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笔者近日在翻阅《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时，发现一篇署名傅雷的杂文《热锅上的蚂蚁》刊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的第二版《晨风》副刊上。结合傅雷生平，基于他一九四五年居于上海，创作出大量的杂文现实；兼同版面撰稿作者群（马叙伦、周煦良）正为《新语》半月刊同人；再加之该篇文章所体现的思想理念颇为符合是年的傅雷，可判断为傅雷的文章。此外，笔者查阅最新的《傅雷百年年谱（1908-2008）》（中西书局，2011年版）《傅雷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与《傅雷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皆未收录，可确认为傅雷佚文。

《前线日报》于一九三八年创刊于安徽屯溪，后由于战乱编辑部多次转移出版，一九四五年发行淞沪敌后版，江西铅山出版部也陆续迁往上海，于八月二十四日刊印上海临时版。如此，《前线日报》江西版与上海临时版两份同时刊售。这时编辑部已有俟铅山同人全部到达后，商议将《前线日报》全部迁沪的出版计划。九月一日《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正式发布《本报启事》，介绍此事的来龙去脉。直至十一月十六日，《前线日报》江西版才正式停刊，单出上海版。《前线日报》上海版的运作较江西版而言较为困难，因为在这一时段，它不仅面临资金短缺，国民政府的言论压制的外部问题，内部还迎来了编辑人事代换的危机。总编辑宦乡的办报方针因与上海当局冲突，办刊受到掣肘，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初拂袖而去，加入了《文汇报》”。[1]而这一阶段的副刊编辑同样撤换：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晨风》副刊刊出文祺的《接编小言》，阐明自己的取稿趣向。文祺认为，好的文章不应作胜利八股，文章如何写任凭作者自己决定，评价文坛之前产生的“杂文与创作，言志与载道”[2]的争论之无意义，文章创作是开放的。可见新任编辑的文学主张是比较自由的，一改副刊往日较偏激进的文风。

新编辑带来了新的作家团队，傅雷的《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刊登于《晨风》副刊。此外，九月二十日的副刊版面还一道刊登了马叙伦、周煦良等人的文章：马叙伦作了古体诗词《八月十夜闻日本允降》，周煦良贡献出杂文《午梦》与寓言《蛙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晨风》副刊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这场排稿本身，不止对于编辑来说，它是为刊物自身改头换面，期待为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的重要手段；对于撰稿者来说，它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因为同在九月，傅雷就已经开始了创办个人刊物的想法并着手准备，这场《晨风》的亮相，不啻于也是《新语》半月刊同人（傅雷、马叙伦、周煦良）的提前预演。

一

一九四五，在傅雷的杂文写作史上，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份。在此之前，傅雷主要以翻译为主，撰写一些文学译介文章，偶尔也作文学评论文章。一九四五年，傅雷开始创作大量的杂文并达到一个最高峰值。这些文章大部分刊登在《新语》半月刊，向读者展示出一个与翻译家傅雷不同的杂文家傅雷形象。

为什么傅雷的创作重心会于一九四五产生如此大的改变？这要从傅雷本身的文学活动说起。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傅雷以沦陷时期精神苦闷，曾组织十余友人每半个月集会一次的茶话会，集会以文艺科技为主题，每次谈话后必对国内外大局交换情报及意见[3]，周煦良就为傅雷家茶话会的座上宾。这个茶话会不仅反映出特殊时期下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立场，客观上也为傅雷同人积累了为《新语》供稿的资源，促成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实践行动。八月，日本战败投降，国家百废待兴，对于傅雷他们来说，贡献自己能量的时机已经来到（《新语》半月刊的发刊词指明了这一点）。九月，傅雷与周煦良共同商议主编《新语》半月刊，对现实发声，而发声的最适宜的文学体裁便是杂文。

《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上的《热锅上的蚂蚁》在整个傅雷杂文家族中的位置十分特殊。它不仅是现可知的在一九四五年，傅雷开始的第一篇杂文创作；其次，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杂文作品（如《我们的工作》《现代青年的烦闷》等）相比，创作风格也明显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傅雷对于其杂文创作是有明确的主观选择的。

