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走笔至此

郭冰茹

“在古典悠悠的清芬里，我是一只低回的蜻蜓”，这是余光中的诗句，专治古典文学的同事将它做了自己的个性签名借以抒怀。我虽不治古典，但迷恋书卷，所以，若将此句中的“古典”二字改为“书卷”，也颇能表达我若干年来埋首案头的感受。

自我以文学为专业、继而为职业以来，我的不少同学、同事和朋友被我戏称为文学行动者。他们写诗、写小说、写剧本、筹建文学社、出版自己编辑的文学刊物；他们热烈地讨论心仪的作家，充满激情地参加诗歌朗诵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改编或创作的剧本搬上大大小小的舞台……然而，我不属此列。我虽兴趣盎然，却喜欢安静地驻足观看，如同翻阅一本书，看一出戏。

我的兴趣在阅读。举凡“杂事”“异闻”“琐语”或是文学专业所要求的理论和文本，我都愿意去涉足，或者手不释卷，或者浅尝辄止。前些日子读林岗老师《口述与案头》，书中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他说：“对于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最现实的追求‘不朽’的方式，其实就是埋首案头，摇笔不辍。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对于受过良好文化教养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不仅容易做到，而且日益亲切而有味。现实的人生路，越走越拥挤逼仄，越走越艰难险阻，而文字里的人生世界则反其道，越来越宽阔和丰富。虽然这个可以无限驰骋和展开的世界是虚拟的，是不真实的，但正因为这样而越来越对文人士大夫有吸引力。”我虽无意于在书卷中逃避现实人生的琐碎和沉重，也没有追求“立言”以“不朽”的伟大理想，却享受文字世界带给我的那份自足与充实。

我喜欢宁静、心无旁骛的读书的状态，品味文字、玩味史料、沉醉其中。也正因如此，我将自己归入那类很少介入文学批评前沿、深入文学生产第一线的研究者。若果参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批评家”不仅仅是及时跟踪当下文学创作并能迅速做出反应的书评人，还接纳更广泛的文学研究者，那么我非常荣幸能被囊括其中。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曾尝试辨析“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三个概念，同时也指出这三者之间的互相支撑和密不可分。如果具体到文学批评，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总会或多或少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他所信服的文学理论，开展创造性的文学批评工作。换言之，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既能体现出作者的史家眼光，显示出作者的理论素养，同时又不失锐气、才情和锋芒。

在文学批评日益“学院化”的今天，我钦佩那些能对当下文学创作发言的学人，他们不遗余力地做着披沙拣金、海中采珠的工作。这些及时的批评文字或许不能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艰辛的工作积累，当下的新人新作才得以浮现。但我想，一个好的批评家当不仅仅满足于此。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谈作品并非批评的全部，批评家的工作应当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发现、揭示并阐释文本与现实、文本与文学史、文本与读者之间或隐或显的“关系”，同时做出判断和引导。

我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批评的灵性

李凤亮

认识郭冰茹有十几年了吧，从1996年我负笈广东不久。大约是1997年吧，冰茹从北京大学毕业南下中山大学读研，我们便常在黄树森老师组织的各种评论会上见面。黄老师当时是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喜欢跟我们一帮年轻人结忘年交，我们这一拨广东批评界的70后，都喜欢称他“黄老板”。不过直到2001年我从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去中山大学，跟程文超教授做了中文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个进站的博士后，才因为“同门”的原因，跟冰茹等师弟师妹们时常相聚，更加熟络起来。看着冰茹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在学术上也一步步成熟，有一种由衷的高兴。在广州时，几家小孩节假日时会在一块玩玩，我至今保留着一张一帮妈妈把我出生几个月儿子逗乐又逗哭的照片，很有意思。

冰茹爽直。

这大概跟她出生成长在新疆有关。跟冰茹在一起，不论吃饭聊天，还是讨论文学圈内的事，你不用太多遮掩、斟酌辞言。异性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是很开心的事。人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对有些人，你会有一种油然的信任。其实，识别人性中不良的成分，往往需要时间；而看出其中善良的成分，可能只要两三分钟。冰茹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后者，爽快直率，快人快语，有点像哥们儿，让你交流起来不存戒心。

有一件事让我充分体会到冰茹的这种爽直个性。2004年春，我要从中山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了，报告会需要找一位答辩秘书，我想都没想，就把电话打给了郭冰茹。打完电话觉得有点唐突，不是别的，是因为她当时已身怀六甲，就要当妈了。可电话里冰茹一口应承下来，没有半点推托的意思。答辩那天上午，她就那样挪着笨重的身躯走来走去，搞得我一会儿陈述，一会儿还担心她别摔倒啥的。那天中午，我很认真地敬了冰茹一杯酒，为她的爽直，为她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这事今天回想起来，感动依旧，温暖如初。

