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王彬的散文，对中国当下的散文具有示范意义。一是他的散文语言，深得中国传统叙事语言的精髓，简约而唯美，浸润而精妙，读之给人以无比愉悦的阅读体验；二是他的散文，具有深厚的文化属性，无论是书写的对象，还是书写的过程，都能看出他知识积累的丰厚。写古代的遗存，他追根溯源，既有独到之见，又剖析通透；写现代的风物，他大量引用典籍，信手拈来；三是他的散文，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他关注生命，关注普通人的处境，为弱者发声，为被污染的土地呐喊，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安黎

王彬的散文，呈现出别样的风采和别样的味道，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高端性，以不是教科书却胜似教科书的特质，在给当下铺天盖地而又良莠不齐的散文写作，做着无声的示范。

有着拨云见日的思想光亮，有着叩击心弦的人道情怀，有着一尘不染的纯粹，有着荡尽污泥浊水的洁净，有着极尽醇厚绵香的隽永，有着信手拈来恰到好处的旁征博引， 有着发乎于心动之以情的真挚——于是王彬的散文，在荒草般的散文世界里，显得格外地木秀于林。

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中，担当着最具前置性的使命。文学作品能否恒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可谓成亦语言，败亦语言。汉语的语言，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经历了数度折腾与蹂躏，尤其是经过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重塑，既满目疮痍，又偏离航线，即使有识之士图谋回归，也难以寻觅到来去的航路。屠夫剁肉般的粗暴文字，莽夫狂呼乱叫般的非理性表达，深刻地影响着当世文学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反观王彬的散文，就尤其难能可贵。王彬的散文语言，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优雅与儒雅。优雅是其散文的仪态，儒雅是其散文的气度。这种从里到外的高贵，让多少洋洋洒洒而又粗制滥造的篇章黯然失色。无论是写树，还是写花，抑或是写人、写鸟、写风物，他的语言都一以贯之地无比考究。叙述节奏，属于牛牧山坡式的，深得中国传统散文的精髓和韵致，是古筝而非大提琴，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深藏玄机。

毫无疑问，王彬先生为饱学之士，这一点，除了他叙述中随处可遇的引用可以佐证外，其文字间缓缓流荡的气韵，也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没有相当的学养，即使有志于致力散文的精妙与雅致，却也难以写出像他那样晶莹若珠玉、婀娜若拂柳、静谧若石卧、璀璨若云霞的文字来。他的文字犹如高超的工匠镂花，无雕琢的痕迹，却隐伏着相当的机巧和睿智，比如他写栾树，仿佛简笔画一般，寥寥几笔，不但绘出其形，而且勾出其神，使原本静止不动的树，立刻就栩栩如生：“花是黄色的，比槐花略微大些。不是的，是它的果实，三角形状的小灯笼，仿佛漂亮女孩子用尖嫩的手指做的手工……”写到麻雀，他别出心裁，妙语连珠：“小麻雀欢快地吃着，拍动小小的翅膀，极力要站起来，脚是黄褐色的，仿佛穿着两只大大的草鞋……”他写金枝槐，化静为动，满纸溢彩：“最可怪异的是树的颜色，是那种金黄的色泽，仿佛与温度赛跑似的，天气越冷，颜色越深，金灿灿的要把冬季的蓝天点燃。”他写时间，艺高人胆大，别具意趣地写出了时间的响声：“一年的光阴银河一般，叮叮咚咚地流淌过去了……”他写人，于不动声色之中，却已滔浪汹涌：“从宜昌下船的时候，我们搅进了这样纷杂的队伍，都是十七八岁的小男孩，还有更小的，士兵似的排成一排，黑、瘦、小……我开始以为他们不过是手拉手，后来才看清他们不仅前后拉住衣襟，而且羊肉串似的用一根青竹连绾在一起。他们并不喧哗，只是静静地挪动脚步，生怕脱离了队伍而被外界的潮流吞噬，像刚刚出窝的小鸟那样，睁圆惊恐的眼睛，谛视这陌生、喧腾而又充满危机的世界……”这些畏缩而惊惧的山区孩童，经他轻描淡写而又形神兼备的素描，读者也会跟着牵肠挂肚起来：他们要去哪里？是出外打工，还是被组织起来另有他用？他们今天的样态，会不会对未来的命运有所昭示？语言，在这时已不单纯是字和字的组合排列，不是简单化的言说技巧，而是有了深厚的意蕴，有了繁复的承载，有了遐想的千折百回，有了弦外之音的欲说还休。

