译其中的诗句。但对我来说确实困难很大。开始翻译时，我还是学生，毕业后留校，主要的工作还是教学，我只能隔三岔五、断断续续地译，直到1976年才译完上卷。此外，正如博尔赫斯所云，“所谓高乔语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古代的语言、重音的移动、语音的变化、成语的运用等，这些在史诗中俯拾即是”。书中还包含了大量的高乔土语，不是专门研究高乔文学的人很难理解其中含义。怎么办？我一是搜集各种版本，参照多种注释；二是找阿根廷专家答疑解惑。1979年我去墨西哥学院进修，那里有不少流亡的阿根廷知识分子，我抓住机会就向他们请教，其间又译完了下卷。1981年回国后，我有幸认识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的阿根廷高乔文学专家莱吉萨蒙教授，他对我的疑问可谓“一锤定音”。至此，我终于完成了这部经典史诗的翻译。不过译完后就束之高阁了，因为当时出版诗歌是很难的，更何况是一部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的阿根廷史诗！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三年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马丁·菲耶罗》。是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

赵振江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1984年，恰逢《马丁·菲耶罗》的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150周年诞辰，阿根廷方面筹划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展览各种版本的《马丁·菲耶罗》。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台湾当局试图搞“文化外交”，突击出版了《马丁·菲耶罗》的繁体中文版，并抢先送到了阿根廷。我驻阿根廷使馆此时便与国内联系，希望我们能将《马丁·菲耶罗》的简体中文版送去参展。然而，虽然我有现成的译稿，但距离展览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何况那时还是铅字排版。时间紧迫，没有出版社肯接。情急之下，时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陈光孚先生就给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信，没想到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亲自批示。随后，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委托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

高乔歌手用中文吟唱着回家，受到阿根廷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我翻译了《马丁·菲耶罗》，阿根廷总统梅内姆于1999年授予我“五月骑士勋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

尽管《马丁·菲耶罗》是您诗歌翻译的“处女作”，但您还是做了非常大胆的尝试。译诗的风格看上去很接近民谣，比如开篇的6行：“我在此放声歌唱/伴随着琴声悠扬/一个人夜不能寐/因为有莫大悲伤/像一只离群孤鸟/借歌声以慰凄凉。”通篇都是七言，但又不是古诗的七言，而是一种较为自由的现代汉语七言，尾韵也让韵感十分强烈。

赵振江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来翻译，是因为《马丁·菲耶罗》完全是按照谣曲的韵律写的，每行八个音节，押韵，通篇都可以吟唱出来。考虑到中国民歌多以七言为基础，我决定以这种民歌体（三—四或四—三结构）来翻译这部史诗，使之更符合高乔人质朴无华、自由奔放的天性。

不过，这么译也是给自己出难题，因为全诗两卷46章、1580节、7210行。要全都译成七言，用“绞尽脑汁”“冥思苦索”“搜肠刮肚”“煞费苦心”来形容都不为过。当然有苦也有甜。《马丁·菲耶罗》是我所有译著中花费时间最多的一部，时间跨度前后长达十余年。这个过程就像书中那位绰号“美洲兔”的老人所说：“谁若想成就好事/ 急性子那可不行：/奶牛要反复倒嚼/ 牛奶才又纯又浓。”

再现高山、大海般的智利诗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

南美的智利虽然只有几千万人口，却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光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就有两位——米斯特拉尔（1945年获奖）和聂鲁达（1971年获奖），您翻译了这两位诗人大量的作品。首先请您谈谈米斯特拉尔，她是如何进入您的视野的？

