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清明，一个思乡的日子。

此时拿起北岳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乡村我的城》，一种对故土难以言明的情愫便会萦绕着你。那些隐秘的心事，从书中的文字缓缓流出，既让人刻骨铭心又令人肝肠寸断，深刻而温暖，深情而动人。

《我的乡村我的城》是重庆实力派散文家吴佳骏继“微尘三部曲”之后最新出版的又一力作。吴佳骏用其在自身生活的见闻与感触，将目光对准乡村与城市中的个体生命，用朴实而诗性的文笔，写下了自己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道路上遇见的诸多见闻，也写下了那一个个从活着的困境走出来的人，深透地叙述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存在样态，以及如何寻找一条条精神回乡的路。

吴佳骏，1982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为《红岩》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作品发表于《芙蓉》《花城》《天涯》等各大期刊，曾获“冰心散文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丝路散文奖”“长安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著有散文集《掌纹》《院墙》《在黄昏眺望黎明》《飘逝的歌谣》《贴着大地生活》《莲花的盛宴》《巴山夜雨》《小魂灵》等。

乡村是吴佳骏散文的根，贫困和寂寞是生活对他文学创作的馈赠。由此，他对人性和命运有了深切的感受，对生活意义有了独特的理解，他笔下的散文抵达了文学的本质。读吴佳骏的文字，感动经久不息。新作出版之际，《山西晚报》独家专访吴佳骏，探寻这位将散文的“根”扎根于大地深处的80后作家，听他讲述失根之痛和寻根之路。

山西晚报：《我的乡村我的城》的书封很有特点，是一张孩童在乡野的照片，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张图片来做封面？

吴佳骏：书名确定下来后，责编希望书的整体装帧设计最好既能兼顾城乡元素，又能充分揭示主题。我就想何不用两张照片来做设计，封面一张，封底一张；一为城市，一为乡村。我是个摄影发烧友，电脑中储存着不少习作。翻检之下，找到我前几年在一个乡村抓拍的照片，一个孩童站在五月的旷野上，他的母亲当时正在旁侧收割油菜籽，背景是高远而苍蓝的天空，很深邃，很有意境，传达的信息也丰富，与书的气质很契合，给人一种宁静、素雅和冥想之感，就决定采用这张图做封面了。

山西晚报：既写城市，又写乡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吴佳骏：我出生在农村，参加工作后，虽一直在城市谋生，但我的父母和亲戚仍旧生活在乡下，这使我不得不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每次回乡的所见所闻，对我心灵造成的震动都非常强烈。特别是那些我自幼就熟悉的乡邻们，一个一个离开人世，而他们的后人，却像候鸟般在异乡打拼，靠从事体力劳动求生。我了解他们的遭遇，也能感知他们的悲喜，此种感受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了我跟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从他们的故事中，我得以深刻地洞悉人性，反思人生和命运，并见证活着的艰难和温馨。这类社会底层人群，能真正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他们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长年累月，当我看得多了，也就想把他们的酸甜苦辣写出来。我觉得写他们，就是在写我自己，我们身上有着相同的“血脉”和“基因”，或许这便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吧。

山西晚报：是因为这样的“血脉”和“基因”，使你在书中形容自己还是一个“从乡下闯入城市之人”，是“闯入”，而不是“融入”。

吴佳骏：是的，从参加工作算起，我到城市生活已经二十几年了。尽管在别人眼中，我已经是个“城市人”了，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或许是性格孤僻之故，我不善社交应酬，为人又过于耿介，喜欢说真话，老是得罪人，故我在重庆生活已逾十年，几乎没什么朋友。以前很多人邀请我参加活动或聚会，感觉不少人都在表演，戴着面具，少有真诚和朴实。我天生愚钝，对这种应酬相当反感，渐渐地我就不去参加了，尽量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人生在世，不可能认识你的每个人都说你好，也不可能认识你的所有人都说你坏，自己过得舒心和有意义就好。我喜欢这种“边缘化”的状态，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事情。因此，我的情感跟城市之间是疏离的，始终难于融入，加之我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很低，又钟情自然山水，就更是成了城市中的“边沿人”。

山西晚报：这么多年的城市生活，还是觉得自己游离在外，一身孤独？

吴佳骏：说到孤独，其实人都是孤独的，哪怕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妻子或丈夫，也无法真正理解自己，走入我们的内心世界，稀释或抚慰孤独。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体察到了这点。有时置身越热闹的场合，自己越孤独。所以，我觉得，唯有孤独才是自己的终身伴侣。人与人的区别之一，就是看面对孤独时能力的大小。有的人害怕孤独，天天去寻求刺激，最终被喧嚣给包裹了；而有的人却学会了享受孤独，最后在孤独中获得了精神的提升和灵魂的净化。

