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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掠过蔗田——一个中国记者的古巴见闻录》 刘骁骞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我的第二本书。记者这份职业为我的好奇心和莽撞提供了所有的借口。”刘骁骞在新书《飓风掠过蔗田——一个中国记者的古巴见闻录》序言中这样写道。

刘骁骞现为央视驻美国记者，他的报道以深度调查报道见长，包括深入巴西贩毒集团调查，探营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曝光南美洲“毒品银三角”可卡因生产链条等，他的首部非虚构作品《陆上行舟：一个中国记者的拉美毒品调查》提名了“2020书业年度评选”年度最佳社科类图书。

在过去的六年中，记者刘骁骞曾九次深度探访古巴。在亲历卡斯特罗逝世、奥巴马访古、美古复交等诸多历史事件的同时，他试图记录下古巴的社会气氛和人的状态：从电影学院学生到文学巨匠海明威，从国营冰激凌店到城市里的雪茄厂，从吟游歌谣到音乐剧演出，从菜市场的自由定价到民众出境许可“白卡”的废止……在这个被时光冻结的国度，探索平静表面之下的隐秘、热忱、困境与生机。

《飓风掠过蔗田》这本书缘起于卡斯特罗去世时国内媒体向他约稿，但当时的他忙于卡斯特罗葬礼的采访拍摄，没有时间写作，事过沉淀后，反而让他决定将采访古巴的经历写作成书。刘骁骞说，自己十余年的驻外生涯中，绝大多数选题和历险都是主动寻觅所获，古巴是一个例外：“回顾前后九次奔赴古巴的采访，我坚信自己得到了新闻之神的眷顾。这个被时光冻结的国度在短短几年间发生了巨变，我如同亲眼见证一场来自佛罗里达海峡的飓风掠过蔗田遍布的岛屿，从起风前略显沉闷的平静，到气势汹涌地过境，再到消散。”

这本书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带阳光和高温的深度古巴，更是让读者了解到驻外记者进行采访背后的种种故事，有的有趣，有的艰辛，更多地需要无穷的耐心和积累。刘骁骞告诉笔者，学葡萄牙语专业的他成为央视的驻外记者实属意外，但十几年的驻外记者经历已经将他塑造成为一个敏锐的标准新闻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带着记者视角的旅途既可能妙趣横生，也会变得十分功利”，这里的“功利”不仅是指时刻想着完成报道任务，而是随时开动全部感官观察和思考周遭的一切，“所见所闻都被当作潜在的选题”。然而其中被报道出来仅仅是很少一部分，采访总有遗憾，或者另一些干脆不适合以电视新闻的方式呈现，有的可能无法写成一则报道，但它们都是有价值的故事，成为了他与古巴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书中很多细节都很动人，如他写到在哈瓦那街头采访的经验，他会让摄像准备一个套着防风罩的麦克风，随意地握在手里，在看似闲聊的过程中就完成了拍摄，他的经验是，在一个对媒体没那么亲近的环境中，要迅速获得被采访对象的第一反应，要尽量模糊采访的形式感，避免给对方过多的镜头压迫感。有时在同事抵达前，他要自己完成每天一条新闻片的采访任务，有时在连续数日的奔波后，他“总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到办公室传片子”，每次拍摄结束回到房间都会发现脚上的泡早已磨破，“血水从袜子上渗出来”。

做新闻报道需要客观理性，好在写书时大可将感情倾洒，刘骁骞用许多文学的语言抒发新闻语言中无法写出的微妙情感，他对古巴经历的五味杂陈。或许长篇小说和新闻报道也有一个共同之处，正如他所写，许多事其实都是“长线报道”，重要的不是见证开头或者结尾，而是陪伴它一步步发展。在这个漫长的正在进行的故事最后，刘骁骞引用了“古巴五人”乐队的歌词：“我不知道何为终点，我向死而生。”

【专访刘骁骞】

记者经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书乡：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大学的专业以及为何要选择做电视新闻记者吗？