赵振江

米斯特拉尔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迄今为止西语作家中获此殊荣的唯一女性。翻译她的诗歌，是我在墨西哥学院进修时开始的。1979年底，我在墨西哥接到段若川的来信。信中说，国内成立了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与会期间，她遇到了陈光孚先生，后者约我和他一起为漓江出版社合译米斯特拉尔诗选。于是我在墨西哥买了两本相同的《米斯特拉尔诗选》，一本寄给他，另一本留给自己。我译前半部，他译后半部，回国后合拢。回国时，我那一部分完成了，而陈先生由于太忙，只完成了很小一部分，所以米斯特拉尔诗选就以我译的为主了。这就是漓江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柔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翻译《柔情》时，您刚译完男子汉气概十足的《马丁·菲耶罗》；而米斯特拉尔的诗正如书名所展现的，与高乔史诗风格迥异。您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转换的？

赵振江

我觉得，如何找到与原文相应的体式和语言，妥善处理本土化的词汇和文化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也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才真正了解这位女诗人及其作品的。我先是被她诗歌中层次丰富、不断升华的爱（情爱—母爱—博爱）所震撼；在了解到女诗人的经历特别是她为多个国家的贫困与教育、儿童与弱势群体所做出的无私奉献之后，又为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在翻译过程中，我意识到要处理这样一个以纯粹而强烈的抒情气质著称的女诗人，绝对不能像处理《马丁·菲耶罗》那样强调动词的力度和音节的铿锵。比如在翻译她那首著名的《死的十四行诗》的时候，我有意选取了适合传达细腻情感的朴实无华却又感人至深的词语：“人们将你放在冰冷的壁龛里，/我将你挪回纯朴明亮的大地，/他们不知道我也要在那里安息，/我们要共枕同眠梦在一起。……/然后我将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在月光缥缈的蓝色的薄雾里，/把你轻盈的遗体禁闭。/歌唱这奇妙的报复我扬长而去，/因为谁也不会下到这隐蔽的深穴/来和我争夺你的遗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

米斯特拉尔的诗歌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与您传神的翻译分不开。从1986年至今，其诗歌中译本在国内出了好几个，有三个版本由您独译，其中就包括漓江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柔情》。

赵振江

其实，《柔情》只是米斯特拉尔的一部诗集，收录的多是儿歌和摇篮曲。对于国内读者尚不熟知的诗人，出版社一般不愿用某某诗选作书名，所以才用《柔情》代替了《米斯特拉尔诗选》。新版《柔情》涵盖了女诗人生前发表的四部诗集《绝望集》《柔情集》《塔拉集》和《葡萄压榨机》，并附录了一些可供查阅的研究索引，应该是国内资料相对全面的米斯特拉尔诗选。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曾说过，如果说米斯特拉尔像智利北部峥嵘巍峨、孕育着炽热熔岩的高山，那聂鲁达就宛似南方波澜壮阔的大海。聂鲁达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就曾出版过袁水拍等人翻译的《聂鲁达诗文集》。199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和张广森合译的《漫歌》。您如何看待聂鲁达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赵振江

20世纪50年代，聂鲁达在中国非常流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翻译过来的多是政治抒情诗。诚然，对聂鲁达的译介在当时有政治考量（聂鲁达是共产党员，得过斯大林和平奖），但其艺术水准是举世公认的。他的作品之所以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他充满巨大感染力的政治抒情诗是分不开的。西班牙内战、苏联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在他生花的笔下纵横捭阖、气势磅礴。在将政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将现实主义内容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

然而，聂鲁达的作品绝不仅仅限于政治抒情诗，实际上，他的作品是由爱情诗、政治诗、超现实主义诗歌这三部分组成的。2004年，在聂鲁达百年诞辰之际，我和我的学生滕威合作出了一本《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希望更全面地介绍他。在这本书中，我全译了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这是聂鲁达的成名作，当时他还不满20岁。诗集出版后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被称为“情诗圣经”，成为世界诗坛发行量最多的诗集之一。比如第18首：“有时早晨起来，连我的灵魂都是湿的。/远方的海洋在回响。这是一个港口。在此我爱你。……/有时我的吻在那些沉重的船上，/当傍晚靠岸时码头更加悲伤。/我无力的饥饿的生命已经疲惫。/我爱自己没有的东西。你在那么远的地方。”“在此我爱你”，一咏三叹，使全诗更富于音乐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爱自己没有的东西”这句很妙。您和他人合译的《漫歌》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7，该书是聂鲁达最重要的诗集，中译本不止一个，有的书名译作《诗歌总集》，有的译作《全体的歌》。您为什么译为《漫歌》？