现将《热锅上的蚂蚁》附录如下，其漫漶不清处以*代替：

热锅上的蚂蚁

傅雷

这是一幅熟悉的街头景象：绳子前面，洋车，自由车，笨重的木炭卡车，横七竖八搅做一堆，男女老幼伸头探颈的挤着拥着，在肉阵车阵里拣空隙钻，望前的也有，望后的也有，望前的重新倒回，倒回的重新望前，仿佛这样没头没脑的来回挤，便可找到出路似的。公事包，小提箱，成捆的卷烟，气味不寻常的菜篮，全变了累赘惹人厌的东西。有些人始终站在原位上不动，抽着烟，左顾右盼，满脸的好整以暇，其实心里跟挤挤攘攘的人一样像热锅上的蚂蚁：惦记股票的行市这时候是涨还是跌，担心抛空的条子铺不进，日子又逢着星期六，头寸还没有轧齐……

空荡荡的电车一字儿躺在绳子那边的横路上。看惯是满坑满谷的大动物，一朝僵死，格外显得难看。都市的动脉暂时硬化了，渺小的个人便感到莫名奇妙的威胁。倘使有坐三轮车的，黑牌汽车的，拿出什么证件随手一扬绳子一掀，两旁的车和人便吓得倒退不迭，赶紧恭送贵人越过封锁线。那贵人——不论一品二品或从九品——眼睛直望着前面，踌躇满志的神气，十足表现了“亲善”“提携”的便宜。

正当大家立得腰酸腿软，连拥挤也无力的时候，忽然叮铃铃一连串的铃声，这是小型的“解除警报”。热锅上的蚂蚁出*了。

可怜！那铃声在那些人的耳朵里比如今的花爆声还可听。[4]

《前线日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第二版

即便将《热锅上的蚂蚁》放置在傅雷整体的杂文创作中审视，它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一方面它是傅雷为数不多的将目光聚集到人物身上，而不是规范（《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无照汽车》）、制度（《废止出版检查制度》《论警管区制》）与文化形态（《历史与现实》《所谓人道》《以直报怨》）的讨论文章；另一方面颇具鲁迅杂文之笔锋，辛辣讽刺地刻画出大众的趋利、冷漠与自私，以及特权阶级的伪善、无耻与傲慢，以速写的形式勾勒出一幅街头行状图。

这篇文章并非是傅雷的一时兴起之作。《热锅上的蚂蚁》主题之一便是探讨中国人的精神。而这个问题早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傅雷就已经有所关注与表述。在一九三三的杂文《现代青年的苦闷》中，就曾提到中国人的精神是麻痹的；一九三四年《致罗曼罗兰》的信对此有了更加详尽的论述：

今日之民众，既不能效法尊奉孔老之先辈，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基督徒，一旦摆脱羁绊，还我以更伟大、更完善、更纯洁之面目。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

自三十年代起，傅雷就反复用麻痹一词来形容中国人的精神，其态度可见一斑。《热锅上的蚂蚁》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将其此抽象的思考予以具象化的表达出来，延续了傅雷三十年代的现实思考。他采用印象式的速写将观察镜面放大至大众身上，人物的麻木与渺小一以贯之。但十年的沉潜经历，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语境，笔触虽变得隐晦深邃，但态度依然不褪往昔风采，一目了然。

二

对《热锅上的蚂蚁》，傅雷采取了一种隐喻化的叙述方式，并透露出深切的焦灼感。这种焦灼感除了来源于文本最表层的阅读感受——漫无目的的群众挤攘着寻找无出路的现实，虽也在不停地行动但力量依旧弱小得可怜；还有对人们只着眼于眼前的蝇营狗苟，却漠视真正威胁生存的危险的现实无奈。并且，这种危险还是双重的存在。

