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化创意产业策划人林正碌，来到闽东屏南县的偏僻山乡，开始了一个在他脑海里酝酿已久的古村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用艺术改造农民，使其文化转型；第二步，修缮老宅和建造公共空间，营造适宜人居的山水人文环境；第三步，引入一批热爱乡村的外来艺术家入驻，带动本地外出人口回流，最终复兴古村。这是一种崭新的乡村振兴理念和实验，极有章法，逻辑也相当顺畅。我们首先看到，林正碌实有过人之处。他做乡村振兴实验，先从人的要素入手，只有人的要素活起来，乡村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新的生命力。只是以往经验告诉我们，改造一个人，未必就比改造一块石头容易一些。20世纪上半叶，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搞乡村建设实验，一度尝试在教育层面上提振人的因素，最后却成效甚微。林正碌则提出了一个似乎更加难以操作的思路——从艺术教育入手，让广大农民都成为艺术家。这个有点脑洞大开了。若不是眼见为实，几乎不可思议。大凡识得艺术奥秘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艺术对人的改造可能带来脱胎换骨的效果。问题是，一个人的艺术能力是很难确认的。它关乎天赋，关乎夜以继日的苦练，还得考虑很多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林正碌想让农民都来学画画，人人成为艺术家，这一想法有多大可行性呢？

《乡村造梦记》长达38万字，主线按照林正碌的古村复兴计划三步走来展开，其中有一半篇幅用来讲述第一步的实施过程，就是告诉我们，林正碌如何让农民朋友们爱上了画画。单从阅读体验来说，这一半篇幅并不是最理想的。只有当我们读到后一半篇幅，也就是讲述农村空间改造和外来艺术家入驻，我们才体验到流畅的阅读快感。读完全书会明白作者把一半篇幅用来讲述乡村艺术教育的缓慢进展，是极其必要的，就像我们看欧美文艺片，人物陆续出场，线索慢慢交织，显得极其漫长，却是必要的铺垫。回到林正碌开展的古村复兴计划中来，如果第一步不成功，艺术教育不能有效改造农民，人的因素无法得到激活，那么作为主人的村民就不会打开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闭性空间，就不可能把外地艺术家引入农村社区，参与更大规模的古村复兴实验。正是在这条逻辑链上，我们意识到，古村复兴计划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乡村造梦记》把一半篇幅放在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了。

只是我们难免还有些好奇，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怎么可能实现呢？通过这个作品的叙述，我们可以在林正碌的艺术教育理念中直接获得一些答案。林正碌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自证性实践。也就是说，从事艺术创作，可以让一个人发现自己，确认自己，从而获得强大的人生信念。这种理念可以从艺术基本原理中得到支持。艺术具有自我认知功能，自证性也就意味着冷暖自知，所谓得失寸心间，所谓妙手偶得之，均是无法为外人道的。既如此，艺术如何变得可教育，进而成为一项社会工程的重要推动力呢？这里其实需要一个超出教育话题本身的具有更高视野的理论来解释。温铁军为这本书作序，其中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后现代美学就是要打破工业时代的标准制式，让万物回到野性状态。工业社会讲标准化，产品标准化生产，人也是标准化培养。但是后工业社会把这种标准打碎了，一切回到天命率性的自然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了。如果我们了解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就会明白，林正碌的乡村艺术教育实验也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从历史逻辑来看，是有大时代背景作支撑的。在《乡村造梦记》里，作家沉洲反复提到了这个大时代背景。他将林正碌的理念和做法，甚至将整个屏南县的乡村振兴实验放在当代历史进程中考察，提出了一个时代性命题——要让乡村复活，要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破农业时代的局，更要破工业时代的局。

说到这里，我以为很有必要把这本书的序文和正文对照着读。前者从归纳性逻辑，因此高度概括；后者从演绎性逻辑，因此充分展开。二者虽有不同，却又共享着某种重要的文本属性。这种文本属性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问题意识清晰，结论也是明确的。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两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纪实性文体。一种是产生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非虚构小说，其代表性文本有《冷血》《夜幕下的大军》等；一种是产生于中国革命年代的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品有《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等。表面上，这两种文体的写作均有新闻属性和实证属性，但其内在文本精神，却是天差地别的。非虚构小说以复杂现实探索复杂人性，而中国的报告文学则以人性力量来驾驭复杂现实。当这种单纯的人性力量被描述出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处于升华状态的理想信念。在《乡村造梦记》中，林正碌就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乡村振兴实验者。他满脑子奇思妙想，并且发展出一套完备的理念体系，但是当他把想法和理念付诸实践时，万念归一，万法归宗，显示出了超越常人的专注和无法抵挡的热情。从理想信念到复杂现实，中间有一个认知上的鸿沟，等待作者将其填补起来。这时候报告文学具有的文体特性就发挥其功能了。

一般认为，报告文学有三大特性：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前两个特性自不必说，但是少了第三个特性，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定内涵的文体就无法成立了。作家沉洲抓住了这种文体特性，将林正碌的个人气质和行动转化为一个可被概念和逻辑把握住的外部世界问题。这时候，个人的理想信念连接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个人实践则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摸索中不断被验证的一个生动注脚。在个人微观层面，我们看到的是行动和故事。在国家宏观层面，我们看到的则是政策和理论。二者的联结正是作者启用的夹叙夹议手法。以我个人之见，这个作品最大的亮点不是叙，而是议。在我们读完一半篇幅，确认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逻辑起点之后，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议论开始呈现出排山倒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