赵振江

《漫歌》是一部庞大的诗集。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在我看来，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全诗的内容上看，译为《漫歌》都更贴切。这是我和张广森学长合译的。第一版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的笔名是林之木，我就随口取了个江之水的名字。2021年12月，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购得版权，再版了经修订的《漫歌》，遗憾的是广森兄已离世。

帕斯译介：让诗歌更有语言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世纪80年代后期，您开始了对墨西哥诗人帕斯（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译介。能否谈谈这项工作启动的契机或动因？

赵振江

在墨西哥进修时，曾有机会去拜访帕斯，由于当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又在翻译《马丁·菲耶罗》和《米斯特拉尔诗选》，加上根本没想到我会成为帕斯的译者，所以就没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洛蒙（当时还是南斯拉夫青年诗人）一起去拜访帕斯。回国后，对帕斯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国内诗歌界呼声的回应，当时帕斯在国内诗人圈中的知名度远远大于西语翻译和研究界对他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繁荣时期，也是从那时起，我和众多活跃的中国当代诗人逐渐有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入的切磋。

我最早翻译的帕斯作品是其著名长诗《太阳石》。我翻译这首诗时，他还没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将译稿寄给了《世界文学》，据说在编辑部内，对是否发表该诗争论不休，但没过多久，帕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无须争论了。后来，花城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太阳石》的单行本，这是国内第一个帕斯诗选中译本。遗憾的是花城版《太阳石》排版有误。但由于此诗的环形结构加上意识流的特点，可能编辑和读者都未能及时发现，好在后来诗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燕山出版社再版时得以纠正。《太阳石》赢得了国内诗人朋友们的好评。《中国武警》前主编、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诗人王久辛告诉我说，他读了不下二百遍。最近还有人告诉我，他能背诵《太阳石》开头的诗句：“一棵晶莹的垂柳，一棵水灵的黑杨，/一股高高的喷泉随风飘荡，/一棵笔直的树木翩翩起舞，/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前进、后退、迂回，总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太阳石》很受欢迎，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首584行的长诗，首尾相叠，环形结构，具有史诗的气魄、情诗的绚丽和哲理诗的深邃。可以说，在帕斯的诗歌世界里，强烈的瞬间经验和复杂的历史意识、个体的生命直觉和人类的文化传统达成了高度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

据说《太阳石》的行数（584），和玛雅历法中金星年的天数相等。诗人胡续冬高度评价您的译诗，称：“赵振江的译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在驳杂的图景和快速切换的语境中一气呵成的语势，即使在现代汉语自身的长诗中，也很少见到这样富有语言张力的大手笔。”

赵振江

续冬是我从北大中文系招到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硕士，后来师从中文系洪子诚教授读博。学生称赞老师，难免溢美之词。说实在话，我们对帕斯的翻译和研究起步很晚，与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很不相称。诗人朋友们建议我多翻译一些帕斯的诗论，我便选译了帕斯的《另一个声音》（1990）、《诗歌与世纪末》（1990）和其访谈录《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1994），并组织学界同仁翻译了《弓与琴》（1956）和《淤泥之子》（1974）等作品，为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了某种理论资源。这便是作家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16开、上下两卷本的《帕斯选集》和燕山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四卷本《帕斯选集》（诗歌、文论、杂文、访谈各一卷）。一位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终于在汉语语境中得到了其应有的呈现和热烈的回应。

