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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文学为何越来越受关注

什么是自然文学呢？自然文学不是自然主义文学，而是生态文学。一言以蔽之，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就是自然文学。自然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在保护自然方面的责任和担当。自然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作家李青松所论述的，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物质、精神），另一方面是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人在自然中的行为。（李青松《自然文学的使命和境界》）

今天，我们为什么尤其需要自然文学？

其一，经济上，进入现代以来，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经济主义价值观成了全球的流行导向，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乃至人与人的关系持续恶化，乃至到了自然周期性报复人类的地步。提倡自然文学，虽然不至于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和力量，但起码会唤醒人们注意，自然的破坏力有时候恰好是人对自然的恶劣态度造成的。

其二，文化上，一直以来至少有两种突出的文化态度，强有力地左右着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一是古典浪漫主义态度，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并由此衍生出敬畏自然、跪拜自然的泛神论色彩的自然观。它强调人在自然中要渺小如尘埃，乃至于提倡人在自然面前不应该有主体性。二是主张人定胜天的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必须把自然改造成人所想要、所希望的样子。这势必导致人们干出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来，人被打造成了自然的对立物和对抗物。这两种文化观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它们却异常强劲地镶嵌在我们的脑组织中，影响甚至左右着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提倡自然文学，通过正常状态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以告知人们，常态的人性，就是常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三，文学上，我们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文学的自律性，认为文学的不自由是因为它受政治思维的过多束缚。但当文学走出政治思维之后，却又陷入了个体本位的私人主义空间，文学变成了个人倾吐欲望、彰显潜意识的渠道。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找不到生存坐标，找不到归属感。提倡自然文学，可以让作家们以生态问题为切入口，关注此时的社会人生，更好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再度深入思考人何以为人的文学母题。

既有自然文学给我们的价值启示

20世纪之前的西方自然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作者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希望从中寻求个性的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思索与写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的范畴。到了20世纪，随着诸如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等作家的出现，自然文学才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时的自然文学开始展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自然文学放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提出了旨在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土地伦理”。利奥波德写作的《沙乡年鉴》就是如此。作者以一个生态学家的学识，讲述了土地金字塔、食物链等原理，说明人类只是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社区中，所有成员都有其相应的位置，都是相互依赖的。他要人们“像山一样思考”，即从生态的角度，从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培养一种“生态良心”。

其次，自然文学渗透着强烈的“荒野意识”。在自然文学中，对荒野的看法和认识贯穿始终。爱默生指出：“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梭罗声称：“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约翰·缪尔认为：“在上帝的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利奥波德把从荒野中得到的精神享受，视为一种比物质享受更胜一筹的高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像言论自由一样不可剥夺的人权。爱德华·艾比则把荒野视为用以对抗文化的疯狂行为的缓冲地带。就理性而言，荒野是人类的根基，是使现代人意识到他与自然界关系的提醒物。只有保持土地的健康，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健康。就感性而言，荒野寄托着一种情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因为心灵格外需要野生自然的滋润。“宁静无价”或许是身处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的自然文学作家对“荒野意识”最精辟的诠释。

国内也有很多的作家进行自然文学的写作。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环境问题受到更多的重视，很多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介入生态题材写作。我更想提及的是，徐刚、韩少功、刘亮程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己本身切切实实与自然融为了一体，生活在自然之中，像梭罗一样营造着他们的“木屋”。比如徐刚就住在北京通州郊区张家湾村，写有《守望家园》；韩少功干脆搬到湖南八溪峒，自给自足种菜，著有《山南水北》等；刘亮程在新疆北疆木垒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建了一个木垒书院，一边种土豆种油菜，一边读书写作，自得其乐，乐此不疲地经营他的“文学村庄”。这些作家的实际行动和文学实践，可以为我们观察自然文学写作提供很好的参考。

以现代性思想升级自然文学

宏观来看，今天的自然文学有其特有的思想针对性和文化针对性，不是过去农耕文学或农村题材文学的延续，也不是用简单的农耕文化模式和农村文学叙事理论能够解释。新的自然文学应该进一步思索人与自然的新型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不应该失去其主体性，同时又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这需要作家具有现代性的文化视野，以解决其中的诸多的矛盾性命题。

首先，急需用现代性思想重新审视故事题材。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早已指出，只有积极干预人的不自觉状态，才能把人从浑蒙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城乡融合发展迅速推进的当下，大多数文学故事仍然以传统农耕文化秩序的超稳定性来嘲讽流动城市人生的欲望与灰暗，这显然是视野局限所致。引入现代性思想，就是希望自然文学故事摆脱对传统思维的依赖，从更自觉的层面反观、审视传统农耕文化惰性，从审美模式、情感结构、形象体系推进人的现代化转型。

其次，急需用现代性视角调整故事的讲法。一直以来，自然文学故事的确有关注个体精神状态的浓郁的人文情怀，但视点还是相对比较小，很难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因此，只有把自然文学写作认同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行为，内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言说，才能避免把悲悯情怀技术化，体现出更深沉的忧患意识。

第三，急需用现代性观念打破自然文学中的隐性二元价值模式。在农耕文化内部看待自然文化，在城镇文化内部看待城镇文化，或者以传统农耕文化看待新型城镇文化、以新型城镇文化看待传统农耕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循环惯性。这些都是自然写作的思维定势。引入现代性观念，是希望自然文学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审美惯性，以整体的成熟的现代视野来看待自然文化、农耕文化、城镇文化，从而建构起新型的自然文学故事。

第四，写自然故事，终究是写人、写文化。比如，写黄河，就要写出黄河文化的独特性。在古代，黄河文化一方面受到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同时又面临来自南方长江文化圈的挑战。无论冲突如何激烈，但黄河有着强大的同化力，在保留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将其他文化融入其中。这一条贯穿多个省份的河流，勾连起了沿河人民的共同情感。即使是因为共同面对水患，也滋养出中华民族共克时艰、居安思危的宝贵精神。如何写出自然故事和人类故事的深刻共融性，在一种发展的视野中观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互动，是自然文学作家必须思考的课题。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