其一，警报声中，人与人之间格外显眼的身份悬殊所带来的生存冲突。文末“贵人”的两三着墨并非是无意的。三轮车、黑牌汽车、证件等一系列物象的选择暗喻出人物的阶层差距，甚至更为集中到官员身份的指认。随后一品二品的品级分类更是加强了这一判断，将对象从不知名的“众”转移到某一类特殊身份的“类”。傅雷聚焦的身份描写，不仅暗讽了警报声中格外显眼的身份悬殊所带来的生存冲突，在解除警报后又复归平静的滑稽，显然大众对威胁自己生存的真正危险“铃声”并未有所警醒。普通人只着眼于眼前的挤攘推阻，着眼于看得见的危险，庆幸于解除警报，充满劫后生还的愉悦。但傅雷却指出了更大的危险却被人所忽视，他将这种危险具象化的呈现在读者面前：面对同样的危险警报，有权有势者能带着踌躇满志的神气先行一步，而无助的大众只能在望前望后中推攘竞争，争先恐后的找出路。显然，真正的战争远远未曾结束。至此才能明白，为什么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与同期马叙伦所登的带有喜悦之情的《八月十夜闻日本允降》不同，傅雷抛出的，却仍是一幅战争时期街头的大众速写，一个充满着忧虑、无奈与讽刺的杂文作品。不可否认，傅雷对时局是敏感的，他企图以具象化的方式使读者意识到这种危机的悄然迫近。但是也正如他文中所描绘的，解除警报后所有人是满足与欢愉，他们仍然沉浸在短暂的胜利氛围（抗战胜利）之中，这与傅雷的期望恰恰是相反的。

其二，在对街头匆忙的一瞥中，傅雷抓住了人对于自我生存的漠视。

首先，战争剥夺了人对自我存在感的指认，人行走于虚空中，唯一可以激发起人存在感知的，并不来源于内在的生命体验反而是现实生活的物质。傅雷将人动物符号化的表现方式——人是热锅上的蚂蚁，是满坑满谷的动物——是熙熙攘攘，没头没脑的来回挤的行动客体，人已变为非人。战争中，人的麻木与盲目被放大，颇像胡风所说“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i]的生存状态。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萧红的《生死场》与鲁迅笔下无声的中国，但是却又大不相同。《生死场》中毕竟还存有生命的强力，即鲁迅所说对生的坚强的追求，面对生的拼死一搏；鲁迅笔下的中国虽然无声，但却总有发声者的存在，虽然有失败的悲哀。但《热锅上的蚂蚁》与其相比，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生的强力没有了，原始的动物本能也消亡了，只如行尸走肉一般；有声者没有出场，或许隐匿在人群中，总之未可视。可视的只有菜篮、卷烟、小提箱、公事包这种生活化的东西，人被生活消磨了。更为可怕的是，这“东西”还能激发起“累赘惹人厌”[ii]的感觉。这也是在逃向封锁线整个推攘的过程中，人表现出的唯一感觉。与之相对比，战争却无法激发起人任何情绪化的表现，无所谓恐惧，只有行动本身，甚至在逃亡的过程中，有的人还有心思想着股票的行情。在傅雷的笔下，对人已为数不多的有情感波动的情境，“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堪忍受的生活”[5]。

其次，当死亡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时，逃避死亡也不再具有了情感的波动，反而是解除警报铃声响起的一瞬，热锅上的蚂蚁才重生为人，有了人的激情体验。虽都写到大众精神死亡的存在状态，鲁迅的大众面对的是启蒙者死亡的无所感，而对自身价值的麻痹存在无所感；而傅雷表现出的是战争情境下，人对于自己精神的戕害，而不是受文化影响的“他杀”。正如日后傅雷自己所说：

这种人生观是战争最大罪恶之一。它使人不但失去了人性，抑且失去了兽性。因为最凶恶的野兽也只限于满足本能。他们的胃纳始终是凶残的调节器。赤裸裸的本能，我们说是可怕的；本能灭绝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本能灭绝的人是什么东西，简直无法想象。[6]

三

《傅雷全集》《傅雷文集》中现存有的一九四五年写作的杂文创作，与《热锅上的蚂蚁》相似的行文风格未见第二篇。傅雷“一九四五年十月至次年五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论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二篇；为《周报》写政论二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7]《热锅上的蚂蚁》的写作风格的确别具一格，傅雷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政论杂文创作。要解开如此“厚此薄彼”的行文之谜，便不得不考虑三方面因素：

其一，发表的阵地已有所不同。《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处于在上海立足的初创阶段，受各方面限制较多。傅雷的政论杂文即便欲有所言，也需隐晦行笔。所以，《热锅上的蚂蚁》，看似是承接了五四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题，其实另有所指，即重在表现战争形态下面对死亡的个体精神的变化悲剧，与五四的传统文化麻木的精神悲剧内核已迥然不同，形成的是一个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双重叙述空间。与其说是傅雷选择了《热锅上的蚂蚁》的浮光掠影式的、带有朦胧感的留白叙述，不如说是这种叙述方式向傅雷递出了必要的邀约。到了《新语》半月刊，因为是自己主编的刊物，所以话语的表述相对直接自由。

