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批评如何面向急剧变动的文学场？这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是，从微信公众号到新浪微博等自媒体文学蓬勃兴起，网络文学以及周边衍生、剧本杀、新歌词体等“文学”样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传统文学期刊和出版也在不断调整姿态。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的标准的问题，在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经验面前面临挑战。作为应对，把新的文学经验镶嵌到特定的知识装置中，用“知网体”进行统筹和归纳，这种批评方式固然重要，但它的问题也逐渐浮现。用既有的标准和框架去衡量文学新经验，指出它们或符合或背离的特征，是否会强化已然物质化、制度化的文学认知？将新经验压缩在知识装置中，成为一种能为学院认可的衍生性概念，是否会压抑文学新经验的“异质性”？当被规训的“经验”与文学现场之间产生各说各话的“区隔”时，我们不禁要思考：文学新经验能否成为破出既有知识装置，指认既有文学标准边界的新的开始？文学新经验能否成为激发文学再出发活力的契机？

何平的《批评的返场》于2021年12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与其说这是一本“静态的”文学批评论文集，不如说这是面向和应对新世纪以来文学新经验的文学行动档案。该书对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代际文学等诸多文学新现象及时反映，对文学内部历史与个体、公关生活和私人空间、城市与地方、时代和代际等重要问题结合作家作品进行新的思考，对新世纪文学现场进行“文学策展”式的概览。该书从体例上看可谓是新世纪文学面面观，实际上，“重建文学和大文艺，重建文学和知识界，重建文学和整个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联性”是全书的核心。一方面是各种张力化的表达：文学标准的严正性和新经验的逃逸性，审美的穿透力和粗粝现象中所具有的创造性……另一方面是有效对话的建立：基于抵达文学现场的田野调查和“在现场”的实践基础，每一篇文章都在提出问题，并进行复调式的探讨。如果把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之内”而不是“之外”的一部分，如果把批评家作为特定的“文学主体”，那么《批评的返场》就是重建文学性的“文学”本身。

对话：“同时代的批评家”与变动的文学场

在《批评的返场》中，何平认为“批评家，尤其是年轻的批评家们要有理想和勇气成为那些写作冒犯者审美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做写作者同时代的批评家。”对于“同时代的批评家”的呼唤，是出于一种对当下共同体的关切。“同时代的批评家”不会将文学现象区隔于自我的感受之外，不会将作家作品当作审视和辨别的对象，借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同时代”意味着共同蘸取着时代的幽暗来写作。何平对话题、文学空间或作家群的关注表现出一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批评的返场》重点评论的5位当代作家成名于1990年代，是宽泛意义上的“同时代作家”，且有一定的代表性。当谈论文学与县城时，他关注的是同时代作家中的张楚、黄孝阳、陈再见等。当论述地方性叙事时，他所思考的仍是共同生活的时代：“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境遇里，地方日日新，我们的文学已然不是在福克纳、马尔克斯的时代叙述地方。当今时代文学如何叙述地方？”

针对批评家自觉参与文学现场能力退化的问题，何平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策展人是联络者、促成者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断的文学布道者，由是批评家才能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正是在平等的视点下，何平指出新世纪媒体新变导致传统文学媒体形成“泛文学”“亚文学”化的“文化媒体”特征，这充分激发了散文的探索性、生长性文类潜能……当他思考网络文学，特别是资本化的网络文学时，他看到“‘再造网络文学’是从资本和读者为王的时代进阶到‘大神’为王的时代。‘大神’为王不只是经济上的‘要价’，而是‘大神’对网络文学存有文学公益心，在和读者的交际中兑现网络文学的文学理想，影响读者，‘大神’可以成为某种文学风起、风格和风骨的被效仿者，也可以为现代文学传统提供新的可能性……”

由此，面向变动的文学场，《批评的返场》践行“同时代的批评家”的理念，以“策展”的理念进行平等、复调式的“对话”，一方面以专业的眼光促成新现象、新经验成为新的文学生长点，另一方面，在新现象和新经验中重新检视文学的内与外、历史的常与变。何平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当下装饰性的文学交际、文学活动、文学会议等，是“假装的对话”，并推陈“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迎合和指摘都不是真正的“对话”，无意义的描述或是生硬的概念化也不是“对话”的外膜，这种文学批评对话性的重建，在本质上是共同面对“同时代”整个社会公共性、民族审美的相关问题而共同成就的“对话”。

行动：为“文学”赋予新义

当近些年诸多论述强调作为“动词”的文学时，《批评的返场》以对文学现场变动充分的理解，跨界、跨圈的批评视野，反思“文学性”问题，与“同时代”文学经验参与实践性的“文学”，为“文学”赋予新义。

除了对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反应迅速，何平对各种边缘性的、异质性的文学都予以关注，对所谓“文学”边界进行全方位的反思。2017年和《花城》杂志合作的“花城关注”，30期栏目包括30个专题。这些专题是何平为“文学”进行的边界拓殖尝试。“导演和小说的可能性”“摇滚与民谣”“散文的野外作业”“机器制造文学”“文学向其它艺术门类的扩张”……这些“文学”重新定义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并反向性地修改着文学理论。比如关于文学主体，何平指出“正是网络空间助长了‘多主语的重叠’文学时代的来临，并使之成为现实”；通过戏仿式的“制造‘85后’”，何平试图重现不能被连续的文学史所容纳的“一个个孤独的文学岛屿”；通过恢复曲、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何平不仅是要接续歌诗传统，而是指出“摇滚诗歌和民谣，也许是杂音，甚至是噪音，但它们的现实意义不只是自身文学性的再认和辨识，更重要的是其精神立场的质朴和天真可以救济今天文学的匮乏”……从重申多重文学主体，到指认文学的多元存在方式，从重新勾连文学与音乐、影视的关系到重构文学的和城市、乡村、田野等空间的关系，何平重建的“文学”不是僵化的概念、死板的律令，而是一个与时代的芜杂和丰富共生的“未完成”——“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无数不同的主体共同书写的，参差重叠或众声喧哗”，文学主体如此，文学客体也应如此，要让所有“幽微的存在”都被照亮……

围绕此种文学观，对于当代5位重要作家的评论，隐约渗透着重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努力。迟子建、李洱、艾伟、邱华栋等几位作家的写作都并入了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延长线，成为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何平对他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新世纪延长线上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叙事。何为当代？何为文学？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需要“同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创造。

“来吧，让我们一起到世界去”，“让我们一起下山吧”，《批评的返场》中这样的语句，表达着一次次文学突围、破界。《批评的返场》中的“文学”不再是自我净化的过滤器，“文学批评”成为有思想有温度的“参与”。何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推进，正是有一批人不满足于既有的文学惯例、挑战并冒犯文学惯例。不断把自己打开，使自己变得敏锐。而《批评的返场》也正是何平对这一精神的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再出发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