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个人化”与现代性
以“新高地”这一关键词来标示新时代军旅文学,首先是基于新的时间、空间坐标下,军旅文学在思想观念、写作伦理、作家主体等方面的新变化、新面相。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文学生态、创作主体、接受评价、审美经验的全方位嬗变,军旅文学新的表现方式与叙事空间在哪里?这是一个困扰着作家、批评家的迫切而重要的课题,也积蓄着军旅文学变革前行的力量。作为一种直面与回应,笔者策划主编了“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试图探寻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化”叙事,强调叙事中的“个人化”想象,以期拓展和丰富军旅文学的表现空间、叙事向度、话语方式以及美学风格。这种“个人化”想象,不同于90年代的“私人化”叙事,凸显的是以往英雄与传奇话语的背面,即更多地还原和展现“历史化”大叙事阴影下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命运。丛书第一辑的4部长篇小说(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何鸿的《大西迁》、傅汝新的《一塘莲》、窦椋的《全面击溃》)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早在2006年,花城出版社就曾推出过“木棉红”长篇小说丛书,囊括了原广州军区12位专业作家的12部军旅长篇小说,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5个年头倏忽而逝,现如今,曾经的部队专业文艺创作室已经变换了存在和运行的方式,军旅专业作家群体也已经风流云散。改革强军的进程中,军旅文学正在经历低潮和阵痛,期待着换羽重生,重整旗鼓。在这样的情势和背景下,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试图掀起和引领新时代军旅文学的又一波潮动。“新高地”这个丛书名,寄寓了编者和作者对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认同与自觉,希冀着新时代军旅文学能呈现新的文学风景,攀上新的文学高度。
检视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战争历史题材仍然占据主流。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持续影响下,战争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与十七年“红色经典”所建构起的文学传统越发疏离,有的甚至颠覆并解构了“红色经典”所描写的正统的、单向度的革命历史以及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创作主体开始有意识地对战争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等因素进行探索性开掘,为以往单向度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某种新鲜的视角和发现——已经“历史化”了的革命历史遭遇了来自文学的重构或曰重新阐释。
从文学的角度论,宏大叙事当然是历史叙事的主体或主流,主导着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并产生过许多经典的史诗性巨著。这些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作品没有忽略那些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在于以细节的形式保留了大量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使得宏阔诡谲的历史叙事有了可触摸、可感知的血肉。“红色经典”中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何以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青睐,也是因为作品中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是历史的源头,丰富而真实;是积土与跬步,后来的高山与千里都来源于它们。也就是说,那些细水与沙粒可能更接近历史本相,或者说就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历史尚未成为巨大的洪流时,或者已经成为巨大的洪流时,人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在革命历史的整体中都应该是巨大的存在,构成了革命历史的最初底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革命历史的进程与走向。时移世易,当时代的洪流逐渐退去,最终留下的是冷硬骨感的巨石,而那些富于生命温度和生活情态的细水与沙粒,则早已消弭无迹。叙述或言说历史真实,作家首先要对“历史化”进行一番怯魅,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诸多断裂与缝隙。这恰恰为那些试图探寻历史本相的严肃作家们提供了打捞历史丰富存在、发挥“个人化”想象的叙事空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诗性的宏阔辽远令人着迷,从那种完整的线性历史和时间框架中更是可以得出一种清晰明确的价值判断,可以轻易地厘清庸常凡俗与伟岸壮丽的界限,从而得到对英雄精神的尊崇。而那些渺小的个人经验、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忆,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才能被关注而获得意义。尽管很多作家强调个人性,但是他们所投入的恰恰是一种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潮流,是对时代质地和个体生命的简化。在当下的很多战争叙事(当然也包括影视剧)中,我们读到(看到)的是越来越普遍的对世界的简化。事实上,文学应该是反抗简化和遗忘的,它的使命是照亮、守护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处在战争历史进程中的人们,除了那奋不顾身的生死一击,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和命运的安排?那些因为坚定地朝向生而必须承受的隐忍、担负、背叛,以及短暂的甜蜜幸福和长久的悲伤痛苦又该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刻骨铭心却又无法整全的乱世爱情又该如何收场?凡此种种,那些或鲜为人知、或习焉不察的隐秘情感,都被僵化的历史观念和简化的叙事伦理忽略和遮蔽掉了。
战争历史不仅是一条汪洋大河,更是一个复杂的水系、一个辽阔的流域。我们往往只是注意到河流的最终走向,却对那些或汇入或溢出主河道的细小支流视而不见。在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中,那些参与并见证战争进程的小人物,在历史的缝隙中左支右绌,拼尽全力、默默承受、遍体鳞伤。张庆国试图打捞起那些关乎个体命运也牵系国族历史的记忆碎片,用凌厉高蹈且饱蘸诗意的华丽语言,拼接编织出一个充斥着含混与哲思,新鲜饱满、元气淋漓的生命世界。傅汝新的《一塘莲》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辽南镇海寺的日常生活和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浮;既有对战争进程及“准前线”的正面书写,也有对战场“后方”、同“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农村、乡镇、城市场景的交叉叙述,还有对日常经验与情感纠葛的生动刻画;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对地方生活质地的细腻表呈显露出诗性的审美风格。何鸿的《大西迁》展现了混沌历史的另一重面相,经过作者从案头到田野的细腻爬梳,历史真实与生活细节得以浮出水面。上海炼钢厂的铁血西迁之路,被主人公张辅枢一家人欣喜重逢的凄婉故事映衬得荡气回肠。窦椋的《全面击溃》沉入军旅现实生活的深度经验与内在肌理,打破过往英雄成长的叙事套路,在对个体军人形象的细腻刻画与镜像书写中,折射出新型高素质军人的内在品质与时代新质。
“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第一辑的四部小说,并不属意于世界之大,而是勉力写出了世界之小。每个人物、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些真实绽放的生命,在时代的长河里翻涌沉浮,最终或将隐匿无形。但是他们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热烈地爱过,不同寻常地生活过,为了心中的情感、价值、信仰奋斗过、搏杀过,他们的生命值得尊重和发现,他们的记忆碎片需要被重新打捞并缝合。
然而这种打捞与缝合对于处在历史彼岸的当下作家而言,是极难的。难的是创作主体要对散落在“历史化”阴影中的历史碎片进行充分发掘、有效提炼与整体概括;难的是要超越线性的历史观,让不同政治阵营中的人物在战争的极端情境和冲突中经受肉体、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思想精神的互见与试炼;难的是创作主体基于现代性的写作伦理传递出对历史更加全面的理解、更为深切的体认,进而表呈出新的文学取向和气质;难的是在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混沌关联中,建构具有存在感和思辨性的文学经验,最终以文学的方式超越历史的偏狭和局限。
历史强调的往往是结果,即便有过程,也是概括性的。小说弥补的恰恰是历史所遗漏或遮蔽的那些更为鲜活的细节。它们往往是被革命历史大潮裹挟着,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搏击潮头,是多面的人生与故事。它们依照自身的逻辑在“革命”中翻滚,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命运遭际的偶然性,有如一枚硬币的背面。以另一面的立场重新反思、阐释和建构错综复杂的历史,其中的可能性和意义价值将得到极大的深化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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