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7年，Eugene L. Delafield和袁同礼合编了一份“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周岁论文集》里，这个目录共收录了83篇文章，每篇都记有出处。1962年胡适去世后，Eugene L. Delafield和袁同礼又编了一份“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里，共收录了237篇文章，其中包括26篇胡适中文论著的英译。其中有三条记录是这样的：

第169条记载：

Onan I. P. R. Philosophic Code.In: Pacific Affairs,Vol. 6(1933),p.488-490.

第170条记载：

JapaneseConsular Conference on the Boycott--Hu Shih's Views on“Cooperation”,In:IBID,Vo72.No.7,April13,1935,P209-210.

第171条记载：

Exhibition of Bibles.Addresses by Dr.Cheng Ching-yi、Dr.Eric North and Dr.Hu Shih.In: IBID,Vol,9,No.12,March24,1937,P6-7.

我们发现，在这份名为Pacific Af⁃fairs（中译为《太平洋事务》）刊物里，仅有第169条的记录是正确的；第170条文献出处应当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 Apr.13,1935；第171条在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适全集》里被译为中文：“在圣经展览会上的讲话［英文稿］，载1937年3月24日《太平洋事务》第9卷第12期。”但此条信息不知所踪，看条目内容，基本上可知是《圣经》展览，胡适在此展中有演讲，其时亦有Dr. Cheng Ching-yi、Dr.Eric North。

我们再查胡适1937年日记：（1937）三月十七日

傅孟真自南京来，住我家。

下午四时，到美国圣经会去参加他们的《圣经》展览开幕典礼，说“《圣经》与中国文学”，末段略述我的希望：（一）《圣经》应有新译本，使语言和现代白话文接近；（二）应采用Moulton’sModern Reader’s Bible 的办法，改写改印，使读者更易了解（《旧约》更需要重译重写）；（三）充分介绍近世的《圣经》校勘考据诂训之学。

由此可知第171条里的Exhibi⁃tion of Bibles当为1937年3月17日胡适在“美国圣经会”的圣经展览开幕仪式上演说，题目是《〈圣经〉与中国文学》，日记里还记录了他对《圣经》文学的三个希望。

其实，胡适日记里的“美国圣经会”，其官方名字为“美华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是一个专门印刷发行和销售基督教《圣经》机构，在北京设有分会，又名“中华圣经会北京分会”(China Bible House Pe⁃king Brand)。中华圣经会北京分会的活动开始于1890年，美国人甘牧师(T． J． N． Gatrell)是第一任经理。1924年，该会更名为“美华圣经会北京分会”，1937年才正式使用“中华圣经会北京分会”之名，圣经会北京分会大楼地点在东单北大街和煤渣胡同东口交接处，于1928年正式建成。关于美华圣经会的历史可以参考赵晓阳《美华圣经会百年事工的历史考察》等文。除出版《圣经》之外，北京圣经会还举办过《圣经》展览，1937年曾经展览过各种版本的《圣经》和许多重要人物使用过的《圣经》。

美华圣经会首次《圣经》展览，得到了多家媒体的关注。我们综合《世界日报》《华北日报》《东南日报》等报章杂志，基本可以还原此次盛况空前的展览。此次展览的预展时间是1937年3月16日下午四时，正式展览的时间为3月17日上午九时，地点在米市大街圣经会。举办此次展览的目的是，《圣经》是“宗教巨著”也是“文学宝库”，是“近代文明之根基近三百年来，在华所生之影响，亦殊伟大”。特邀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学者及教会有声望者一百五十多人参加。

胡适讲演“《圣经》与文学之关系”（Bible as A Literary book），到六时讲演才结束。《世界日报》的报道里配有胡适讲演图片，但内容不如《华北日报》详细。《华北日报》认为胡适系以文学之眼光来看《圣经》，记者“铁笙”将胡适演讲内容记录如下：

由利玛窦迄今三百年来，圣经展览此尚为第一次，尤足称贵，盖仅就收藏兴趣一点言之，对此“天下奇书”之搜罗展览，已足令人心快。惟“圣经与文学”一题，周作人先生曾于十四年前“小说日报”上着论发挥，既详且尽，可以参看。今日祗略言其宗教经典之翻译，对于中国之文学影响及本人对于圣经之数点希望而已。