王彬寻踪的是圣贤的足迹，迈开的是大家的步态。这等气象，无疑来自于他日常的潜心阅读与苦修苦练。广博的阅读，深度的思考，带给他异于庸人的独特视觉和独特体验，也使他的精神伦理，更加趋向高远和善美。王彬的学养，从他文字遍地开花的引用中，就能得到佐证。几乎在每一个篇章里，都能发现他信手拈来的摘引。这种借鉴古人之玑珠，夯实自己之文字的手法，没有相当厚实的知识储备，绝然无法做到。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把古人的言辞，当作炫富的挂件，生搬硬套地移植于文中，而是将这些精妙的词句，予以浸泡融化，弥散和渗透于自己文字的骨血当中，与整个叙述无缝对接，浑然天成。在《我对一种树的认识过程》中，他的引用多达七八处，从庄子“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林”到孔夫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从对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观点的解读到对裴渊《广州记言》中言说的辨析等等，既适时适度，又合情合理。在《蓟》中，他更是天马行空，从巴黎写到北京，从北宋沈括的《使契丹图抄》《梦溪笔录》的记载，延伸至清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无论地域怎么转换，时间如何跨越，似乎都能做到手到擒拿，游刃有余。

语言是肌肤，学养是血肉，而隐身二者其后的，是王彬散文的责任意识和人性觉悟。哪怕是写树写花，写鸟写物，也从不把写作的对象当作冷漠的客体，并带着看客的玩赏心理，不是远而望之，近而观之，而是扑向它们中间，敞开无比温热的双手，抚摸着它们的肌肤，感知着它们的呼吸，视它们为生命，待它们为亲友。他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怜惜，洋溢着体恤，流淌着悲天悯人的善良。他为树木的被砍而悲愤，为麻雀的死亡而哀伤，为工业文明的无序扩张而疑惑，甚至，他为旧门墩的无家归依而叹惋。尤其是动植物所遭遇的厄运，给他精神世界带来的刺痛，犹如刀斧劈肉。那些遗失的古物，仿佛是他失散而苦寻多年的孩子。在写到门墩时，他如此慨叹：“这些孤零零的门墩，原本是有家的，而且是家中的重要成员，现在却被放逐而形单影只……怎么想都难免令人心痛。”他为遭受污染的环境而忧心，更被这种环境塑造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精神麻木所震惊：“在枝江县城，我也见到了另一种火一样的颜色，那是路过一家工厂的时候，估计是个化纤厂，红色的纤维逸出工厂，沾满了路旁的绿化树，红彤彤的，仿佛燃了一把大火。植物的叶子是有呼吸作用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呼吸系统应该完全窒息了吧？”

这些充溢着情感温度的书写，蕴藏着痛切，也蕴含着深爱，更把“哀民生之多艰”的心怀和盘托出。关注底层，关注人心，关注卑微的生命，显示出王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指向和精神良知，也使他散文社会属性的硬度，得到了有力地强化。

王彬的散文路径，至少在当下的散文界，具有不可复制性。原因在于，一个优秀作家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座大厦的拔地而起，需要太多的材质来共同支撑，比如人格、认知、学养、阅历、思想、艺术等等，一个都不能少。而王彬，集这些元素为一身，于是写出的散文，既壮阔，又精美；既具有“独此一家”的创造性，又具有作为坐标的示范性。

安黎，《美文》杂志副主编，一级作家。在国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长篇散文《石头发光的地方一一回望耀州》、《那些家长》，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别样的发现》、《与故乡握个手》等书籍。有上百篇作品或被编入十多个省市的语文辅导教材，或被《作家文摘》、《青年文摘》、《散文海外版》、《读者》、《散文选刊》、《青年博览》、《杂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或被收入各种文集。有数十（部）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获柳青文学奖、黄河文学奖、西部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