山西晚报：不知道你的失眠和这份孤独有没有关系。但在《夜晚知晓一切秘密》这篇文章里，你通过失眠在夜晚看到住在对面屋子里的种种人和事，给读者呈现了不同小人物的不同人生景象。小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但关注的人很少，你替读者做了这件事，并带动读者去察觉了许多人，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人？

吴佳骏：可能还是因为我本身就来自于底层之故吧，我对这类人群的遭遇有切肤之痛。换句话说，我也是一个“小人物”，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同的仅仅是赖以求生的方式。

时下不少人瞧不起写“乡土”和“人事”散文的作家，觉得很“土”，缺乏“现代性”。故很多作家都去写历史、写人文，或写其他宏大题材去了。其实，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个话似乎说得有点冠冕堂皇，但事实上就是如此。你不能指望一个衣食无忧的人，去对一个乡下人感同身受，他们压根儿就不是一类人。有很多打着“底层写作”旗号的作品，其实是“伪底层写作”，他们先给自己找到一个立场，认为立场对了，就能踏上道德制高点，实际上却对底层一点儿不熟悉，这样的写作是一种“暴力写作”。我不写这样的作品，我也不认为我的作品是“底层写作”，我只是借“底层”的外壳，挖掘和剖析人心和人性罢了。

山西晚报：这种人性的挖掘，读了让人心里有种难言的痛。书中其它文章，比如《关于垂钓的痛苦和哲学》《一个人的百年孤独》中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命运，看过后都得悲悯许久，有想过这本书要带给读者怎样的感受和意义吗？

吴佳骏：读我的书需要心力强大。如你所说，我作品中的人物，命运都不怎么好，看后也许会让人揪心，甚至喘不过气来。但这并非我有意为之，我在写时，尽量以艺术化的方式来呈现我所写的一切，我希望修辞能缓解阅读的焦虑，又不遮蔽真相。我写的每篇作品，都没有刻意去寻找书写对象，只是他们恰好都走进了我的视野，将自身的命运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如果我不写他们，我都觉得不配做一个写作者。当然，我从不以写作者的身份，去消费“同情”和“苦痛”，也不去评判“价值”和“意义”，我要做的，仅仅是呈现。倘若真要说我希望通过作品带给读者什么，那就是“生活本身”。让读者看到生活本身之后，再去好好生活。

山西晚报：你用“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代表你在写这本书时的心境，能解读一下吗？

吴佳骏：这是杜甫的两句诗。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草堂之魂：一代诗圣杜甫》，写的就是杜甫一生的多舛命运和文学追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路，文字也有自己的来路。我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让我爱恨交加。这些人物身上有许多的劣根性，但我还是会为他们落泪，这是促使我书写他们的内驱力。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像杜甫的诗句般记录一个时代，记录一个时代下人的状态和处境，为后来的人们留下一点证据。

山西晚报：“我感到故园就像一位寡居多年的老太太，正在斜阳晚照下，孤单地苟延残喘”——《我的乡村我的城》里的这句话让读者看到了你的乡村的现状，在反复书写故乡的过程中，内心是什么感受？

吴佳骏：失落和叹息。其实，在现代化进程的滚滚巨轮之下，每个人的故园都在失去。我的“故园”，不过是众多中国人“故园”中的一个，它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不一定具有典型性，但我想，它给每一个游子造成的心灵撞击和精神创伤，却是一样的。

山西晚报：父亲、母亲和姐姐等亲人多次出现在你的文章里，且始终带着悲伤，这种情愫来自于哪里？和家庭背景或者成长经历有关吗？

吴佳骏：有关系。就一个作家而言，童年经验早已完成了对其终身写作意义的塑造。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复杂，也比较艰辛，但都过去了。这种成长背景留给我的遗产，便是使我过早地体察到人情冷暖和生死无常，这对我的文学观的影响是巨大的。

山西晚报：亲人和故乡固化了你的思维和情感吗？这些是促使你的文章总在表达一种悲楚和困惑的原因吗？

吴佳骏：是，也不是。血缘亲情是烙印，将终身烙在一个人的胸腹上，他们的一个咳嗽都能掀起我内心的一场风暴。就在上周，我父亲被确诊患阿尔兹海默症，他的记忆力衰退很快，我很恐慌。在不久的将来，他或许连我也不认识了，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我将退出他的记忆，而他也将活在自己的城堡中，直至生命终结。这种现实，着实让我寝食难安。这一切，都在促使我进行文学层面的思索，固化有时恰是一种“绝处逢生”。因此，我之所以执着地表达人的困惑，根基不在亲人和故土，而在人存在的现状和活着的处境。