在我国历史上大规模之从事翻译外国文字，约有二次：二次且皆为受宗教信仰之启发。一为第一至第十世纪之九百年来翻译佛家书籍之努力，成书二千种，现仍为人讽诵者尚有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等二十余种。其影响于中国文学者则（一）介绍国人创作上之新材料，新形式。（二）引起创作家之想象力，扩大文学描写之范围。此皆中国文学篇所缺乏者。第二次则为近世纪来之西洋书籍之大批翻译，而此中最足称述者为“圣经”之翻译。其故亦有二。（一）因翻译圣经者之具有宗教的虔诚严肃态度，忠实于翻译，及圣经本身之优美故译本成为一种“直译的模范作品”（model literal translation）简明可爱，尤以官话译本中“福音”（Gospels）及“旧约”（Old Testment）中诗篇等部，堪称为优美之文学作品，影响于中国创作家及译著家者甚多。（二）则为中文圣经之于中国方言方面的供献。中国方言甚多，初无有文字之形式记载，有方言圣经之翻译，乃给中国多种方言以文学上之价值，对于研究语言学，语音学，民俗学上，有莫大之裨益。

惟中文之翻译圣经，尚有未能如吾人希望之极者，简言之有三，亦即余对圣经翻译之希望：（一）译语尚未能完全近代化。盖近年中国语言，变化甚速，而圣经译语尚多守旧者，故仍须继续新译，以合时代。（二）宗教的守旧拘谨精神，致圣经尚未采用新式标点，排列，形式，以更发挥其文学的趣味。——Moulton之“近代读本的圣经”则清新可喜——如杂歌，诗篇，箴言，约伯记，皆最美之文学，而未能以新形式体裁达表之。（三）将圣经作为文学看，注重“科学的圣经学”，提倡收藏，批评，校刊，训诂，诸工作，并编著用作参考之辞典类书，以备阅者之方便检阅。果能如此，则影响中国文学唤起更多读者，必更广大也云云。

从“铁笙”记录演讲大意可见胡适本次演讲的主要轮廓。其时有英文刊物Chinese Recorder高度评价胡适此次演讲：胡适博士不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但他把英文《圣经》作为自己写作的源头，并对中文译本的流畅表示高度赞扬。胡适认为，那些《圣经》译者向普通中国人提供了可以读得懂的《圣经》，为白话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次圣经展览因为是首次展览，规模空前，引发社会热议。有些远路的民众纷纷致信，要求延期，故圣经展览会将展期延到3月底。当然，也有人对此次《圣经》展览展品之曾送给慈禧的一本《圣经》大加揶揄了一番：“可惜当年慈禧太后看了这种《圣经》，无动于衷，依然相信菩萨；如果那时候慈禧也成了上帝信徒则基督教在中国，或者会变‘国教’也未可知，而外人侵略中国的成绩，一定比现在更有可观呢！”（冰：《北平的圣经展览会》，1937年3月25日《福尔摩斯》）1938年，这批《圣经》又到上海展出一个月。

胡适本人喜欢收藏《圣经》，对于别人一些遗物，特别是《圣经》，喜欢购买收藏，自称“《圣经》的收集者，收藏多在北大”。1953年6月16日胡适给朱文长的信中称自己“Collection of Bibles在中国算是第二大收藏。北京圣经会百年（？）纪念时，我的英文演说现今有一长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 里。”胡适晚年做口述自传时也称“收藏仅次于圣经会”。胡适给朱文长的信中提到“英文演说现今有一长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里”，朋友陈通造博士找到了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这本书，该书第8页援引资料“Bible Society Record，May，1937”记录了胡适这段“英文演说”，将之与《华北日报》中铁笙记录胡适演讲大意比较，二者大同小异，由此可以确定胡适此次演讲为英文演讲。

回到文章开头，袁同礼等人辑录的 Exhibition of Bibles.Addresses by Dr.Cheng Ching-yi、Dr.Eric North and Dr.Hu Shih，即使不可寻迹，但可以看出袁同礼等人可能将Pa⁃cific Affairs与Bible Society Record这两份材料出现误植现象。

Dr.Cheng Ching-yi即中华基督 教 总 干 事 诚 静 怡 博 士（1881-1939），诚氏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领袖人物，他曾用胡适“认为自己正确的东西必须坚持，不要以妥协来讨好大众”的话来说明持守信仰的重要性。Dr. Eric North就是美国圣经会总干事诺尔思（Dr. Eric North，1888-1980）博士，此二人与胡适在圣经展览会上的演讲（Addresses）内容虽不见全貌，但通过本文亦可窥一斑。另外，陈垣（1880-1971）也参加本次《圣经》展览，在刘乃和等编《陈垣年谱配图长编》《陈垣年谱》，刘贤《陈垣基督教信仰考》等材料中均未记录，当可补之。

（本文承席云舒博士、陈通造博士、宋广波老师、李建国博士的指点与支持，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