冰茹敏锐。

我讲的是她在学术研究上的触角。过去朋友相聚时，大家常称郭冰茹“才女”。刚开始我以为是俗常的逗美女开心的褒词，及至跟郭冰茹聊得多了，再读过她一些东西，觉得此言不虚。冰茹将她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斯坦福大学积淀下来的现当代文学素养，与可贵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用问题照亮材料，以思想观照历史，出手的东西自然新劲十足。这十几年来，她将阅读和研究的兴趣锁定在20世纪小说史和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突破传统现代文学研究就文学论文学、从史料到史料的学术路径，而是将文学、历史、社会、思想等有趣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跨学科的现代文学研究新路。坦率地讲，这条研究路向并不新鲜。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大多数人，很早就在做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即使是奉古典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圭臬的夏志清教授，其研究中结合政治、历史、文化谈文学的倾向也很明显。当然，在美国，“东亚研究”（EastAsiaStudies）与“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研究的综合性，使得不同知识、学科、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相遇，学者们意欲解决的，常常是文学材料背后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或文化问题。这跟美国学术界有关东亚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科系架构有关系，也跟其“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不同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研究”（Sinology）取向不同，更偏重于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有关。冰茹显然深受这种研究范式的影响，她打磨多年的代表作《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与其说是一种小说史研究，不如讲是在借小说史而回溯文化史，呈现中国现代风潮中由文学女性、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形象所勾勒出的思想脉络。从五四“新女性”的出场到革命战争年代“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性别跨界，再到“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宰制下的性别隐退、“思想解放”语境中的性别重构，她处理了一个极大的政治、历史、思想和文化跨度，但脚跟仍深扎在无限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可能是自身为女性的原因吧，冰茹这种长跨度的解读，仔细、绵密，极富体温。郭冰茹曾受邀翻译过刘剑梅女士的《革命加恋爱——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我相信，这本书给她的影响和启发，不只是知识和问题的，更是思想和方法的。摒弃传统的单一学科视角，把学术做成问题，把问题做活而不是做死，这一点在她近期的写作中屡有呈现。如果我没有说错，程文超教授在世时对思想史的关注，所汲取的西学营养，已经给予冰茹不小的影响。从她近年来的著述，说她得到了文超先生的真传，我想是不为过的。

冰茹灵动。

文学有灵性。研究文学，也需要一种灵性。历史上曾出现的伤害文学的一些文字，除了思想立场上的褊狭与顽执，说话方式上的生硬与僵化，也或与对文学的灵性体悟不够有关。有时候，我十分憧憬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世界，以及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不为别的，只为了那个时候“文人”们对于文字的敬畏，对于文学灵性的无限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时期与其说是文学星空繁茂，不如讲是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充满了灵性。这份灵性，来自大地，来自生命，来自生活，来自内心。毋庸讳言，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写文学的多了，研究文学的也不少，每年培养的博士很多，找工作有时都成问题。我们从文学界看到很多成果，却仍然存有遗憾。我的遗憾正与灵性有关。参与过不少博士硕士论文的开题或答辩，坦率地讲，很多论文与文学相距遥远，看不到一丝灵性。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框定文学研究的视野，以形形色色的政治性、哲学性、历史性取代“文学性”，这样的文学研究怎么会有前途？我们需要的，是文学与相关领域的“相遇”，而不是“替代”。文学和文学研究要解决的，是美，是心灵，是深层次的精神关怀。

文学的灵性，有时甚至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更多显示为一种内在的禀赋。冰茹属于这种有灵性的研究者。她的批评文字，生动、细腻，近文悦人，见心见性，读了让你有一种美的愉悦感。当然，她的这种文学灵性，并不只是文字性的，呈现于字句；更是思想性的，内蕴于行间，因而这种灵性更显得深挚，也更容易持久存续。我个人认为，有灵性的批评，赋予对象和历史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深邃的体察”，便为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极好的起点。所以，在批评的感性、理性、知性之外，我更喜欢批评的灵性。有了这种灵性，也就为未来更为阔大的学术格局开启了可行的路径，郭冰茹年轻而有成就，还有国际视野，这种气象是可以期待的。

几年前，我也曾做过《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在扉页的“我的批评观”中，我曾这样写道：“或许有人说：研究，以学理胜；批评，以才情长。其实，学理与才情，并非楚河汉界，就像研究与批评，何尝泾渭分明？维系其间的，似乎只有一条，就是‘问题意识’。我亲耳听到过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刘禾那句话：什么是理论？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是灵性的映现。一个有灵性的人，会在常识中发现遮蔽，于简单中追问复杂。这是我当时的感想，也恰可印证冰茹这样的年轻批评家所走的新型批评道路。我深深地祝福他们。

（李凤亮，深圳大学）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