其二，这与傅雷自身的思想轨迹有所关联。首先，《新语》半月刊的《发刊旨趣》能提供一些与《热锅上的蚂蚁》写作距离最近的思想线索，从中可以窥见傅雷的思想动态，为写作风格的变化提供一些解释。《发刊旨趣》如是说：

暴风雨过去了，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饱经忧思之余，我们谨以这本小小的刊物献给复兴的队伍。

自身的力量虽然微弱，但八年来我们认识了不少幽潜韬晦的同志，始终不懈地在艰难困苦中努力于本位工作。编者谨以本刊的园地，请他们把常年穷搜冥索的结果，陆续公诸社会，也许对建国大业不无裨益。

凡对本刊不吝指导、批评、扶掖的人士，我们预致深切的谢意。[8]

可见，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的现状唤起了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与担当感，不难理解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的原因，他们要做的，是对现实发声，提供自己的想法与意见。如此一来，《热锅上的蚂蚁》的写作模式与之相比便显其短：暴露有余却建议不足。读者对比傅雷刊登在《新语》半月刊上的文章，会发现大部分是政论杂文，或更准确的说，是政论杂评。这与《热锅上的蚂蚁》带有文学性的杂文创作显然致力于两种不同的服务目标。这些文章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大胆发声，如《吾国过去教育之检讨》谈教育工作的反思；《上海杂志界的恶性膨胀》剖析现有出版界的状况，对出版界的杂乱提出自己的意见；《所谓人道》《以直报怨》《“日本应与德国受同等惩处”》等文章皆对战后与日本方面相关的交接善后工作问题直言不讳，还有涉及到邮政、交通、学术、警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写有《邮政与铁道加价》《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学术无伪，学生无伪》《论警管区制》等文章，傅雷确实尽到了身为知识分子对具体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参与、谏言的责任，发挥了杂文应有的战斗力。

其三，与傅雷自身的文学审美理想有潜在的联系。傅雷早年留学法国，译介过《现代法国文艺思潮》，回国后写了《世界文艺情报（七则）》，对流行的国外的文艺（理论）状况有一定的了解与评判。但傅雷较为青睐的却不是现代主义创作的手法与技巧的运用，而是技巧背后，“作家对现实之认识”[9]。在那篇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傅雷虽赞扬了张爱玲现代小说技巧的圆熟，但更为注重的是小说的内在核心，对人本身的观察。他指出“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文学遗产的技艺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10]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不仅适用于张爱玲，同样也是傅雷对自身写作的警惕。对《热锅上的蚂蚁》来说，它的风格很难不让人联系到鲁迅风式的杂文，这一文学遗产过于清楚（哪怕仅仅存在相似），对傅雷来说也是危险的。所以它的转向也在情理之中。

如此，傅雷《热锅上的蚂蚁》的独树一帜不仅对于作家个人来说，是对文学道路选择的标识，同时，它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成为观察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现状的镜像，为后来者提供思想认识的视角与窗口。不仅对一九四五年现实取景形成了自我体认的言说空间，有所体悟与感怀；对现代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随时间推移的、无限生发意义的、动态的阐释空间，使后来者不断对历史进行追忆与思辨。

注释：

[1] 罗时平：《宦乡与<前线日报>》，《文史杂志》1992年第5期。

[2] 文祺：《接编小言》，《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1945年9月20日第2版。

[3] 傅雷：《傅雷自述》，《傅雷文集：傅雷谈文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8页。

[4] 7傅雷：《热锅上的蚂蚁》，《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1945年9月20日第2版。

[5] 傅雷：《致罗曼罗兰》，《傅雷全集》（第20卷），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页。

[6]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

[7] 9 傅雷：《<勇士们>读后感》，《新语》半月刊1945年第3期。

[8]傅敏：《傅雷百年年谱（一九〇八-二〇〇八）》，《傅雷的人生境界——傅雷诞辰百年纪念总集》，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16页。

[9] 傅雷：《发刊旨趣》，《新语》半月刊1945年第1期。

[10] 傅雷：《读剧随感》，《万象》1943年10月号。

[1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5月号。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