刘骁骞：大学专业是葡萄牙语，选择电视新闻记者既有机缘，也有巧合。大学期间绝大多数实习和兼职的工作都是笔译和口译，直到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给ESPN电视台的奥运报道团做采访联络人和翻译，发现电视采访和制作的趣味，它不像翻译的工作完全翻译别人的话，站在别人的身后，而是能够站在最前面有自己的表达；巧合在于我当时想要找一个去巴西驻外的机会，因为很多葡萄牙语专业的毕业生去非洲工作，非洲有很多说葡萄牙语的国家。在当时的就业选择中只有央视招葡萄牙语毕业生去巴西驻外，所以选择了央视。如果当年央视没有招驻巴西记者，我就不会进电视这个行业。很多人问我如何成为驻外记者，其实根据我对这个行业的观察，无论是中国的驻外记者，还是外国的驻外记者，成为记者可以规划，但成为驻外记者巧合居多。

书乡：支持你做驻外记者的动力是什么?

刘骁骞：动力是我有好奇心。我没有想通过报道改变世界，但我对这个世界有极大的好奇心，特别是一些主流视线之外的地方，我在美国的报道和旅行也都是一些大城市之外的内陆地区。这份工作满足了我行走世界边缘的愿望。我对大城市的选题兴趣不大。

书乡：驻外记者需要具备哪些必需的能力？

刘骁骞：如果能说当地的语言，会给驻外工作很大的帮助。即使有一个翻译人员协助，也会失去采访中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即时的互动和追问。从中得到的信息和感受不一定都对报道有直接的帮助，但有助于认知人和事。最大的挑战是要有足够的敏感和机动性。敏感能获得好的选题，机动是为了实现它，两者缺一不可。

书乡：如何面对新闻报道的不确定性和压力？

刘骁骞：要接受新闻报道本身的变化和无常，把这种变化当作报道的一部分。《飓风掠过蔗田》第三章“草莓和巧克力”是我第一次去古巴出差的选题，但难度很大，几经波折，最后无法用电视语言来呈现它，我最后接受这种结果，并为它找到了更适合的媒介。

书乡：书中提到引用过许多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的故事和文字，对于文学创作，你的兴趣来自哪里？

刘骁骞：我从小喜欢阅读，阅读的习惯保持到现在，学生时期投稿基本上都被选用。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进入电视行业也算是曲线救国，但电视稿更像剧本，和单纯的文字报道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我的阅读以长篇小说居多，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让我对于影像报道和文字创作的结构更加重视。无论是第一本书《陆上行舟：一个中国记者的拉美毒品调查》，还是现在的《飓风掠过蔗田》，或者我制作的专题，调查类报道，我都精心设计过它们的结构，每一集或者每一章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一环扣着一环，借鉴了长篇小说的结构。

书乡：许多文豪都有记者、驻外记者甚至战地记者的经历，如书中写到的海明威，你如何看待记者经历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刘骁骞：记者经历为文学创作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仅此而已，但对于文学创作本身帮助不大。有一个误解是经历多的人能够写作，但很多伟大的作家其实经历并不多。虽然都涉及到写作，记者的写作是要把一件复杂而模糊的事情解释清楚，从而让受众理解；文学创作是要把一件清楚的事情说复杂和模糊，从而让受众理解。

书乡：我们能够在书中找出许多“隐喻”，您认为“隐喻”对一部非虚构作品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骁骞：《飓风掠过蔗田》这个书名就是最大的隐喻，在我看来它有很多的解释，既可以是物理上的意思，古巴岛常常面临飓风来袭；也可以是意象上的：革命在古巴发生？彼岸敌国传来破冰和复交的信号？美国总统访问古巴？一个中国记者行走古巴？这个标题还可以被理解为作者在阅读这本书时感受到飓风掠过心中。然而这一切诠释的源头只是一个简单得如同天气预报的标题。隐喻让一本作品“变厚”了。其实在电视稿写作中，我有的时候也会放进一点点隐喻，这是我安插的一个小玩笑。

书乡：驻外生活会有巨大的孤独感吗？

刘骁骞：驻外记者这个职业对人际关系的破坏作用在于每隔几年都会更换一座城市，甚至国家和大洲，你在一座城市建立的关系网会一次一次被破坏，年纪越大，新的关系网的建立就更难。除此之外，驻外生活的孤独感和工作本身没有关系，不能怪罪到工作上。很多人误解记者都会结交很多朋友，但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采访对象成为朋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和我出现短暂交集，就走失了，直到我通过写作的形式和他们重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