山西晚报：在你的作品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就是“故乡”“城市”“乡愁”“寒冷”等，看着有些凄凉，这样的写作情绪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吴佳骏：在日常生活中，我倒是挺乐观的一个人，有时还不乏“幽默”。过日子就像吃面，总得在碗里撒点盐巴和辣椒粉才有味道。但在面对写作时，我又是极严肃的，因为写作从来不是用笔，而是用脑和心。这种情绪带给我的影响，只有一个，即让我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

山西晚报：你在书中讲了许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生活变迁，把这么多人和事都记在自己心里去剖析人性，累吗？

吴佳骏：只要人不愿意麻木地活着，就会累，人间没有万全之策。剖析别人累，剖析自己更累。也许，这便是生而为人的乐趣吧。有人说，你永远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么，我们索性唤醒自己好了。

山西晚报：你在城市也生活挺长时间了，却始终钟情于以“故土”作为写作的“根”，为什么？

吴佳骏：因为体会到失根之痛，才要反复去寻找“故土之根”和“精神之根”。

山西晚报：你在书中写道：“写作没有任何意义，改变不了这个时代的困境。”“在这个世界上，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困境。”反复提到的“困境”指什么？

吴佳骏：我始终觉得，人生就是由无数的小幸福和大痛苦组成的，无论你位尊还是位卑，富有还是贫穷，最终都难逃生命的终结。这既非“悲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我只说事实。人生本无意义，是我们自身在赋予人生以意义，这种赋予必然会产生“困境”。假如体会不到这种困境，只能说明我们对生命的体悟和洞察还不够深刻。

山西晚报：你说“从事写作二十余年来，一直在以所写文字践行着自己的‘写作理想’”，你的“写作理想”是什么？受“困境”的影响吗？

吴佳骏：不是受困境的影响，困境只能升华写作。我的“写作理想”说来也简单，总括起来，就七个字：见证、自由、慈悲、爱。

山西晚报：通过作品，你真实、诚实地面对并且记录了你的内心，却还是无法安顿它，说“我还是一个活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人”，为什么？

吴佳骏：能够面对，不代表能够安顿。面对是一种勇气，安顿是一种能力。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便我自己的心安顿好了，那更多人的心该如何去安顿？你看，写作者总在杞人忧天，自讨苦吃。

山西晚报：安顿不了内心，就总有一种挣扎感，但你能在文章里平和地讲述各种人物的这种挣扎，怎么做到的？

吴佳骏：我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写的时候内心也会波澜起伏，但文学不是发泄和抱怨，我得尽力使心绪平复下来，静水流深。你能读出我文章的刺感，不是我写得用力过猛，而是你心善，触碰到了心中最柔软的东西。

山西晚报：你的许多文章都在寻找一条路，这条路多是在寻找自我、寻找家。对读者通过阅读你的作品踏上精神回乡之路有过期待吗？

吴佳骏：写作首先是渡己，其次才是渡人，故我将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功德的写作，一种是没有功德的写作。前者渡己渡人，后者既不渡己也不渡人。因此，我对读者没有期待，我只期待我自己如何写作。作者和读者之间，是互寻知己的过程，能否找到，要看缘分。

山西晚报：你说“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应该看清自己的来路。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方向感”，你自己看得清吗？有方向吗？

吴佳骏：正是因为我看清了，所以文字才有方向。文学除了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还必须用良知的天平来衡量。

山西晚报：你的文章最终带给读者的是感人肺腑的力量，你通过作品看尽人间百态、尝尽生活之苦，但坚持为他人传递温暖和光亮，这是你写作的最终目的？写作给你带来些什么？

吴佳骏：我不知道自己写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只记得我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说过这样的话：“倘若有一天，我不再有过多的精力去写作，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会写短，短到只剩下两个字：‘慈悲’，如果还能更短些，我希望只剩下一个字：‘爱’。”如果非要说写作给我带来了什么，它带给我的是独立思考、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既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我会坚持“现实主义”写作，不过，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跟题材无关，而是跟“现实主义精神”相关。

山西晚报：你写作中的苦难意识会成为一种“写作自觉”吗？你如何在乡土和城市之间寻找文学的位置？

吴佳骏：我想会，价值观一旦稳定，便很难改变。无论乡土文学还是都市文学，要反映的人性的复杂性都是一样的。乡土和城市之间形成的张力，既使我“荷戟独彷徨”，也使我“惯于长夜过春时”。

山西晚报：面向过去、面向故乡、面向记忆的书写还会延续吗？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

吴佳骏：一个好的写作者，无论他今生写出过多少篇文章，其实都是在写一篇文章；也无论他出版过多少部书，其实都是在出一部书。凭此而言，我还会继续写。我写文章，向来没什么计划，全看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