以诗译诗，追求“最佳近似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有人说，诗是不可译的，中国古典诗词更是不可译。您怎么看？

赵振江

诗可译否，至今仍是一个议论不休的命题。我的回答是：可译又不可译。有可译的部分，即内容是可译的；也有不可译的部分，即形式是不可译的。当然，这里说的是西诗汉译或汉诗西译。如果是同一语族之间的互译，就容易多了。

提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又要谈到帕斯。他热爱中国文化，翻译了杜甫、王维、苏轼等人的不少诗歌，甚至还写过一篇《我译王维》。当然，他的翻译并不完美，主要因为他不懂汉语，是从英文转译。以杜甫的《春望》为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帕斯译后大意为：“帝国碎了，山河还在；/三月，绿潮淹没了街巷和广场。/现时严峻：花上有泪水，/鸟儿的飞翔描绘着别离。/碉楼和垛口说着火的语言，/斑驳的黄金是家书的价格。/我搔着头，头发花白而又稀少，/已经留不住轻轻的头簪。”

帕斯是大诗人，他翻译的诗肯定是诗。但他将“春望”译成了“被俘的春天”，在诗中用“绿潮”代表植被（即草木），用街道和广场指代城镇，用“淹没”表明“草木之盛”，虽不无道理，但创作的成分大于翻译。往下看，译者将“烽火连三月”中“一连三个月”之意理解成了三月份，并且提前到了第二句，所以第五句就变成了“碉楼和垛口说着火的语言”，缺少了“战事旷日持久”之意，那么“家书抵万金”也就失去了依据。正如帕斯本人所说：“好诗人，不一定是好译者。”当然，就这首诗而言，问题并不在“以诗译诗”，而在误译，当然，责任不全在他，因为他是从英文转译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

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利用现代英语诗歌的形式，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创造性翻译”，这也是他的翻译理念；另一种观点认为“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是被限制的创造。您认同哪种翻译理念？

赵振江

我一直认同“翻译是二度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就诗歌翻译而言，我同意帕斯的观点。他认为“翻译与创作是孪生行为”，“译者的活动与诗人的活动是相似的，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诗人开始写作时，不知道自己的诗会是什么样子；而译者在翻译时，则已经知道他的诗应该是眼前那首诗的再现”。诗人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译者则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译诗比写诗更难：写诗是想写而且能写才写；译诗是无论你想不想译、能不能译都得译。这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吧。

帕斯在论述诗歌翻译时曾引述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一句话：“理想的诗歌翻译在于用不同的手段创造相似的效果。”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译诗和原诗在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上的和谐与平衡，当然，绝对的和谐与平衡是不可能的。正如北大辜正坤教授所说，译诗追求的是与原诗的“最佳近似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

那么，如何利用诗歌这一语言艺术，使得译文和原文达到最佳的近似呢？

赵振江

翻译诗歌，不能像翻译小说那样逐字逐句翻译，而要让翻译出来的文字也成为“诗”。这就是“以诗译诗”。译诗，首先要理解诗。理解原诗，要“设身处地”，要“进入角色”，要体会诗人在彼时彼地的情感和心态。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写一首与原诗尽可能相似的诗。这就是诗歌翻译也就是译者追求的最佳近似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

谢谢赵老师与我们分享了很多。由于时间与篇幅关系，我们只谈了西班牙语美洲几位重要诗人，还有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鲁文·达里奥（1867—1916）和秘鲁诗人塞萨尔·巴略霍（1892—1938），以及您译介的众多西班牙诗人，如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拉菲尔·阿尔贝蒂（1902—1999）、米格尔·埃尔南德斯（1910—1942）等都没有谈到。

赵振江

对于诗歌翻译，还有许多问题要探讨。我真心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和学者能够阅读、欣赏、关注西班牙语诗人的作品，这是对一个译者最大的褒奖。 

左为赵译西语版《红楼梦》卷一

右为耄耋之年的最新译著《加莫内达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